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滩上的一对恋人（南飞 摄）

万人巡堤背后

7月19日晚8点，我在汉口龙王亩闸口附近遇到李萍时，他正拿着手电筒，一个人沿着江堤走，旁边是平坦宽阔的沿江大道，晚高峰的尾声尚未结束。李萍走得不快，要不是穿着特制的马甲，难以从路人当中识别出他的身份。今年59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是武汉市江汉区水政监察大队的书记，和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虽然明年就要退休了，但他丝毫不敢松懈。这天本不是他值班，但李萍坐不住，要来堤边看看才放心。

今年长江流域入梅早，累计降雨量是近60年同期第一，武汉段的水位一路上涨。6月30日，汉口站水位达到25米的设防水位；7月7日，水位超过27.3米的警戒水位，这是近十年来，武汉段水位第四次超警（其他三次是2010、2016和2017年）；7月11日上午8时，汉口站水位达到28.29米，超越1931年的最高水位28.28米；到了7月12日，汉口站水位来到28.77米，突破历史第四高水位，此后便在超高水位下持续运行。

从7月初开始，各个堤段就开始部署人员巡堤，到现在已有上万人守在大大小小的堤防上。李萍总遇到细心的市民，他们看到路面的地砖缝里有湿的痕迹，就要来询问情况，有时他一下子也判断不了，就在旁边插个小旗子，隔一段时间去查看一下，看印记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李萍能说一口地道的武汉话，但他是江西萍乡人，1992年从部队转业后，被分到了武汉的水务部门，从此扎根江城，防汛就成了家常便饭。

长江历史上饱受洪涝之苦，清末汉口开埠以来的100多年里，地处中游的武汉三镇更是整个长江流域抗洪的主战场之一。“武汉面临着各路洪水威胁，长江上游有10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中游的洞庭湖是26万平方公里，北边的汉江有15.9万平方公里，还有一些中小河流，比如府澴河、滠水等，这么广的流域内的来水都会集中到武汉，再加上下游鄱阳湖的顶托作用，武汉的防洪形势非常复杂。而武汉又是一个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维系着南北交通大动脉，在整个中部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防洪的历次规划里，保卫武汉，一直都是长江防洪的重点。”长江委属下的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院院长徐照明如此解释道。“长江委”的全称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是长江的流域管理机构，统揽长江水行政管理之责，总部就设在武汉。

位于汉口的张公堤，现已成为市民锻炼的去处（南飞 摄）

如果说武汉是长江防洪的重点，李萍所在的龙王亩则是重中之重。龙王亩正处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左岸，两江激流常年剧烈冲刷，岸坡陡峭，没有江滩的缓冲，很容易发生险情，这也使龙王亩成为整个武汉堤防最薄弱的环节之一。龙王亩身后就是著名的汉正街，商业繁华，人口稠密，一旦失守，不堪设想。1998年抗洪时，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来此视察，著名的龙王亩“生死牌”也出自这里。

李萍回忆起1998年的情景，那时候到处都在动员，沿江的路面上不停地冒水，守堤的人更是紧张，跟打仗一样。但今年情况完全不同，普通人要是不看新闻，根本不知道江里的水已经涨到比路面还高了。城市生活一切如常，晚上的汉正街街口，好几场广场舞同时进行，白天在长江大桥底下的汉阳门一带，更是热闹非凡，桥洞下有卖菱角和莲蓬的，卖玩具的，还有唱歌的，下象棋的，抛竿钓鱼的，大家齐齐聚到了江边。长江的江面比平时宽了近一倍，远远望去，城市像是浮在了水上，在茫茫雾霭中缥缈不定。

1998年，李萍也在龙王亩段值守，不过因为被调去了工程技术组，他的名字未出现在“生死牌”上——后来这块“生死牌”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载入史册。李萍回忆说，其实早在1996年的抗洪中，龙王亩就树起了第一块“生死牌”，那一次，他作为巡堤人员在上面签了名，此后才有了1998年，以及后来的1999年、2016年和2020年的“生死牌”，这也成了武汉抗洪的传统。如今，我们在各个堤段上都能看到“誓与大堤共存亡”“人在堤在”的口号，“生死”的悲壮少了几分，但责任的意味还在。

