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水隔绝的小龙山社区里，老人们因为没有电视可看而陷入了无聊的日常

 

摄影/蔡小川

“孤岛”生活

在村里见到龙志鹏算是一件运气不错的事。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气阴沉闷热，我跟着小龙山社区副主任章瑛娥走在村里的小路上，想看看水灾过后村里人的生活状态。一路走走问问，拐过一间房子后，正好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自家门口的菜地里干活，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菜地上方的屋檐下抽烟。我心中一喜，在章瑛娥的介绍下赶紧上前搭话，因为这是我两天以来在村里见到的唯一一个同龄人。

来之前，我本不想麻烦章瑛娥，跟她说只要用船把我们载到村里，我们自己在村里转就行了。但她很尽责地拒绝了我们的提法，还是跟着一起上船到了村里。小龙山社区是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其实就是整合了很多小村子的大型行政村，在当地人口中也就是“小龙山村”。它背靠巨石山，北邻菜子湖，从湖边到山脚下不到一公里，40多个村民组就沿东西走向均匀分布于这段湖山之间的狭长土地上，东南方向几十公里外就是长江。7月8日那天，受强降雨影响及长江水位持续高位运行的压力，水位不断上涨的菜子湖水开始漫过湖堤向村里淹来，很快将村内2000多亩稻田与5条干道淹没，将整个村子拦腰切成了两段。

因为绝大多数村民并不居住在低洼的圩区，大多数人住在地势较高的小山丘上，所以小龙山社区没有进行整体转移，只转移了那些房子地势低被水淹了的村民。然而出村道路被水淹没，还是让大水东边14个村民组的494位村民成为了生活在一座“孤岛”上的人。村里虽然在水淹过来之后紧急沿着山脚辟出了一条山路，但因为地上都是没有清理干净的树根、石块，连电瓶车都无法行驶，走一次要一个多小时，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几乎没有可行性，于是坐船成为了最可靠的交通方式。

抗洪结束后的民工队在回家的船上。汛情暴发后，很多社会力量都自发参与到救灾中

 

章瑛娥带着我在那艘最多可以搭八九个人的电动小木船上坐了半个小时抵达了对岸，沿途看过去是只露出水面一米来高的电线杆和只剩上半截的宣传板，船工大叔时不时提醒我们低头避过头顶上掠过去的电线，旁边零星还有几栋被淹到二楼的房子。本身就是附近村民的船工大叔告诉我，水面下全部是稻田，其中也包括他家的田。

踏上地面，因为连绵的降雨刚刚停了两天，地上到处都是淤泥。我让章瑛娥在村口休息等我就好，但她显然比我更明白该怎么在村里活动，见我似乎很急切地走在前面，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进入村里腹地后，突然从几户人家的院落里冲出几条狗冲我狂吠，我只好往回退，退到村头的一片开阔地带后，就看见章瑛娥正在和七八位老人家聊天，她们都是女性，不远处还有几位听到了响动也往这边走了过来。

有了章瑛娥的介绍，老人家们帮我喝退了狗，还主动和我讲起了他们这段时间的生活情况。今年70岁刘秀霞一个人生活在村里，两个女儿都嫁到了浙江，儿子在安庆市里做塑料生意。虽然出行的道路断了，但她倒不觉得生活受到了多大影响，需要什么物资时就打电话或通过村民组长告诉社区，社区就安排人采购后用小船运送过来。生病了也如此这般通知社区，然后社区派医生坐船带着药品过来诊治。

与想象中愁云惨淡的气氛不同，村里人对今年的水灾并无太多抱怨之词。除了对大自然束手无策外，相比过去受灾时的情况，今年水灾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不算很大。有老人告诉我，在1983年发大水时，村里还有不少人受灾了只能去外面讨饭吃。最近这段时间，最令老人们烦恼的是从前几天开始，有线电视信号断了，对这些老人来说，看电视就是每天最大的娱乐活动，没了电视以后，又不能出远门，“每天待在家里没事做，日子无聊得要死啊”。

