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周边的很多土地，实则是人为围湖造田及造堰而来

 

摄影/黄宇

圩堤之湖

站在油墩街荻溪村的决口处，50岁的黄来援反复给我分析为什么决堤会发生在他家门口。他语速飞快，不停地比画着手势，情绪激动，“就是我这里不牢固”。

黄来援的家直面崇复圩，门前只有一棵树，房子后面是稻田，对岸河道内也没人盖房。沿着未倒的崇复圩一路走到他家，可见很多村民都将房子盖到了河道内，“这样能省点土地”。黄来援觉得，这种内外都是房子的结构，会让所处堤段更牢固。

最关键的是，在他家门口这段是泥土质地的。决堤后，这里石板路毁坏，内部泥土裸露在外，上层干瘪，有丝丝裂缝，下层因浸水显得潮湿松软。崇复圩有8.2公里长。黄来援说，1998年上游决堤后，政府进行了加固维修，用水泥打实，在外层铺上六角形石板。但限于财力，只是加固了那次决口附近地段，并没有轮到这里，现今的决口有约80米长。

西河的崇复圩，在本轮洪水中一共有四处决口，长度都在百米以下。而鄱阳县城附近的圩堤决口长度更夸张。7月8、9日，距县城约15公里处的问桂道圩、中洲圩产生了127米、188米长的决口，昌江水涌入，淹没3.7万多亩耕地，超5.2万人受灾。在村民们的记忆里，中洲圩在上世纪50年代及1995年、1998年的洪水中倒过三次，问桂道圩在60年代倒过一次。

圩堤，这个对外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词，在这轮洪水中曝光率极高。截至7月19日，圩堤的频繁倒下，导致鄱阳湖流域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200亿元。对于湖区的居民来说，圩堤本来类似于北境的长城，是保护他们免受洪水之患的建筑，如今却显得无比脆弱。

“圩堤是人与水争地的产物。”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说，鄱阳湖围湖造田历史悠久，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我国人口爆发期增长迅猛。当时，以鄱阳湖等为代表的粮食主产区开启了大规模围湖造田。“围湖造田、水口夺粮”“与水争田东山低头，向湖进军西河让路”成为响彻乡间的时代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围湖造田的围垦面积超过了五大淡水湖面积之和，有近1000个湖泊消失。鄱阳湖面积缩小了1210平方公里（约25%），调蓄能力下降超20%。1998年后，大规模围湖造田被叫停。

黄来援夫妇在荻溪村的决口处，他们身后的家已荡然无存

 

老一辈的村民们还对围湖造田有印象。在他们的叙述里，这与鄱阳县的移民历史有关。问桂道圩附近的邓家村是一个拥有7000人的大村，村民们说，其祖辈是数百年前中原战乱时从河南南阳迁来，最早是在湖边养鸭子，慢慢围堰。为了生存和传宗接代，移民们信奉多生多育，尤其是儿子，而要养活这些人口，村民们只有问水要地，围湖垦种。从地图上能看到，昌江在问桂道圩附近拐了一个120°的弯。

1954年，鄱阳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严重灾害，此后政府非常重视防洪工程建设，于50～60年代在围垦土地边大规模修建、加固圩堤。很多圩堤是最初村民们垒起来的土坝，内外相对高度可达10米。问桂道圩、中洲圩的长度分别是9.7公里、33.72公里，皆修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日常兼具防洪与交通功能。

鄱阳湖畔双丰村村支书彭芳腊还记得，60年代某次鄱阳湖大水后，十几岁的他帮着村里挑担子修堤，“挑的全是泥巴，就往圩堤外面一倒，也没有机械给它压实了”。2020年这次洪水中，他守护的一座保护万亩良田的圩堤也倒了。他看到，圩堤是“洞连着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的，垮塌前，硕大的蚂蚁与老鼠从洞中随着水流不停地涌进来，吓得前来抢险的防洪干部大哭。

