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武汉市民在长江大桥下游泳（南飞  摄）

口述/张建民 记者/张从志

实习记者/孙一丹

摄影/南飞

长江与汉江交汇之处，便是武汉三镇地理上的中心，两江沿岸的人民因水而聚，因水而生，但也有一些人被江水夺走了生命。2010年，一帮民间的冬泳爱好者自发组建了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10年来，队伍从100多人壮大到1800多人，50岁以上的占70%左右，已发展成为武汉市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最大的水上救援队之一。

队员入队时都要签署一份报名登记表，在报名须知中有这样一条：“本人报名时意识到所志愿参与的救援行动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包括人身伤害、物质和经济损失、工作受误，并且可能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条须知后来被媒体称为队员们的“生死状”。

以下是救援队队长张建民的口述：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队长张建民（南飞  摄）

10年，700条生命

武汉的市民对水是很有感情的，我们叫江城，长江和汉江穿城而过，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每年6月到9月这段时间里，先是高考结束，然后是放暑假，蛮多学生成群结队地去江边玩，还有外地来旅游的、务工的也比较多。

今年防汛期间，我们救援队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城市内涝的巡查，如果市内连续下了几天雨，排水不及时，有些地方就会被淹，应急管理局会通知我们帮忙转移疏散群众。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巡堤，武汉关超警戒水位后，我们每天要派一两条冲锋舟去巡视江面，看一下水情，再就是看一下江里面有没有人游泳，如果有，我们得劝阻他，遇到危险了，就得帮一把。

江里的水位涨起来后，下江游泳的风险比平时要高很多，水流很大，还有一些暗流、漩涡。上个月底在汉阳门的大桥底下，有个老同志就遇到了麻烦，他平常游个来回没问题，可水流一大，游到对面的桥墩后，他就游不回来了，只能等在那里求救，最后我们汉阳门的支队下去把他救上来了。

夏天，武汉最热闹的地方就在江边，武汉又是个火炉城市，蛮多市民会把小孩带到江边去纳凉，大人一疏忽，就容易出事。所以，我们救援队建立了一个常规值守制度，每年从6月1号到9月30号，在两江四岸一共布了20个固定值守点，给队员排了班，轮班到各自的值守点去守着。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常规值守一度暂停了，我们就暂时变成了自愿值守，到了汛期，大家基本都出来了，有七八百个队员参加了志愿值守。

值守的制度在2010年救援队建队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般情况下，一个值守点里，早中晚每个班都有三五人同时在岗。我们都是利用队员各自的空闲时间，有的是下班之后，有的是周末，还有的队员已经退休了，时间就比较自由。我们的值班表还要备案到武汉市水上公安局，每天都有一个值守日志，要记录发生了什么事。水上公安不定期地到各个值守点检查，到了年底，这本日志交给他们。

队员们都是义务来值班的，没有一分钱报酬，而且除了这20个固定值守点，我们还有40个非固定的点，也有不少队员在那守着。比如旅游景点这种人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搭了一个活动板房或者集装箱，在里面放一些救援的工具，搁几把椅子，每天一帮一起游泳的老伙计在那儿守着。他们对自己的地盘熟，有什么情况都能照应到。夏天过后，我们就不排班了，因为水开始变凉了，一般的市民也就不会下水了，到9月15号以后，在江里的人极可能是自杀的人。

我们这边救人以后，首先要打110报警电话，还要拍视频。到了年底，我们的数据必须跟水上公安的出警记录来对比，看是不是一致的。根据水上公安局对110报警电话的统计，武汉这些年水上事件的发生频率一年比一年减少，我们救援的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减少。2010年建队时，一年在江里面溺亡的有七八十人左右，往年多的时候甚至有100多人，现在每年只有20人上下。去年，我们总共救起了62个人。如果从建队算起，到今年有10年，我们总共救起了700多人。