像刘秀霞这样的老年人是现在村里的主力，村里人自己估计平时住在村里的至少八九成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他年轻一些的青壮年们都去外面打工了。章瑛娥告诉我，村里户籍人口有2000多人，但平时常住这里的也就几百人。抽烟时被我撞见的龙志鹏情况特殊，他今年29岁，16岁离开家去市区上高中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年这样在家里待这么多天了，他的同伴们也都在外地上班或者求学。年初受疫情影响，在安庆市里做室内设计工作的他5月初才复工，没想到7月初刚刚休个短假回家，又碰上家这边发大水，出村的路被淹了，他干脆就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因为太过无聊，他这段时间待在家里只能用手机“刷剧”，村里前几年铺设了网络，信号虽然一般般，但也让他在这十几天内看完了将近30部电视剧。

大水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有免费的水产可以吃。去年年初，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其中对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实行10年禁捕政策。但特殊时期没人管这些了，往小龙山去的路上，路边被水淹没的地方隔一段就有村民拿着简单的渔网和水桶在捞鱼，只要不是太危险，章瑛娥这样的政府人员也选择了装没看见，龙志鹏的母亲那天早上刚刚抓了一条鳊鱼和两条黄鳝回来。

安徽枞阳县旁的长河水位已超过城区两米以上，河边防洪墙承受着巨大压力

 

围湖而居

龙志鹏家这次的损失不算大，只是在后山种的五六十棵果树被水淹死了，损失了1000多块钱。20多年前，龙志鹏的父母就开始在菜子湖里捕鱼，政策禁止到湖里捕鱼之后，他们开始搞养殖，前年开始在菜子湖边上承包了一块地，把这块地挖出了3米深，引入了菜子湖的水做水产养殖，水多的时候能有50亩左右。这次水涨上来后很快淹过了他家的鱼塘，自家养的鱼跑出去了一些，但大部分都提前用渔网保住了。

傍晚回程时，小船上除了我们还带上了白天来村里看病的医生和一对祖孙，奶奶要送自己的孙女回安庆市里。小姑娘今年才5岁，听说奶奶家发了大水，特地要回来看看。但大水真实的样貌不是惊险刺激，更多的是日常的无奈。比如家里那天除了没有电视信号也一直没电，因为前一天村里的电线被水冲坏了，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划着小船忙活了半天，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终于修好了。听说奶奶去城里接她时，在那条连电瓶车都走不了的山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村部，小姑娘奶声奶气地说“回去要投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2017年的时候，孙女要上幼儿园需要接送照顾，儿子媳妇都忙于生计，两位老人这才结束了将近40年在外打拼的日子，回到了家乡。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到外面做生意，最远去过山西和东北，一直做的是餐饮生意，卖馄饨和面条之类的，这也是小龙山这边人出去最常做的生意，原因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容易上手”。

村里大部分老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大家的区别只是打工的地区和从事的行业不同，这些年留在村里种地的大部分是大龄老人。在过去长期的岁月中，除了不时而至的水患灾害外，与水而居并不能带给他们富足的生活。老人家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比如在家里种3亩稻田，现在每年租用拖拉机和收割机都是100块钱/亩的价格，这就600块钱成本出去了，再加上种子、化肥农药和其他杂费，一亩地赚不到1000块钱，光靠在家种地连养活自己都费劲，至少也要到附近镇里打打小工。她和老伴两人现在种着家里那点地也不是为了卖钱，都是供给自己吃。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这些年村里的2000多亩地已经被几个种田大户承包完了。

相比这些只种几亩田的老年人，在水灾中损失大的都是那些种田大户。菜子湖是安徽南部横跨安庆铜陵两市、面积仅次于巢湖的大型湖泊，沿着小龙山向东，湖的东南角是它流向长江的出口，湖水从那里通过一条名叫“长河”的支流继续向东南方向流去，最终在下游几十公里处的铜陵市枞阳县流入长江。