“这些圩堤都是农民自己挑筑的土堤，洪水来临时隐患很大。现在干流的大堤建设都有质量标准要求，比较坚固，洪水来临时就是这些圩堤容易出问题。”程晓陶说，1998年洪灾时，靠着军民一心的“严防死守、死保死守”，长江干堤仅九江有一处决口，因为封堵及时，受淹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但是长江中下游的洲滩民垸却有2600多处圩堤溃决，淹没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资料显示，那一年，鄱阳湖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有870多处圩堤决口，400多万间房屋倒塌，159万人无家可归。

如今，鄱阳湖流域圩堤有449座，超过3000公里长的圩堤守护着数百万人。鄱阳县内有47座圩堤，全长417公里，但除县城周边的沿河圩等重点圩堤之外，其余多是“土坝”，年代久远，堤脚松软。当堤外水位高企，长期浸泡堤坝后很容易产生渗透、泡泉与管涌，进而造成决口。问桂道圩、中洲圩都在一夜之间，从直径不过几十厘米的管涌，变成了超100米的决口。

即使是在机械化作业已十分成熟的今天，抢救这些圩堤都十分费力。为了修补这两处决口，中国安能集团的抢险队伍24小时轮班作业，分别花了5天、9天抢修，“难度很大”。问桂道圩现场指挥员李生祥说，这些圩堤不比城市，路只有5米宽，大车根本进不来，两车交汇时很麻烦。他们抢险首先是要修路拓展，进占填筑，再修筑作业平台、会车平台等等。由于道路和作业平台狭小，运送石料的货车到达现场，一般需要在路上等待多次。7公里的圩堤，一个来回要跑1～2个小时。最后，安能集团动用运力1万余台次，累积填筑超8万立方米石料，才合龙两处决口。

抢险最紧张的那几天，整个鄱阳县像是一个四处漏水的屋子，各处圩堤不断出现险情，县政府的汛情通报里每天都有至少30处新增险情。截至7月19日，47条圩堤共出现险情489处，有14座圩堤漫堤决口。鄱阳县只是鄱阳湖流域的一个缩影，其周边的永修县、湖口县、都昌县，不断发生决口与险情。

“到处都在溃坝，我们不可能一一修补，只有力所能及地修补一些重要的大圩堤。”安能集团南昌分公司的一名领导强调，上级部门要求他们优先抢修保护万亩农田的重点圩堤，如问桂道圩、中洲圩等。油墩街镇的崇复圩，则一度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只有靠镇里自己想办法。

这与1998年洪水后的圩堤分段加固政策类似。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刘小东曾撰文指出，1998年后，江西省曾研究过多种圩堤防汛方案，其一是全面加高加固圩堤，但因工程量大、投资高、工期长、适应性差等原因，很快就被否决了，取而代之的是加高加固部分重点圩堤。

“如果全部加高加固，一个县的财政可能都不够用。”一位干部对媒体指出。有媒体分析的数据显示，在长江中下游六省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省的公共财政收入最低，防洪投资完成额也最低，2017年为72.5亿元，不到浙江的三分之一。

珠湖联圩上，基层干部们在防汛巡视，这座重点圩堤直面鄱阳湖，保护约10万人

 

从“防”到“疏”

14座圩堤决堤后，鄱阳县的防洪工作一如战时，气氛如临大敌。

县城入口的一座桥上，每天都有几十位当地人在上面观望河边堤坝的情况。桥下的沿河圩是保卫县城的第一道防线。此处与县政府直线距离仅3公里，在7月中旬出现了渗水，一旦失守，县城将成一片汪洋。7月14日，县城主要道路上被连夜垒起高约1.5米、宽约2米的沙袋与泥土防线，道路最窄处甚至只有一米，人车不能同行。这是县城布置的第二道防线。

在油墩街镇，镇长方续平换上了一身迷彩服，在前往荻溪村的桥头坐镇指挥。在西河其他段落，镇政府紧急调配了运输车，拉来石料，往尚未决堤的堤边倾倒，用挖掘机压实填平。7月17日，方续平对我说，镇里将组织工程队把崇复圩合龙填平，然后抽干里面的水，以便尽快复工复产。

