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陈村水库下游

 

摄影/蔡小川

库上大雨

穿过村庄的喧嚣，我在安徽泾县县城北部七八公里远的大唐发电集团陈村水力发电厂见到赵元。三层的办公楼空旷，坐落在一个小电站旁边。当地7月19日出梅，大暑节气后的伏天溽热，包裹在晃得厂房发亮，却只像是乌云中射下的阳光里，晴天仍是连绵阴雨的插曲。经历风吹雨淋，斑驳的电站如浑然天成的磐石。电站下，江水几乎涨满堤岸，江窄岸直，十多米宽的水面却显得亲近，像层层摇曳的鱼尾，向南流去。

这与我在电站上游的县城里见到的场景略有不同。从泾县的高铁站往县城的路上，横贯县城的大江奔流，江中被洪水洗过的树木像背过去的头发，江心洲上的木栈道被冲得七零八落。资料显示，今年的7月间，这个皖南小城累计受灾人口8万余人，农作物绝收290余公顷，包括停工的工矿企业、损坏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损失在内，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亿多元。

对于一个年国民生产总值100多亿元的县城而言，这不可谓不多。但我决定拜访赵元的原因，不是经济损失，而是县城里奔流的江水。那是自黄山黟县发源，自南向北，一路绵延297公里，在芜湖市区汇入长江的青弋江，也是长江下游的最大支流。能够“驯服”这条大江的，唯有在县城上游41公里，坐落在黄山北坡半山腰，安徽省内最大的陈村水库。

“陈村水库与黄山南坡的新安江水库毗邻，新安江水库在浙江省内是最大的水库。一座围成太平湖、一座围成千岛湖，几乎承接了所有黄山上的雨水。若陈村水库溃坝，则宣城、芜湖、马鞍山将被淹，会有起码73万人受灾。”赵元告诉我，修建陈村水库前，自黄山倾泻下的山洪曾在《泾县县志》里留下惨痛的印记，康熙年间曾有“水弥月，入城丈余，西城水浸六尺，纪村卫家，楼屋大厅从空浮去，什不存一”的记载。而在1954年的特大洪水中，沿青弋江上游各干支流，先后洪水上涨26次，毁防洪堤24条，死16人。“那时泾县城关的最高水位是34.63米，修了水库后，即使1998年的大洪水，最高水位才34.58米，今年更是只有33.2米。”

作为发电厂的工程主管和泾县本地人，40岁的赵元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他每天都要到小电站报到。那里是他日常的办公地，而电站旁边坡上的一排平房，也是他儿时生活的地方。作为陈村水电站的子弟，他一出生便与水库绑在一起。

陈村水库管理员在水库坝顶查看下游的流水

 

1958年，当时的水电部十四局开始修建陈村水库，历经“三年困难时期”的中断，于1970年完工。因国有单位而生活一体包办，陈村水库和陈村水电厂的二级电站——纪村电站各有一个生活区。能源部门是“金饭碗”，上世纪90年代初，家家都安了电话，那些平房里，办公楼、幼儿园、食堂、卫生所、游泳池和大礼堂一应俱全，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社会。直到小学，赵元才坐专门给子弟们开的客车去县城上学，之后又随父母搬进县城里的职工住宅小区。

以前的平房改为鸡舍和生态种植园，那时每到汛期，在睡梦中的赵元就能听到院子里的大喇叭喊人防洪，大人们背着200斤的沙袋，冲向堤岸，垒沙袋，封堵排水沟，防止江水漫堤。而第二天他就会拿一个木板到岸边抄起七八十斤被水浪冲晕的水库鱼。受儿时生活环境的熏陶，赵元选择了与电力相关的专业，为回到陈村水库，又转学土木工程。如今在电站旁边轮流、彻夜驻守的人变成了他自己。他刚参加工作时，恰逢体制改革，水库划归国有的电力公司，体制内的编制不再有，老水电站的发电效益不高。人少了大半，工作仍差不多。雨季时站在江边，依旧是监控瞬息万变的降水和水位，只不过工程机械“鸟枪换炮”，他们有挖掘机，沙袋也变成了一个肩膀就能扛起的长条状。

赵元一头短发，块头结实，平时坐办公室，桌上堆着水库的图纸，走起路来仍有当年身处一线，问题一来，说走就走的精干。他指引我看水电站下的河道在月初受损的痕迹，窗外的江边，有他和同事垒的沙袋。而水位高时，江水上涨4米，没过堤岸，岸边的亭子上仍挂着污泥。虽梅雨季已过，但每天上午仍要光顾的大雨，令赵元不能彻底放松，总要偶尔看看窗外。但像整体泾县的地形特点一样，山区北高南低的地势上，只要出半天的太阳，雨水就能迅速流走，再也不必担心上游澎湃的来水。

