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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发烧后近乎瘫痪的母亲，张利（右一）一个人孤立无援，很难把她送去检查  （黄宇 摄）

 

记者/王海燕（发自武汉）

400米的距离

那是一次过分忙乱的入院，我跟同事本来是去采访的。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街道的居民张利，她母亲已经发烧近10天，尚未入院。采访到一半，张利突然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电话，让她尽快给老人收拾好，送到楼下，有车接，即将入院。张利顿时慌了，她不知道怎么把老人送下楼。

求医路上，大多数人都是被检测名额和床位难住的，但张利不是，她是被母亲的体重难住的。老人92岁了，2月6日发烧，一开始37摄氏度多，连续三天，傍晚开始，晨间退烧，伴有轻微咳嗽，随后转为全天持续高烧，超过38摄氏度。张利心里其实比较肯定，“就是那个病”。她的丈夫陈全安2月3日就确诊了新冠肺炎，生活在同一套房子里的母亲，算密切接触者。

张利早就想把母亲送去做个检查，好进入送医流程。户口上，张利和母亲都是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街道辖区的居民，可以在武汉市第九医院（以下简称“九医院”）做检查，1月22日起，这里就成为新冠肺炎收治定点医院。张利家离医院很近，出小区，左拐，经过一个红绿灯路口就到了，全程约400米。

如果在平时，用轮椅推着母亲，张利不到10分钟就能走完这段路。但现在，老人的双腿像瘫痪了一般，并且老人身高不足1米6，重量超过70公斤。张利自己已经65岁了，头发花白，身材纤瘦。她一个人，无论如何是无法把老人挪到轮椅上，再送到医院完成检查的。平时，老人无论吃药、喝牛奶，她都只能面对面，双手怀抱着母亲，一点一点艰难地拽，才能让她呈现坐的姿势。每次抱着母亲时，张利瘦小的身体，几乎都会淹没在老人宽阔的身躯里。

张利早就打过120，但120也只能送到医院门口，剩下的流程还得靠她自己。说起来，只要有个人搭把手，检查说不定早就完成了，但就是没有这个人。张利平时跟母亲两个人生活，丈夫过年才回家，已经病了，她朋友很多，天天有人打电话来慰问，但这个病特殊，她没法开口请人帮忙。母亲还有三个子女，分别住在汉阳和青山，也有人提出过，跟她一起照顾老人，但张利拒绝了，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她不忍心，也相信自己能搞定。

轮椅的脚踏板坏了一个，老人的脚抬不起来，必须有个人提着，才能顺利推动轮椅，就是这样的微小细节，在过去将近9天里，难倒了平时爽朗利落的张利 （黄宇 摄）

 

她转而向社区求助，但社区的主要任务是摸排和送走确诊和疑似病人，老太太的情况，他们抽不出人手。张利能想到的办法还有给街道办、青山区的卫生部门打电话，甚至市长热线也打了，绕一大圈，她家的情况太特殊了，很难解决。

中途也有政府部门打电话过来，让张利把母亲带到楼下，就可以上车。张利很无奈，“要能下楼，我自己早送去了”。2月14日一早，社区打电话来，说雷神山空出了床位，可以安置老人。交接到一半，对方才发现，老人无法自理，又拒绝了。张利提出自己可以陪同前往，但对方说没有先例，无法安排，机会就此溜走。

所以2月15日上午接到电话时，张利几乎是哆嗦着，一路小跑去帮母亲换衣服，口里呐呐说着“终于熬到这一天了”。对方很急，有赶时间的意思，我跟摄影记者帮着她，手忙脚乱给老人穿戴好，推到单元楼下，却没有发现任何车辆。当天的武汉，风大雪大，单元门又坏了，关不住，老人在寒风里熬不住，连声呻吟。

随后，来来往往的电话打了半天，社区工作人员才告知，通知错了，真正的患者已经接走。我们只好把老人再次推回房间。回到家里，张利急得茫然无措，又开始来来回回打电话，都是这几天已经打了千八百遍的社区书记和工作人员，总算得到一个尽快安排的承诺。

中午大家都没吃饭，等到下午3点多，社区的电话再次来了，确定有车可以送走老人，送到九医院。对张利来说，这算是一个额外的好消息，九医院近，她就能在家和医院之间往返照料老人了。这次我们吸取教训，车到了楼下，才把老人送下去，是平时政府部门执法的面包车，只能开一扇门，没有担架。一行人几乎是连拖带拽，把老人揉布条一样揉进了车里。