程晓陶说，当前，国家堤防管理根据保护对象采取分级制，一级堤防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以上，二级堤防达到50至100年，三级堤防30至50年，四级堤防20至30年，五级堤防为10至20年。“一些中小圩堤标准在五级以下，只有靠乡镇和村民自己管。”这是当前防汛工作的一个难点。近20年来，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外出务工，靠村民们自己维护堤防的模式难以为继，汛期查险、排险、抢险的力量更是不足。

“现在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哪有足够的人上堤防汛？”刘小东指出，防汛时，漫长堤线仅有干部督促和解放军抢险远远不够，更要有大量劳力上堤巡堤查险，及时发现险情。他提到，2010年，江西抚河唱凯堤在低于1998年水位的情况下决堤，其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劳动力不够。“这正是有关领导早就指出的‘人防胜过堤防’。”问桂道圩、崇复圩决堤后，都有村民反映，决口之前，并没有人预警。

在油墩街镇，我能感受到这种劳动力紧缺。带着红袖套不停走动的防汛人员，多是年过五旬的中老年人。偶有一个青壮年的身影，上去一问，皆是在外打工数年的游子，听说家乡有难，才千里迢迢赶回。在邓家村，我还遇到过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专程从昆山的建筑工地赶回来，带着红袖套临时参与防汛，指挥石料车加固未倒的圩堤。

这些归来的相亲们说，外出打工也是迫不得已。“问水要地”没有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当地人口多，人均土地就少。在油墩街镇，10年前的耕地面积为7.06万亩，人均只有0.7亩。“镇里还是出去打工的多。”方续平说，这种情况下，平日的防汛重任就落在了基层干部身上。

安能集团人员在问桂道圩抢险，一些中小圩堤只有靠负责的乡镇自己想办法

 

防汛是一门体力活，没有秘诀。每年水位一过警戒线，基层干部、街道办工作人员就成了忙碌的防汛人，要寻坝、填沙土、垒沙袋。他们通常几人一班，24小时轮流值守。他们每小时至少一次，在大坝上带着防晒工具走动，累了就在板房指挥部里眯一会儿。“主要是看有没有渗水，如果水是清的，就没问题，要是水流带着泥土，就危险了。”一名村干部说，发现险情要及时向上级汇报，后者会派官兵来抢险。那几日，解放军战士成了最忙碌的人之一，成了抗洪的主力。截至19日，县里出现489处险情，共处理了452处。

然而，一味地严防死守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7月13日，江西省防汛指挥部印发特急通知《关于全面启用单退圩堤蓄滞洪的紧急通知》，指出鄱阳湖区和长江九江段防汛形势异常严峻，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湖区185座单退圩堤必须在7月13日主动开闸轻堰，分洪蓄水，缓解抗洪压力。鄱阳湖抗洪，从“防”转“疏”。

所谓“单退圩堤”，是指1998年洪水后国家实施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等防洪策略的形式之一，即退人不退田，圩内土地低水种养，高水还湖，“小水归人，大水归水”；另一种为双退圩堤，退人又退田。程晓陶说，这代表着1998年大水之后抗洪思路的一个转变，即从“严防死守”转变为“主动进洪”，从世世代代的人与水争地调整为还洪水以空间，以避免“堤高水涨、水涨堤高”的恶性循环，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

程晓陶说，199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发生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流域性大洪水，也溃决了一些堤防，当地灾后提出“与其让洪水远离人群，不如让人群远离洪水”，溃口的堤防不再堵上，将受淹的地方恢复成湿地，为此从受淹区中迁移了5万人出来。而中美基本国情不同，我国推行“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政策，搬迁的居民超过了200万人。这个过程中，人地矛盾再次凸显。据程晓陶的调查，很多搬出来的居民因为田地与房屋分开过远等原因，最后又搬到圩堤内，“所以后来很多的双退圩又改成了单退圩”。