7月6日，武汉市因暴雨而提高洪水响应，防洪应急反应从三级提升到二级。图为一个男孩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奔跑戏水（南飞  摄）

从“搭把手”到专业救援

在救援队成立之前，武汉江边就有大大小小十几支冬泳队了。我最早就是武昌大堤口冬泳队的，那时候冬泳队大的有几百人，小的只有三四十人。大堤口冬泳队是我在2006年创立的，其实这之前我们就有一帮人在一起游泳了，那时候主要还是为了锻炼身体，如果发现有人溺水，我们就去帮他一下，用武汉话叫“搭把手”。

我第一次在江里救人就是在2006年，那次我自己都差点“挂”了。当时也是夏天，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武昌的江滩逛，因为岸坡上有青苔，小孩不小心踩到了，滑进了江里。我记得那个孩子的父亲当时还穿着长裤、长袖的白衬衣，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腰包上还挂了个手机。他很快就跳下了水，想去救孩子。当时我刚刚游完一圈，坐在岸边，我以为这个父亲会游泳，谁想他根本不会游泳。没过多久，我们就只看到两个脑袋在水里一上一下的，岸上的那个妈妈就大喊救命。当时我们一起下去了三个人，我首先把小孩拉了过来，另外两个队员就把父亲捞住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救人，什么东西都没带，那小孩十来岁，非常胖，我从正面一把就抱住了他。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这是水上救援的大忌，因为这样，我就不能往前游了，只能仰泳，让小孩子趴在我上面。好不容易到了岸边，因为上面有青苔，根本站不住脚，还好岸上的人把小孩拉上去了。人都被救上来后，一家三口没说一个谢字就走了。当时岸边蛮多人在看，说他们怎么不说声谢谢就走了，我当时也呛了水，就说算了，人家也是被吓到了。我下去的时候还真没想太多，后来在岸边站不稳，喘不上来气的时候就有点后怕了。幸好他们离岸边还不太远，不然我就上不来了，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群，我们是靠一个叫“悠游网”的网站交流。慢慢地，有很多人就开始在上面分享救人的经验，有人说今天我们救了一个人，是怎样救的，明天再研究研究，其实都不是专业救援，都是凭着一腔热情。2010年的时候，救援队的老队长俞关荣发出号召，建议大家一起组建一支水上救援队。18支冬泳队的队长都响应了号召，当年就成立了长江救援志愿队，有100多人加入了队伍。之前的民间散班子慢慢开始组织化，有了凝聚力，队伍也不断壮大。到今年，我们登记在册的队员已经有1871人。

我们的队员入队时都要签署一份报名登记表，在报名须知中有这样一条：“本人报名时意识到所志愿参与的救援行动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包括人身伤害、物质和经济损失、工作受误，并且可能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条须知后来被媒体称为我们的“生死状”。其实对新人，我们也是要经过考核的，游泳水平起码要能自保，你起码要能游出去400米，再游回来。体能上，我们跑步要达到5公里，还有心肺等要求。我们还会定期培训救生技能，平时也会有各种训练，包括游泳、冲锋舟，还有水下救援等等。

我们队伍的年龄结构一直偏大，50岁以上的占70%左右，大部分是已经退休的。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教师、警察、工人。不同的年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像年纪比较大的就在江边值守，因为他有时间，可以从早上待到晚上，中午带一盒饭来，一旦发生了情况，马上救援。我们有责任感，而且平时也学习了救援技能，人能发挥作用，就有成就感。

不过在救援当中，我们一般是不鼓励队员下水施救的。水上救援的时间一般是一分半到两分钟。如果你不懂救援的话，被救人全身的力量压在你身上，水性再好的人也游不了多远。这10年积累起的救援经验告诉我们，救援要以团队优先，一定不要轻易下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下水就更危险了。救援之前你要进行评估，要科学救援，我们不希望你因为救别人而把自己的命丢了。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首先你要保护好自己，尽量不要徒手救援。