种在圩区边的杜鹃花全部泡在了从对面冲过来的水里，灾民们损失惨重

 

在小龙山社区进水一周后的7月16日下午，下游距离其十几公里的长河北侧团结圩溃破，洪水自南向北将圩堤冲出了100多米宽的溃口，淹没了圩内的4000多亩土地，也冲毁了G347国道长河大桥（枞阳县境内）。为此，从枞阳到安庆不得不绕远路而行，路两旁的水面几乎与路面齐平，而那些原本都是农田。当地公路部门正在对冲毁的路段进行抢修，挖掘机与卡车的轰鸣声充斥四周，路两侧还堆着防止洪水淹上路面的沙袋。

王西明是那一带数一数二的种田大户，在附近承包的田有800多亩，仅在团结圩内就有100多亩，同时还有70多亩鱼塘。16日下午3点左右破圩的时候，作为村民组长的他还在自己负责的区域与100多名武警战士一起试图加固堤坝。随着水位越来越高并逐渐漫过堤坝，县里指挥部紧急下达了撤离的命令，几小时之后，漫过来的洪水就将整个团结圩变成了一片湖面。他家在圩里的两层老房子也全部被淹到了水面以下，好在村里早就在8、9日水位上涨至警戒水位时将群众转移了。

见到王西明的时候，他正在和当地保险公司的人确认保险合同。因为今年的情况属于绝收，保险公司每亩田会赔给他最高标准的480元，相比正常情况下每亩地1600元左右的收入，这能帮他挽回三分之一的损失。这也是他2016年之后学到的教训。那年安徽省长江流域发了大水，团结圩同样溃破，当时还是村里统一给大家买保险，结果村里事情多，7月1日才开会讨论这个事，4日圩就破掉了，保险最终没来得及买，王西明他们气得还去上访过。从那之后，他自己都会在5月份进入梅雨季节前把保险买了。

与在不远处做盆栽生意的老许相比，王西明至少还有保险降低损失。2016年时，老许还在圩里种杜鹃花，结果那年大水一来把还没长好的杜鹃花全部泡烂了。老许吃一堑长一智，第二年把种植地点搬到了圩区对面国道的路边田地里，这样也方便运输销售。去年他才种下了3000多株杜鹃花，要等到明年收获，结果今年大水冲过了马路，又把他家的花给淹了，而老许还没买保险，所有损失都得自己扛。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用抽水机把地里的积水抽走，想办法看能救活多少株。站在积水中，老许一脸愁容，预期中的20多万元收入肯定是没有了，还得想办法先把前期投入借的几万块钱还上。

王西明是当地的种田大户，大水一来，他们是受损失最重的一群人

 

治水难题

在圩区，“水”的问题就是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剑，人们都很清楚如何与水共处。一个例证是不让小孩子去湖边游泳。龙志鹏告诉我，虽然就住在离湖边几百米的地方，但他和他的很多朋友都不会游泳，因为“家长不让”。“我记得我以前买过好几次游泳圈回来，结果刚买回来就不见了。”而章瑛娥则从整个村子的层面告诉我，水的问题就是小龙山最大的问题。

安庆市水利局总工程师、河湖管理科科长刘汪洋告诉本刊，所谓“圩区”在历史上都是湖泊或者河流的组成部分，后来人们为了生产和吃饱肚子，就把这些河流湖泊的周边填住，形成了一个不规整的或者说不是很达标的堤防，在里面开展种植甚至生活其中。因此在当地老百姓口中，他们会用“围”这个更常见的字来形象地称呼自己的家园。

一般年份中，这样的堤防还可以支撑。王西明说，像今年这样能冲毁圩堤的大水并不经常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最近的几次分别发生在1983年、1996年、1998年、2016年和今年。其他年份主要就是内涝这样的小灾小害，那种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但只要不是太严重，都可以用前些年装的3台55千瓦抽水机及时排出去，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但碰到今年这种等级的大水，他们就只能默默承受。