社区工作人员并不跟车，只告知了一个对接人的名字。到了九医院，对接人才知道，老人并没有任何检测结果，只好现场开单子，让张利送老人去查血，做肺部CT。最后，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当天晚上7点多，老人确诊新冠肺炎，最终在九医院完成住院。

医院果然人手紧张，当天夜班，两名护士需要管理50张床位，张利必须随时到医院看护，但她说“好歹入院了”。

2月上旬的汉口菜市场街景（蔡小川 摄）

 

到底在哪里感染的？

张利的丈夫陈全安在2月12日就入院了，这样一来，这一家三口，上报的两个患者都解决了。但张利知道，自己也很危险，陈全安是1月27日傍晚开始发烧的，最初也是间歇性低烧，随后转为持续高烧。2月3日，张利陪着丈夫在九医院做了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丈夫的结果为阳性，很快发展到呼吸困难、饮食难进。所以，母亲生病后，张利一直在照顾两个病人。

2月5日，她自己也做过一次肺部CT，当时双肺正常，没有病变。但2月13日，她再去做肺部CT时，结果显示“右肺下叶感染，建议进一步检查”。张利没把这个结果报告给社区，她怕社区先把她送去隔离了，那她的母亲会生活无着。

张利一直搞不清楚，自己一家是怎么感染上的。确诊的陈全安平时并不在武汉生活，而是在南京帮女儿陈霜霜看孩子。陈全安每年都回武汉过年，今年是1月15日回来的，回来后跟张利和岳母住在一起。

在亲朋好友里，最先生病的是张利的妹妹。时间起码在农历小年，也就是1月18日前。因为张利本来跟她约好了，小年一起吃饭，但到了那天才知道她已经发烧住院了。按时间推算，当时武汉的各大医院已经出现了大量“原因不明的肺炎”，但张利每天跟母亲在家，足不出户，对这一情况毫无知觉。

听说妹妹病得不轻，还请了护工照料，张利跟陈全安一起，去医院送过几次饭，都是送到电梯口，护工下来拿的。张利记得，护工并没有戴口罩。张利妹妹的女儿在另一家医院当护士，曾去陪护过母亲，后来也发烧病倒了。但当时，没有任何人说起两个人的发烧有何异常。

在新冠肺炎变得人人皆知后，张利更不愿意谈论妹妹的病情了，她一直都没有问过妹妹，是否确诊了新冠肺炎，又是如何生病的。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这至关重要，但她怕妹妹以为自己有怪罪之心。她自己也有强烈的病耻感，每当亲戚朋友打电话来，她总说“一切都好”，直到有一个同事问她，全城都隔离在家不出门了，她每天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有2万多步。她不好意思撒谎，才说起家里有两个病人，为了照顾他们，她一整天都在房子里来回走动。

陈全安最早去医院是1月27日，不是因为发烧，而是有点咳嗽，且带血丝。张利倒不觉得是大事，因为陈全安有支气管炎，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两人还是觉得，去医院看看比较放心。两人去的是东方雅园附近的普仁医院，也是一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在普仁医院，陈全安拍了胸片，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医生给他开了点云南白药，就让他回家了。

回家当晚，7点左右，陈全安开始发烧，张利陪着他，立刻又去了一趟普仁医院。这一次，陈全安没能在普仁医院看病，从归属地来说，作为发热病人，陈全安只能去1.3公里以外的九医院。张利记得，当时已经很晚了，没有公交，也没有出租，两人本来准备走过去，路上遇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好心，答应把两人带到九医院。

随后，张利跟丈夫一直在九医院待到凌晨1点，才就近回到43街坊的房子休息。到九医院时，陈全安已经浑身酸软了，只能找个地方坐着休息，张利则站着帮他排队。张利记得，当时的九医院，大家都在走廊里挤挤挨挨，简直人山人海。她心里怕得发抖，心想“我这没病的人都要被传染了”。但即便这样，她还是决定排下去，“毕竟家要维持，老伴老伴，病了才需要人的，不病要什么人呢？”。这是她的感情和就医观念。

封城后，武钢二院附近街道上玩耍的孩子（蔡小川 摄）

 