所以，我们团队现在有“三宝”：救生杆、救生圈和抛绳包。离岸边近一点儿的，我们可以扔救生圈，或者伸救生杆把人给拉回来；再远一点儿的，我们可以把绳子挎在自己身上，然后把绳包扔出去，这种绳子会漂浮在水面上，等落水者抓到就能把人拉回岸边。大部分的救援事件都发生在离岸边比较近的水域，有了这些工具，近岸的救援就不用队员下去了。

长江救援志愿队队员在武昌江滩巡查（南飞  摄）

如果遇到那种离岸比较远的情况，我们一般都会团队行动，个人不会贸然下去。2017年冬天的时候，武汉长江大桥上有一对母女跳江。那位母亲30来岁，跟老公吵了架，从外地跑到武汉来轻生。她先把小孩从大桥上扔下来，接着自己也跳了下去。小孩才三四岁，落水的地点离岸边有100多米，我们有个支队正在那里值守，小孩从桥上落水的时候，队员们就听到水“轰”的一响，再一看，又有一个人从桥上跳下来了。队员们赶紧下水游过去，那是在冬天，当时母女俩穿着羽绒服还没沉下去，要是在夏天就完了。队员把母女俩带到岸边以后，给小孩做了心肺复苏，小孩还吐了一口方便面出来，是过早时吃的。然后妈妈也醒了，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摸自己的小孩，说明她还是在乎小孩的。当时大家都蛮感动的，因为这种救援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两个都能救回来是个奇迹。

过去这些年，我们遇到太多的救援失败案例了。水上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4～5分钟，如果溺水超过4～5分钟，成功率就很低了。我们搞了20个值守点，每天派那么多队员去值守，按我们的话，叫作“守株待兔”。有的救援队都是在屋里等110的电话，再开车过去，等你去的时候，你还能救人吗？你只能捞尸了。我们虽然不可能一天24小时值守，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只要出现情况，第一时间就能采取行动。所以我们长江救援队为什么救活成功率这么高？因为我们是现场值守，把人救起来之后再跟派出所打电话。有的人被救起来以后，情绪会比较激动，所以我们要给110打电话，再加上110跟120都是联动的，在我们施救的同时，要争分夺秒地把120救护车带过来，万一我们做心肺复苏没有把人救回来，120来得及时的话可能还有希望。

洪水的记忆

我是1955年出生的，1998年抗洪的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武汉国棉六厂的车间里担任书记，当时是负责巡堤。那会儿我们有个时髦的词语叫“管涌”，我们从堤段的这头儿到那头儿来回巡视，看有没有地方冒水或者有裂缝。那一年是最危险的，就怕出现“管涌”，我们巡堤巡了半个月，直到水位退下去。现在武汉城市建设搞得不错，今年这么大的水还很少发生内涝，堤防也没有出问题。2016年的时候，武汉市内到处都是内涝，大家都说“到武汉来看海”，公交车在水里开，跟海上行舟一样。今年情况好很多，降雨虽然也很大，但很多地方都没有积水。

2016年发大水的时候，我们救援队还第一次参加了洪水救援。队里的秘书长郝振海带队去了武汉市新洲区。我们是在7月2号的凌晨2点收到的救援电话，一般到了防汛期间，我晚上手机都不关机。当时新洲的一条河发生了决口，那时我们队里没有车子，也没有雨衣，缺少专业工具，准确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野外救援队，什么东西都没有，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想去帮别人。郝振海带着两条冲锋舟，最后还是队员开了私家车把大家拉到了新洲区，雨衣还是一个住在劳保用品一条街附近的队员，大早上敲开店家的门买了20套。

后来他们又去了荆门市，赶上屈家岭水库泄洪，水流太急了，差点把冲锋舟冲跑。当时有一对母子，小孩得了重病困在医院里，医院被淹了，他们孤立无援，最后是郝振海带队过去把人转移出来了。1998年洪水之后有一首歌流行很广，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唱，叫《为了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时候大家对这句歌词有了深刻体会。