村里也不是没做工作。1983年大水造成了人员伤亡后，政府规定低洼的圩区里不能建房子，免得来了大水以后跑不了，村里人就把房子都建到了更高处的圩埂上；但随着社会发展，圩埂上也不让建房子了，王西明家在几年前干脆从圩区里搬了出来，在离圩区仅一条国道之隔的路边修了新房子。今年水漫过路面冲到了他家门口的台阶下，但没淹到家里面。

尽管水患是难解之疾，但王西明没想过彻底搬走，因为如果不发大水，这片圩其实是很好的田地。在安徽南部地区，地形以丘陵为主，种植条件不算优越。除了团结圩内的100多亩地，王西明承包的其他地都在附近的山坡上，属于梯田，不仅种植难度大，还容易受山洪的影响。

像龙志鹏这样的年轻人几乎都离开了村庄，留在村里抗洪的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979年的时候，6岁的王西明一家就从几公里之外的山里移民到了团结圩。山里人多地少，他家里总共十一口人，在山里没饭吃，被政府迁到了当时未开发的团结圩。那时的团结圩还是刚刚从河边围出来的河滩地，条件比山里还要艰苦，连烧饭的柴火都找不到，还有血吸虫，但胜在地多人少，每口人都能分到7亩多地，他们家就一直扎根在了这片人工圈起来的土地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圩里的基础设施一直在修筑完善，与外面的村庄毫无二致。“过去都是泥巴路，前两年把路面硬化修了水泥路，交通就方便了。”王西明说，“然后电信基站、排涝这块也给我们做了工作，政策对我们这边其实挺好的。”唯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今年这种级别的大水，“只能怪老天爷”。

望向几公里外的长江大堤，王西明他们不敢奢望。枞阳县境内有43.755公里长的长江大堤，大堤整体呈梯形，高度离底部地面有6～8米，海拔高度超过了20米。底部宽8米，上面窄一些，但也能并排跑两辆小汽车，看上去坚如磐石。再加上长江大堤外侧还有一片起缓冲作用的外滩圩，哪怕今年的水位是当地历史第三高，但离坝顶也还有好几米的距离，站在坝上并不会觉得有危险存在。这也是因为1998年大水后，长江大堤进行了整体性的加固，高度比之前至少提升了2米，宽度也加宽了不少，同时政府这段时期还组织超过3000人日夜轮流坚守，几乎做到了万无一失。

但像团结圩这样在支流湖泊边上的堤防不可能按照同样的标准实施，哪怕是保护枞阳县城的防洪墙，其坚固程度也差之甚远。因为从菜子湖流向长江的长河就从枞阳县城边上经过，紧挨着旁边几米远的地方就是沿河而建的商业区和居民楼，枞阳县最早的百货大楼就在离长河最近的一条主干路“长江路”上，所以他们从1986年开始在长河边修筑了一道全长2100米的防洪墙，防洪标准取的是20年一遇。结果竣工后，长河连续出现了1991年、1995年、1996年、1998年、1999年、2016年的较大洪水，防洪墙因高水位长期浸泡，墙身又是块石结构，受风化、侵蚀等影响，墙身渗漏水情况非常严重。 

7月13日晚上，就住在长河边一栋二层小楼里的李玉凤听到楼下有社区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喊，说水位太高了，要这边的群众赶紧转移。过了不一会儿，工作人员上楼来敲门通知了她这个消息，而且说要停电停水，她就赶紧带着2个孙子跟着78个无亲友可投靠的邻里到了被改造成安置点的枞阳县示范幼儿园，短期内都将住在那里。当我们7月18日赶到那里时，长河已经变成了一条高出城区至少2米的“悬河”，解放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1000多名官兵还在那里用沙袋做着加固堵漏的工作，附近两条街的人全部被转移走了，走在街上仿若一座空城。