平静源于距离水电站50公里外，海拔落差70余米的上游，山一样的陈村水库仿佛已陷入辛苦劳作后疲惫的沉默中。陈村水库最初因发电而建，拱形的坝体环抱下游，坝体上毛泽东的题字“备战、备粮、为人民”像是对下游的宣誓。坝底是四台发电机，上游水自发电引水管流下，水流冲击水轮机叶片带动发电机转子转动。而在坝的中间和两侧有泄洪口，泄洪闸门由卷扬机带动，橙黄的吊机如支起的臂膀，如今死死将闸门关闭。于是，自70多米高的坝顶望下去，坝下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只有发电机下的潺潺流水，百余米宽的江面上，青弋江没有汹汹的水势，坝上的太平湖更是水平如镜。唯有湖边被淹没的道路，暗示着目前的水位仍超过117米的汛限水位。

太平湖上小船蓄势待发

 

双重压力

只有依靠赵元的描述，才能解答我的疑惑——究竟是怎样的雨量，使得库容量近27亿立方米，具备把前一年的雨水全盛下来，留到第二年再放水这种能力的水库，仍然阻拦不住大水在县城的肆虐。

“每年5月1日至8月31日是汛期，6月中旬至7月中旬是梅雨季。而今年6月有27天在下雨，6月10日入梅，比往年早了近一周。”赵元已经工作17年，在他的印象里，如此漫长而暴烈的大雨，实属罕见，入汛以来出现五轮强降雨，县里平均降雨量超过历史平均降雨量五成，最大雨量达到600多毫米，与泼水无异。

赵元记得，雨量最集中的时刻则是在7月2日之后的一周，平均降雨量300多毫米，雨量站点超过50毫米，有14个气象站超过500毫米，而当地往年一年的降雨量也只是在1500到2000毫米之间。“7月总降水量在20日的时候，已经排进历史前三，等到月末，必是历史之最。雨势最猛时，6月底陈村水库内的水位高度是115米，到7月2日就上涨了2米。”

水库中水位的分毫升降，叠加28万平方公里的库区面积，都无法小觑。7月2日陈村水库超过汛限水位，开闸放水；7月6日泄洪口的闸门开到最大，算上四台发电机组的出水量，每秒3000立方米的流水奔向下游，相当于一个人每秒要面对一面3000平方米的水墙。赵元给我看当时水库泄洪的视频，水游从泄洪道的反射段抛物线状抛出，顷刻间沸腾。“水库内的来水量则是每秒6000立方米，如果没有陈村水库拦下11亿立方米的来水，芜湖市的水位就要上涨3米多，芜湖市将被完全泡在水里。”

而赵元告诉我，在汛期，陈村水库的泄洪命令由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直接发出。7月5日长江1号洪峰过境芜湖后，芜湖市的水位压力尚可承受。虽然陈村水库的坝体可抵御五千年一遇的洪水，可是太平湖上游便是黄山市，正常放水若无法降低水位，水库超过海拔119米后，黄山市就有被淹的风险。7月6日加大放水是两相权衡的结果，当日晚8点，放水前两个半小时，安徽省水利厅同时向陈村水库所在的公司和宣城、芜湖等市县发布加大泄洪的通知，泾县自然也在被告知之列。

可是，当黄山上游的水向陈村水库汇集，高悬在县城“头顶”时，泾县全县的76座小型水库，同样暴雨如注。虽然相比陈村水库，总库容数十万，乃至百万立方米，至多可以灌溉千亩农田的小型水库，就像一座游泳池里的一杯水，但这些小水库分别汇聚各个山头的雨水，是青弋江小小的支脉，坝中升高的水位，也成为悬在坝下村民和县政府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昌桥水文站王海林站长

 

我来到泾县水务局，寻访县里如何面对大小水库的双重压力。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泾县水务局防办主任雷王荣办公室里的一双雨鞋和一双潮湿的运动鞋。

“今年1月，国家防总曾下达通知，预计今年汛期雨量较往年大。1月到3月的桃花汛确实比往年多。3月疫情一过，县水务局便制定每个乡镇的预案，提前巡查低洼地区，暂停工矿企业。遇到险情，除了事前预警，就是事后的抢险、巡查。汛期以来，已不知跑了多少趟。”雷王荣告诉我，7月的洪涝损失，只有一处因地处青弋江的转弯处，奔流的洪水冲毁了堤岸。大部分原因则是局地的山洪和内涝，与小水库关系更为密切。7月6日陈村水库全力泄洪的同时，泾县防汛进入一级响应。之后一周，他和同事们几乎没有回过家，不是透过水库边的摄像头监测实时水位，就是到水库坝上巡查。

雷王荣早已适应类似的工作节奏，“汛期期间没办法”是他们的口头禅，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便与小水库联系在一起。被动的预警和抢险始终是县里应对陈村水库泄洪时的方法，而面对小水库，县里可以调控，而一切调控都建立在密切的监控之上。