实际上，在九医院，陈全安既没有拍片，也没有做核酸检测，只是拿了点药。第二天，张利跟陈全安一起，回到了东方雅园的母亲家里，母亲家只有两间卧室，张利继续跟陈全安住一间卧室，没有隔离。

从九医院回去后，陈全安始终无法退烧，饭量也越来越小。张利开始真正着急了，2月2日，她带丈夫去了武钢总医院拍胸部CT，同样是一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这次的结果显示，双肺都已经感染了。但因为归属地原因，两人只能再次回到九医院治疗。于是，张利决定跟丈夫在43街访住下来，方便到九医院看病。

张利一开始也不知道流程这么复杂，甚至不知道武汉已经开始实行分级诊疗，需要严格按照社区上报名额，对患者进行排位。1月27日，丈夫发烧后，张利给在医院的侄女打了两个电话，侄女提醒她，赶紧向社区报备，张利才和社区联系上。但社区当时并没有给出任何反馈，只是说记录了，会反映情况。当时的政策意见，提倡轻症患者居家隔离。

陈全安的确居家隔离了几天，但2月2日过后，张利还是决定，尽量寻求医疗救治，方法就是带着丈夫去九医院打针输液。2月3日起，每天凌晨4点，她就和丈夫一起去九医院打针输液，医院里依然是挤挤挨挨的人群。

张利想给丈夫找到一张床位，但当时经过社区，需要核酸检测确诊报告才能上报，而核酸检测名额，张利不知道哪里能拿到。直到2月5日，早上她在医院看到一条走廊里排着长长的队伍，过去一问，才知道是在排队做核酸检测。张利赶紧也排进队伍中，终于为丈夫争取到了一个核酸检测的名额。

做完检测后，2月7日，青山区疾控中心给张利打来电话，告知陈全安的检测结果为阳性，需要赶紧住院。张利立刻通知了社区，社区的回复依然是等待，没有床位。她远在南京的女儿陈霜霜决定网络求助。2月8日晚上11点多，陈霜霜发出了第一条求助微博，这条微博后来被转发了100多次。陈霜霜还在各个志愿者渠道填写了父亲的情况。

张利明显感觉到，有了女儿的网络求助后，接到的电话多了起来，有志愿者的，也有政府工作人员。最终，2月12日中午，陈全安被安排进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为了减少出门的次数，武汉市民在超市一次性大量采购生活必需品

 

就医与信息环境

丈夫入院前，张利感觉自己被压得死死的，一头是老伴，一头是老妈。丈夫入院后，她才真正把全部精力放到母亲身上，那时候母亲张月荣已经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了，饭量降低到每日一盒牛奶，还要分两次吃。等于一番折腾下来，两个人都生生拖成了重症。

张月荣是2月4日被张利接到43街坊的，老人当时不愿意过来，被张利凶了一顿。如此高龄的老人，和患者同处一室，感染风险非常大。但她实在没办法了，全城公交停止后，张利无法在两个小区之间来回奔波，何况，她也害怕传染给别人，因为她听人说，病毒会飞。虽然接近“病毒会飞”这个概念的，只有气溶胶传播，而含活性病毒的气溶胶形成条件相当苛刻。

母亲生病后，张利一直很后悔，因为陈全安回到武汉后，1月19日，她把女儿陈霜霜也叫回了武汉。1月20日，钟南山已经在央视接受采访称新冠肺炎出现人传人了，但张利一无所知，还带着7岁的小外孙去了一趟和平公园。

作为年轻人，陈霜霜的信息渠道更畅通一些。回武汉时，她听朋友说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武汉已经有二人去世。陈霜霜只记得她当时觉得是小病，所以跟儿子正常回了武汉。回到武汉后，新闻立即就多了起来，加上亲朋好友的问候电话，陈霜霜隐隐感觉情况复杂，立即通知孩子的爸爸请假，开车来武汉把自己跟儿子接回了南京

陈霜霜说她当时没料到会封城，只是想尽快离开。张利夫妇也催她赶紧走，他们凭本能觉得，要照顾好孩子。陈霜霜提议过，让两个老人也跟着离开，张利拒绝了，一是母亲需要她照顾，二是她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她倒是想催陈全安跟着女儿一起走，但陈全安原本买了2月9日的票，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留在武汉。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走一留，可能就是生死之别。