居民安置点大都由城区学校改造而成，无亲友可投靠的老百姓短期内都将住在这里

 

连县城都是如此，圩区堤防就更不能与长江大堤相提并论了。东方红圩是小龙山社区旁边最大的圩区，耕地面积有5600亩，因为人口多、面积大，是附近重点保护的圩区，目前菜子湖的水虽然从北边淹没了周边的几个小圩，但还未冲破东方红圩的防线。其防汛指挥部政委江时宏已经在堤旁驻扎了半个多月。他告诉本刊，整个东方红圩也是1968年“文革”时才从菜子湖里围出来的，那时他才刚上小学。1968年冬天建圩的时候，因为都是人挑肩扛，圩堤质量很差，水稍微大一些就会溃掉，被冲得只剩下一点点。但是每年重建时都会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一点，这样也就慢慢加高到了现在的五六米高，这也是我在当地见到的最坚固的圩区堤防。然而江时宏透露说，因为这边的堤防完全是由土石堆积起来的，但当地缺少黄土，大部分是含沙量较高的沙质土壤，很难结成泥块，根本不适合做堤防，而他们又没办法花钱去更远的地方找黄土来，所以只能用这种沙土。

因此，这种圩区堤防就更依赖日常的保养和维护。负责东方红圩6.1公里圩堤其中一段工作的是附近凤溪社区党组织书记金康林。他每天都要带着村里抽出来的几十位男性劳动力在堤防薄弱的地方检查加固，每人负责100米的长度，看到有渗水的地方就赶紧挖渠排水，防止更大的漏洞。然而我们在堤防上看到的基本都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金康林说，平时常住村里的还有总人口的一半，但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正值壮年的劳动力，50多岁的在当地已经算是“年轻力壮”了，70岁以下身体还可以的已经全部上了堤。而这样的情况在安徽南部农村是普遍现象，以至于江西和安徽多地都发出了号召在外人士回乡防汛的倡议。

长江干流水位持续超警，安徽铜陵大通古镇被淹（刘飞越 摄）

 

弃保两难

因为河湖众多且人口稠密，安徽南部有大量这样的圩区，仅安庆市圩区面积就占到其全部土地面积的20%。刘汪洋告诉本刊，他们今年在防汛治水的过程中最大的体会是：“防到最后，就是圩口。”

与江西鄱阳湖有些相似，菜子湖同样是个“大水盆”，北边大别山区里流过来的四条支流的水最后全部都汇到菜子湖，出口只有一个位于下游枞阳县境内的枞阳闸。而今年的特殊情况体现在长江水位比湖水位还要高，湖水没办法排出去。“所以我们菜子湖的防汛就要面临一个被动的形式，就是只要上游降水，我们就要全盘承受。”刘汪洋说。而菜子湖的情况是长江流域在安徽境内的一个缩影，仅在江北，巢湖、菜子湖、白荡湖等都是连通上游支流与长江的枢纽，它们今年的水位均超历史最高值。

这当然也不是今年的新问题。2016年时，安徽省长江流域地区同样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在2016年灾后曾带队来安徽考察调研。他们后来发布的《安徽省长江流域2016年洪水灾害调研报告》中就写道：“长江干堤、城市防洪堤等重要堤防无较大以上险情发生。但受长时间、高水位浸泡，河湖堤防险情频发，累计出现险情1831处，溃破千亩圩口129个，淹没耕地47.43万亩。”而当年和他一同调研考察的原安徽省水利厅科技处处长刘海声则告诉本刊，沿河湖圩区仍然是今年的重灾区。

难题放在了“保”与“弃”的抉择上。刘海声告诉本刊，1998年之后，整个安徽省大概涉及到几十万亩需要“退田还湖/河”的圩区，但因为耕地难弃，后来大都变成了“退人不退田”的单退圩。然而说是单退，居住在圩区内的老百姓仍然不少，像王西明就是2014年才搬出了圩，而还有大量难舍故土的老百姓至今仍在圩内居住。刘汪洋说，这给防汛带来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