在水务局的印象里，只有1998年的大洪水可以与今年相提并论，都是入梅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又有长达一星期的集中暴雨。雷王荣记得，那时没有手机、更没有可以实时汇报水情的微信群，上传下达只能靠乡镇政府的电话。雨情一来，当时20多个乡镇的电话挤作一团，而泾县最偏远的水库距离水务站近80公里，曾经一天只有一班车，无法当天往返，一去便是一天。

近30年间，他与乡镇的水利员、水库管理员结成绵密的网。我顺着他这一头，由昌桥乡水文站站长王海林指引，扎入乡村最细密的肌理之中，来到县城北面的黄道冲水库。

黄道冲水库巡查负责人卫小毛

 

调控小水库

黄道冲村距离国道不到3公里，开车到县城的中心，也不超过20分钟。“冲”在当地指的是“两山之间的洼地”，既是农田开垦的所在，也是修建水库的天然场所，毕竟水库的本质，就是洼地间拦起的坝。围绕一个能灌溉千亩农田的水库，村里以种水稻为主，比不上当地山上的村落产茶，也没有毗邻县城，是皖南地区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水乡。

58岁的王海林负责乡里12个水库，黄道冲水库离乡政府最近，将近2公里，最远的则在20公里开外，汛期期间，12个水库每个月至少要巡查两遍。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在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水库转，大雨时需要站在水库上确认水位后，立刻踏着泥路，骑车回乡政府向县里报告，如今走在村路上，村民都会停下来向他打招呼。

沿乡政府一路向上，黄道冲水库藏在翠山、沟渠、鱼塘、水田之间，11米高的坝体布满植被，远望如一道绿色的城墙古迹。按照全国的水库分类，蓄水量在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属于小型水库，不具备调蓄洪水的能力，基本用于灌溉，占中国所有水库的九成以上。建于“文革”期间的黄道冲水库总库容114万立方米，水面有200余亩，像一个大湖，因蓄水量在100万立方米以上，属于小一型水库。它已是当地比较大的小水库，泾县近八成的水库只有几十亩，比一个水塘大不了多少。

坝顶可行车，路旁竖着公示牌，赫然写着水库三个责任人的名字和电话，接受监督和追责，其中乡镇行政责任人是镇里的领导，负总责，技术责任人是县里水站的工作人员，而巡查责任人则是本地村民卫小毛。王海林告诉我，卫小毛平时不容易找，他会隐没在稻田里帮其他农户打药、除杂草。但只要是雨天，卫小毛就一定离大坝不远，于是我在晴天寻访赵元，雨天就在大坝上“守株待兔”。水库的两侧是缓坡，一侧与村路相连，路旁高处是房屋，一侧尤为低矮，有一条35米长的泄洪道。

“5月1日汛期到来，县里下达小水库控制水位的命令，要求提前放水，王站长就让我把水放到52。”卫小毛身材矮小，却格外结实，两条手臂如两股大江中拧紧的麻绳，皮肤晒得黝黑，遮住脸上的皱纹，使如雪的双鬓成为唯一暗示他已近古稀的地方。他指向水库里插着的标尺，53、54、55的红色刻度用大字标注得格外醒目，52的刻度如今已埋在水下。那些刻度是水位的海拔高度，54.2是泄洪道的海拔基准线，与大水库的泄洪闸口不同，水漫过小水库的这条线就会自动泄洪。

提前放水是为保证集中降水时，不至于水位增长过快，漫过水库而溃坝。王海林对此非常重视，每个水边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坐标系，标定着他心中大水的标准。他自己的是1983年，“那时水库还是土坝，溢洪道只有目前的一半，高出一米的地方还有一个非常溢洪道。那年7月15日白天，雨下得急，溢洪道被大水冲下一块，坝上巡视的人发现水库有一条垂直的裂缝，赶快报告乡里，解放军赶来炸开一半溢洪道，才让水顺利流下去，所幸村民住在高处，没有伤亡，下游的水齐腰深，桥都被冲断了”。

那一年汛期过后，大坝的溢洪道拓宽到目前的宽度，对溃坝的恐惧却扎根在心里。当地村民记得，次年汛期县里、市里到坝上视察的人，由二三十人增加到100多人。而提前放水是最稳妥的办法，王海林记得，水库用混凝土重新整修以前，大坝都像台阶一样，水库中央防水的涵口每个只有30厘米，放水的流量每秒只有20多立方厘米，每到汛期前，都会比现在起码多放一米的水，“有些水库更是要求完全放干，黄道冲水库在2011年整修完毕，直到2018年泾县所有小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完工，放干水的情况才消失”。