实际上，小年前后，张月荣也没在青山，而是在汉阳，跟张利的大哥在一起。但正月初二，也就是1月25日，就在陈全安发烧前两天，老人非要回到青山，跟张利住在一起。当时武汉的市内交通已经被叫停，一家人想了很多办法，才找了辆出租，把老人送回来。

这件事张利也后悔不迭，她总是想“老人留在汉阳，什么事都没有”。但她也知道，这很难，张月荣性格强，从年轻时就当家做主，很少有人拗得过她。老人每天雷打不动看新闻联播，看完才睡觉，所以当时也知道一些疫情的信息了。但她耳朵不好，了解得不真切。知道陈全安生病后，老人还开玩笑：“年轻人，怎么病了？这点病算啥？”68岁的女婿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但在她眼里还是年轻人。

对付疫病，老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她跟张利说，多吃点豆腐，旧社会就是这样对付疫病的。张利叫她戴口罩，她几乎没怎么听。当然，实际上，张利也没什么口罩。直到封城后，她才后知后觉去药店排队，第一天什么也没买到，第二天买到一点一次性医用护理口罩，还舍不得用，平时在家照顾患者，用的都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纯纱布口罩。

如今回想起来，张利记得，当时去医院给发烧的妹妹送饭时，的确有很少一部分人是戴了口罩的，她觉得很懊丧，“我有点老了，糊涂了”。陈霜霜知道，其实封城以后，老两口还去超市的密集人流里采购过年货。

根据张利同小区的业主程浩然观察，老人的确是小区里最晚戴上口罩的，虽然他自己也没有早早戴上口罩。程浩然是做健康管理类工作的，早在2019年12月份就注意到了政府确认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当时他看到有人分析，说类似“非典”，但他觉得证据存疑，没有太当真，但始终关注。

1月20日，他在网上看到流传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一个PDF的手册，看起来挺规范，可信度高，里面提到可以用75%的酒精消毒。程浩然立即就去买了，500毫升，5元，很轻松就买到了。后来，他把这些酒精分装在小容量喷雾瓶中，随身携带，随时进行消毒。当时的诊疗方案中还没有提到口罩，所以程浩然并没有立即购买口罩。而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在普通环境中，普通人要预防感染，手卫生的重要性甚至比口罩更加重要。

张利显然没有渠道接收这样的信息，等到她想起购买酒精时，药店早就库存告急，她只购买到了小小的一瓶，50毫升，只有给两个患者量完体温后，给体温计消毒时，她才舍得用一点。陈霜霜后来在网上给她购买了紫外线消毒灯，电子测温枪和口罩，但因为快递滞后，张利2月12日才收到。

程浩然觉得，对信息的捕捉滞后不能怪老人。封城后很长一段时间，小区里既没有进行疫情的喇叭播放，也鲜少有告示张贴，他自己也是在家里闷了10多天后才发现，自己对武汉的整体情况，比对自己小区的情况了解得还要清楚一些。于是，他建立了自己小区的业主微信群，建群是2月4日，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社区书记才在居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每天发布疫情公告、管制信息、消毒记录、蔬菜团购等信息。

建群后程浩然才渐渐搞明白，小区疫情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床位问题，床位不解决，排查的四类人员送不走，社区又无法安排人解决生活问题，传染源只能四处流动。床位问题，由区指挥部统一安排，我们送张利母亲到九医院后，社区工作人员嘱咐我们报给对接人的，正是青山区区长的名字。二是四类人员隔离后，只要认真消毒过哪怕一次，隐患就能解决一部分，否则社区的工作重心，永远都在排查和送医。

所以在群里，程浩然和一些业主也会积极打听，哪里的医院又有床位了，哪里的方舱医院又有进展了，哪里又开辟了隔离点，督促社区书记放下其他工作，尽量去争取床位。他还会跟一些商户谈条件，让他们为特殊家庭送货到门口。

但这些复杂的网络信息，都很难进入老人的世界。张利说，如果不是女儿告诉她，她不会知道小区还有个微信群。除了坐在家里打电话，等电话，她完全不知道这个防疫体系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也没有人主动来告知她。

2月上旬，汉口菜市场的小吃摊（蔡小川 摄）

 