洪水救援和江面上的救援很不一样，洪水变化多端，水势是不停变化的。在荆门屈家岭的时候，我们船上的船桨掉到水里了，队员赶紧跳到水里去捡，结果人差点被水冲跑。那一次我们都没有这个意识。在外面到了晚上没地方住，周边全都是水，水越缩越紧，就留下那么一小块地方，蛇、青蛙全都赶过来了，人坐在那里，“嘣”的一下，一只青蛙就弹到你身上来了。有了那次的经验，我们后来就买了一些帐篷、雨衣，还有一台车，也筹集到了一些必要的救援装备。到今年，我们的装备就比较齐全了。

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没什么收入，不少器材都是水上公安局发给我们的。武汉市每年举办“7·16”水上马拉松，我们救援队去负责水上安保，所以才有一点儿收入，都用来添置救援装备了。还有一些爱心企业也会给我们捐赠，前几天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也给我们捐赠了一台水上机器人，是救人用的，它像一个遥控的冲浪板一样，比方说这边有个人喊救命，我们可以遥控机器人过去，把他拖回来。这样高科技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用。

你问我为什么要去参加洪水救援？其实不管江河湖海，我们都是可以去的。我们本来就是一群游泳爱好者，水性好，对水了解，只要我们有能力、有资源的话，当然希望去搭把手，与人为善，做点好事。

敬畏生命，敬畏长江

今年2月6号，我们的创始队长俞关荣在武汉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他本来身体不错的，1月11号发病后拖了一阵，18天后才住进医院。住院之后，他们夫妻两个再没见过面，今天他老婆还来了我们这里，和我们一边说一边哭。俞队长的儿子2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工厂上班的时候触电，人没了，他就这一个儿子。有一年，他去爬了珠穆朗玛峰，回来后说，登顶那一刻，他自己都想跳下去了。也许就是因为儿子的事情，俞队长后来才尽心尽力创办了这支救援队，他觉得自己的家垮了，不愿意看到别人的家也垮了。

在江里游泳和在泳池里那是天壤之别，在江里你就感觉自己像鱼一样，人和江是融为一体的。以前总觉得江水脏，可是你见过游泳池里能养活一条鱼吗？但是江，不是你技术好就能随便下的。去年“7·16”渡江节的时候，我们一个队员带了一个青年队培训，他们在武汉市体育局测试过，游泳技术好得很，结果到了江里面，有个人游了十几米就往回游了。他不是怕了，而是因为泳池的水是清澈见底的，他能看到底，江里是看不到底的。我们问你为什么往回游啊？他说我心里慌了，我不知道到底游到哪儿了，对距离产生了恐惧。

泳池里是风平浪静的，江里可不是，一会儿一个浪打过来，你得知道怎么避让，你连呼吸换气的方式也不一样，在江里你要随时准备那口气会进水，如果你没这个心理准备，浪一打过来，你一张口呛进了水，心里就慌了。而且长江每一个分支、每一个河段的水流都不一样，除非长期在一个地方游泳，你才晓得你这个区域水流怎么样，河床是什么情况。像有的江滩你可以走进去很远，水都很浅，有的多往前走一步，人就“咚”地滑下去了。所以为什么蛮多外地人到汉江或者长江里游泳，他认为自己游泳技术还可以，但下去一游就感觉不对头了。

我们救援队一直是不支持私渡长江的。因为长江周围有轮船来来往往，私自渡江一是不安全，二是影响航道。每年因为私自渡江，江水起码“吞”进去两三个人。溺亡有各种因素，有不少是自己身体有潜在的疾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也有哮喘的、癫痫的，他游着游着突然发作了。我们队内历来是禁止私渡，对于队外其他人，我们是不支持、不提倡、不反对。我们一年四季在江里游泳，对长江是要有敬畏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