不过因为天旱，卫小毛上一次泄洪的记忆还停留在2016年，今年水势的涨幅却出乎他的意料。每年雨大时，他要住进坝上的监测站里，实时监控，乃至县里、市里、省里的官员都会明里暗里地来巡查。

那是水库旁锁在院子里的一间小屋，屋里摆着一张床、一副桌椅和一套广播系统，水库泄洪时，他要透过麦克风通告全村，同时向乡里、县里每两小时汇报一次水位。7月1日山上山下的大雨让水位涨得特别快，他从家里搬到坝上，在里面住了三天。“半天不到，水位就从52蹿到了54。县里来人拆掉挡在溢洪口的拦鱼网，十几个村民站在溢洪道旁边，叉游出来的鱼。”

难觅守库人

“水库没有翻修以前，要弯腰到水里拔出涵洞的闸门放水，伸进水里拔掉两个，头就得窝进水里了。”卫小毛如今的工作看起来不很困难，新修的闸门由电动的启闭机拉动，他只用按下开关。除了雨最集中的时候，汛期里他需要早晚到水库巡查，观察水位，检查大坝的杂草下有无泉涌、渗漏的情况，最晚到晚上9点下班。9月汛期过去，关闸蓄水，为来年开春的插秧做准备，除非下游的村民找他放水灌溉，他不必每日都到大坝上。

王海林说，水库管理员大多与卫小毛类似——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健康，能在村里待得下去。卫小毛已经干了12年，黄道冲水库作为小一型水库，县里按照标准，支付给他管理水库的工资，一年才1500元。即使在自己种粮食的农村，这样的收入仍不足以生存。那是他平时不能驻守水库的原因，他需要在村里打零工，挣得一年1万元左右的生活费。

有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暴风骤雨下在水库上来来回回巡视，却领着非常低的工资？这些现实牵动着管控小水库的神经末梢。

我在村里转，卫小毛的家离大坝100多米，是藏在一条小巷后面的四间平房，2010年危房改造时翻修过。相比村路旁随处可见的二层小楼，显得有些寒酸。在近500人的自然村里，常住村里的人不到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年过60，被招工单位放弃的老人，他们有些在地里干活，有些则坐在门口晒太阳。他们的子女大多在上海、浙江打工，做着与父辈类似的木瓦匠或服务员的营生。老人一个月的养老金只有七八百块钱，子女尚可接济。近两年来，老人们大多已种不动地，纷纷用每亩300元的价格把水库下的土地承包给村里的大种植户，用拖拉机耕种。

作为管理员在水库上跑上跑下，也并不比种地轻松。

卫小毛的地在高坡上，自家种、自家吃。卫小毛的子女则与他住在一起。女儿、女婿做木匠，从镇上接活，儿子此前到外地做生意，遇上台风，售卖的空调被水泡，不得已破产，如今在周边开“滴滴”出租车。

卫小毛告诉我，“只要能干得动，有活就干”是他最直接的想法。他唯一出外打工的经历，因在上海住不惯，持续了15天便终止了。看水库前，他在村里做了20年的护林员，只有中午能回家抽空种种地，一个月的工资才80元。而作为修建水库时挑过土，见过水库上游的村庄被淹没的人，他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看水库的人是常年住在坝上的。那时也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可以养鸡、养鸭，还承包旁边山上的毛竹。

谈起过去的看护人和村庄的关系，卫小毛面露羡慕。水库一直归县里所有，由乡里代管，改革开放之前，公社分配人员负责看护，是任务。而八九十年代时，水库和村民的关系也近，很多安排都有村里的人情在。他记得，那时看护水库的人是上岁数的老支书，看管的劳务从水库承包费里出，一年大约二三百元，而承包水库的人则轮流由修水库时田被淹了的人家自愿来做，当作一种补偿，收了的鱼，除了自己卖钱，交承包费，也会给其他被淹的农户。直到2000年，乡里把水库收回去，招租承包，水库除了灌溉，与当地村民渐行渐远。

不过，当年水库承包给农户时，没有机制时刻盯着水库上到底有没有人。遇到灌溉需要水库放水，而养鱼人不愿意的争执也如家常便饭。即使承包权收回，卖给外人，村民希望在水库里钓鱼的想法，仍是隐隐的冲突。在等待县里的政策变化之前，黄道冲村里日常的摩擦也只有卫小毛能化解。除了巡查水库，他也是村小组长，性子在村里出了名的直，敢得罪人。久而久之，村民找个施工队装修，都愿意找他牵线搭桥。他也以此为荣，“以前镇上的戏班子来村里表演，每家都要出钱才能看，我就能找到那些不出钱的人，向他们收钱”。

他也尊重看水库的职业。我们提出要给他拍照，他嘴上说着“不用”，脚上踩着蓝拖鞋，却特意穿了一身工作服。但年龄渐长，今年7月初住在监测点，已让他觉得闷热难耐，明年将是他巡查水库的最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