生命观念

张利照顾母亲已经10多年了，她平时生活特别简单，早上七八点钟起床，给老人做早饭，给自己做早饭，然后出门买点菜，回来在阳台上运动一会儿。她母亲每晚7点40左右睡觉，睡觉后她会出门健走一会儿，除此之外，她几乎足不出户，因为怕老人在家里摔跤。

张利的父母不是老湖北人，上世纪50年代，她父亲从东北来到武汉援建武钢，此后在武汉青山区扎下根来。张利退休前是纺织工人，年轻时总在外出差，最远去过俄罗斯。2005年，她父亲中风10多年后，突然发烧住院，张利觉得自己很少在床前侍奉，心中不安，干脆辞了职，回家照顾父亲。

她记得，当时父亲在医院躺了1个多月后，自己要求回家，医生暗示她，可以让老人回去了。父亲是在张利面前咽气的，但她心里早就释然了，因为起码做了最大努力挽留老人。父亲去世前，特意交代她母亲，就跟着张利一起生活。张利猜，父亲这样嘱咐，是因为陈全安脾气好，细心，有事都听她的。

此后的10多年，母亲果然哪儿都不去，就跟张利一起生活。正是这个原因，女儿有了孩子后，张利让老伴过去帮忙了，自己留在武汉。母亲以前身体好，没生过什么大病，张利倒没觉得是重担。但两个人的生活，确实太安静了。老太太年纪还没这么大时，张利还带着她出门去旅游，庐山、广州，转了一大圈，但现在，老人连家门都不愿出了。除了晚上睡觉，上午和下午还要睡两次，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那时候，张利只能一个人在电脑上看看股票、看看电视剧。

所以她特别怀念以前住在青山区红钢城的日子，那是武钢的宿舍区，一栋楼都是熟人，左邻右舍，夏天都在门口，坐在小板凳上聊天。过年也是张利盼着的日子，从大年三十开始，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加上张利家，四个大家庭会轮流去各家做客，热闹非凡。因为喜欢张利家的“年味”，她女婿每年都到武汉过年。这一次，张利也采购了很多东西，一个大冰箱装得满满的，后来意外成了隔离时期的充足补给。

发烧后，母亲常常跟张利念叨，想要回到东方雅园。张利知道，她不想在女儿家过世。但张利根本无法把她挪回去，再说，她也不忍心。有好朋友给她发短信，对她说：“小张，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保重自己。”

理智上，她也知道最终结局差不多会是这样，但她真正无法接受的是，老人没经过一点抢救就走了。她已经很多天晚上无法睡着了，老人时不时浑身酸痛，会忍不住呻吟出来，只要有一点动静，她就立马起身，去给老人喂一点水。老人有时自己会说：“我不吃饭了，我想死。”那种咕咕唧唧的呢喃声音，只有张利听得懂，但听完张利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老人是其他意外，她还能找到帮手。

父亲入院后，陈霜霜又开始在网上给姥姥发求助信息。她心里有私心，希望妈妈尽快和姥姥隔离，休息一下。姥姥会被送到哪个医院，是否有护工，能救治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她都考虑不了。她心里怕，直到2月15日，爸爸陈全安依旧喘得厉害，妈妈再出个三长两短，她实在受不了。

好在2月13日做完CT后，张利其实还去做了一个核酸检测，但至今没有得到青山区疾控中心的通知。他们听说，一般阳性才会早早通知，很久不通知的，都是阴性。张利在心里安慰自己：“没事，没事，我还一点症状都没有。”

2月15日把老人送到医院去那天，武汉的大雪一整天都没停，转运查血和拍肺部CT的时候，没人能空出手来撑伞，硕大的雪片落在老人脸上时，她的眼睑会微微动一动，但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见，又能不能理解眼前的一切。那天晚上，所有手续都办好后，护士突然跟张利说，她必须在医院24小时陪护，一整天没吃饭的张利“哇”就哭出来了。

最终，她跟护士商量，每天饭点到医院给老人收拾吃喝拉撒。护士希望她明白，老人状态不好，如果出现意外，他们无法负责。张利说，她明白。

后来，她对我说，她知道那天的一切，都是在让老人受罪，但她必须得做点什么，否则她无法心安。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想起，在等待老人肺部CT结果时，张利做过一个危险动作。当时，老人躺在阴冷的医院大厅里，一直呻吟不止，张利俯下身去，很近很近地靠着母亲的脸，说：“妈妈，别怕，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