“实际上从水利的角度来看，按照今年菜子湖的情况，周边圩区在达到保证水位或者保证水位往上的某一个水位阶段时，是应该主动进洪的。”刘汪洋说，“一方面圩区因为没有经过治理，它的防洪标准非常低，很多时候是我想保但是保不住；另一方面，即使它经过治理达到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了，那么就牵涉到一个防洪策略的问题了，就是在今年这样的特大洪水年份，长江的水位那么高的时候，这些圩区是必须要运用好的。比如今年水利部与国家防总在调度的时候，明确要求江西必须要分洪，所以下游的我们就没有突破历史最高值，这就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刘汪洋特意提到了安庆市下面县级单位桐城市所管辖的4个万亩圩——练潭圩、包兴联圩、姜团圩以及唐合圩。从7月18日起，这4个分处菜子湖流域不同方位的大圩相继溃破。一位住在包兴联圩附近的居民告诉本刊，包兴联圩从月初涨水开始，附近村里的劳动力就纷纷上堤抗洪，坚守了15天，结果18日那天桐城当地再次降下暴雨，单日内降雨超过200毫米，让本就告急的水位再次上涨了近1米，圩堤最终溃破。

“我想今年桐城的4个圩他们一开始想保住，到最后没有守住，会引起他们的反思。”刘汪洋说，“这样的圩区要么经过治理能够达到一定的条件，否则就应该主动放弃。”

然而对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政策也许可以理解，但情感上很难接受。在已经被改造成居民安置点的桐城市孔城初级中学，我们见到了已经破圩的姜团圩所在姜范圩村村主任胡孔明，他们村是圩里4个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有8000多亩地，户籍人口4000多人，但和其他村子一样，常住人口只有500多，几乎都是老弱妇孺，所以整个村子从7月6日就开始了略显“悲壮”的抗洪过程。因为圩堤有7公里长，所以村里只要是行动方便的男性凑了220多人，主要就靠这些本应该颐养天年的老年人上堤保圩。可惜功亏一篑。“如果不是18号那一天下了200毫米雨，我们的圩堤还能保得住。”胡孔明颇有些不服地跟我说。

我问他如果是在水特别大的时候主动泄洪进来是否愿意，胡孔明倒也很理解地说，如果水超过保证水位后把闸打开放水进来，圩堤就断不掉。但他也说，这个肯定要市里下命令，他们哪里敢呢。

胡孔明提到的“闸”是大部分圩区都有的“进洪闸”。刘海声说，安徽省当初给这些单退圩都修了进洪闸，因为一旦圩堤破口的话，不仅堤防修复起来非常麻烦，而且会把土地冲出几十米的大坑，损害破口附近的耕地质量。有了进洪闸后，圩区可以在12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内逐步将洪水灌满，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方法。然而他们在2016年调研时就发现，大部分进洪闸都没派上用场。“第一是没有制定管理办法，到底什么时候用，用的时机不好把握。”刘海声说，“第二是用了以后，现在农业保险规定，如果是你主动进洪的话，他不赔你，这样老百姓不就害怕了吗？所以他们就不太积极。”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全力保圩似乎仍然是主流。刘海声希望这种“死扛”的声音能够有所转变，因为那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但她也提到要完善损失赔偿的制度。目前来看，除非是自己买了保险的村民，其他的受灾老百姓几乎没有别的降低损失的渠道。刘海声的想法是那些受保护的保护区要和这些圩区一起交保险费。

但这种争论的结果尚遥遥无期，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变化还是先把人撤出圩区。胡孔明说，他们去年又拆掉了居住在一侧圩堤上的278户人家，把他们安置到了外面。而从村里只剩下老年人的情况看，或许时间可以让这个迁移的过程自然地向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