洪水围困下，这些单退圩有了用武之地。早在省里下发通知之前，就有乡镇迫于水位压力，在单退圩主动进洪。莲湖乡是临近鄱阳湖的一座岛，昌江在此附近汇入鄱阳湖，岛北有长达17公里的莲北圩，保护耕地2.3万亩、人口5万人，在1998年之后被划归为保护万亩良田的单退圩。只要水位达到一定标准，就要主动进洪。7月10日，莲北圩外的湖区水位过高，达到21.65米，濒临21.79米的自动滚水泄洪标准。当地乡镇政府提前做了预案，通知村民转移了部分财产。水漫岛内后，位于圩堤附近的龙口村成了一座水中孤岛。

官兵在县城内主要道路上紧急垒出第二道防线，以防保护县城的第一道圩堤失守

 

“我们的圩堤本身没有大问题，是加固过的，主要是水位太高了。”龙口村村委委员李国爱说，莲北圩的设计标准是十年一遇，高度为23.37米，之所以主动泄洪，是因为在1998年中吸取过教训，当时莲北圩曾因水位过高而漫堤垮塌。不过，主动进洪也没能挽救龙口村。12、13日，莲北圩其他段先后出现两个决口，大水从三口涌进，淹没龙口村三分之二的土地，整个村子断水断电两天，损失严重，出门只有乘船，直到一周多之后，各方救援人员在此搭上浮桥进出。“那个水像瀑布一样啊，还好主动泄了一点洪，不然缺口会更大，损失更严重。”李国爱说。

江西省估计，湖区185座单退圩堤主动进洪后，可降低鄱阳湖水位越25至30厘米。相较于普遍超警戒线2～3米的水位，这些退水可能还远远不够。据了解，为了以防万一，国家级防汛部门一度做过最危急的预案。7月15日，鄱阳县一位防汛干部对我透露，“我们在做最坏的打算”。

除了单退圩与双退圩外，鄱阳湖流域还有四大长江流域的重点蓄滞洪区，分别在康山、珠湖、黄湖、方洲斜塘，涉及多个区县。这四大蓄滞洪区承担25亿立方米的分洪任务，相当于179个西湖，必要时要炸坝泄洪。这是比单退圩分洪蓄水更进一步的防洪策略，是长江中下游的最后一道保险。

鄱阳县的炸坝地点在珠湖联圩。这里位于县城以西，有长达19.6公里的直线圩堤沿鄱阳湖而建，保护6个乡镇、62个行政村、超10万人口。7月15日，我在珠湖联圩某段看到，圩堤两侧水位差异明显，现场已施行交通管制，有十多位基层干部在巡视，还有上百名官兵在一段长达130米的危险路段抢险。

“炸坝是为了保九江、武汉这些长江中下游大城市的安全。”前述防汛干部说，是否炸坝，关键看湖口站的水位，后者是鄱阳湖在九江的入长江口，只有900米宽。湖口站水位临界点是22.5米，鄱阳湖周边保护5万亩以上农田的重点圩堤都是按照这一水位标准而设计建设的。如果湖口站水位超过22.5米，就可能会启动炸坝。首先运用的是最大的康山蓄滞洪区（分洪15亿立方米），然后就是珠湖，进而是黄湖、方洲斜塘蓄滞洪区。珠湖联圩建于1976年，建设时就考虑过分蓄洪功能，预留了数吨级的炸药放置点，曾在2006年枯水期进行过实弹演练。

类似的蓄滞洪区，在整个长江流域有42个，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鄱阳湖流域从来没有真正启用过，包括1998年大洪水时。而今，这道最后防线也被提上议程。为此，珠湖联圩内已提前转移了数万名群众。

庆幸的是，之后几天里，随着降雨带北移，鄱阳湖流域放晴，加之单退圩主动进洪等疏导策略，湖区整体水位开始稳中有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在7月中旬最紧张的那几天里，湖口站水位最高一度达到22.49米，距启动最后一道防线的关口，只差了1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