守堤就有严格的权责划分，严明就是因为所在街道腾不出处级干部，才被抽调到了堤上。他本来是武钢二院的党委副书记，在新冠疫情期间我曾经采访过他。在阳逻大桥附近的武惠堤上，疫情之后我与他再次见面，他看起来微微发胖了。晚上10点多，在集装箱临时搭建的巡堤哨点里，蛙声一片沸腾。顺着严明手指的方向，掠过防护林望去，堤内不远处就是武汉80万吨乙烯项目厂区，灯火通明的化工厂宛如一座不夜城，在黑黢黢旷野的衬托下有种不真实感。严明提醒我，武惠堤一旦溃堤，造成的不只是巨大的财产损失，还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我们到哨点时，市里的督导组前脚刚离开。我们到了没多久，区督导组的车又停在了门口。

武惠堤的主体是土堤结构，全长有近20公里，位于长江武汉段下游，处在青山区和武汉化工区的地界上，是武汉的重要干堤之一。严明负责的堤段有1公里长，按指挥部要求，巡堤人员每隔半个小时要巡一次堤，每一次巡堤都必须做详细记录。巡堤的时候，一个队员在堤上查看外侧江面的水情，其余5到6人在堤内侧一字排开。他们穿着套鞋，一手拿长竹竿，一手持手电筒，沿着大堤一路走过去，草丛里常有蛇虫出没，竹竿既起到了探路的作用，也是查看险情的工具——巡堤人拿着竹竿不停地在堤上戳，看土层是否有松动或者渗水，一趟一趟来回往复，堤上留下了不少浅洞——在远城区的很多堤段上都有这样的孔洞。

全武汉的堤防总长约800公里，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堤防，其中一级堤防有将近200公里，主要由中心城区的长江和汉江干堤组成，这200公里堤防将武汉三镇围成了汉口、武昌、汉阳三个防洪保护圈。二、三级堤防通常是在远城区的江堤、河堤和各处湖堤，绵延近600公里，保护着大大小小的村镇和社区。这些堤防被切分成了许多个堤段，每段的距离在1公里左右，由街道社区、政府部门、高校、医院或其他企事业单位负责，数以万计的巡堤人日夜轮班，无论刮风下雨，一天24小时在堤上不停地巡查。很多人都和严明一样，刚刚结束抗击武汉的新冠疫情，马上又到了抗洪现场。

这种人海战术，尽管过去了上百年，依旧是整个长江防洪中的主要场景。我不由得产生困惑，为什么工程技术发展到了今天，人在守卫大堤的过程当中依然不可替代？人力在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武惠堤阳逻大桥附近，守堤人夜间巡堤（南飞 摄）

堤防有多可靠？

为了解决上面的困惑，首先得了解一下长江的堤防到底有多长？徐照明在长江委长期从事长江流域水利研究、规划和设计工作，他给我提供了一组数据：长江干支流的堤防加起来超过6万公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下游的干流堤防，有3900多公里。徐照明还介绍说，整个长江流域防御洪水的基本原则是“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因为长江的洪量太大，即使包括三峡在内的所有干支流水库加起来都根本蓄不住巨量的洪水，所以防洪主要还得靠泄，为了使洪水在河道中安全下泄，不让洪水冲出河道，两岸的堤防就必不可少。因此，堤防是长江整个防洪工程体系的基础，我们几乎是修筑了一道数千公里的“水上长城”，依靠它抵御长江洪水。

这座“水上长城”不总是那么可靠的。1998年8月1日的那个晚上，李萍记忆犹新，他在离龙王亩闸口不远的一个码头值守，出去巡完堤回来，前后不到40分钟，墙上的水印突然下降了40多厘米，李萍马上明白，肯定有地方决口了。果然，上游嘉鱼县的簰洲湾决口的消息很快就传来了。簰洲湾决口后，滔天的洪水夺口而出，造成25名簰洲湾人遇难，19名军人牺牲，6万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园。没多久后，江西九江大堤也决口了，这些决口事件给当年长江沿线的抗洪军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震慑。也是自那以后，国家投入巨资开始对长江堤防进行全面的除险加固，一批新的水利工程也迅速上马。

据《武汉地方志》记载，在1998年大洪水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等领导人多次视察龙王庙险段并指示要根治险段。朱镕基于1998年7月6日在龙王庙现场决定：工程经费由国家和省、市各出一半解决。1999年，水利部、国家计委分别批准了龙王庙工程的实施。李萍记得，龙王亩的工程进行了五六个月，终于赶在1999年夏天又一轮洪水（汉口站水位最高达到28.89米，是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三位）到来之前完工了。那一年，龙王亩新的堤防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出现一次险情，在此后的历次洪水当中也安全无虞。李萍今年觉得自己少了一些紧张感，当然是直接得益于这些工程的实施。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室主任孙东亚（南飞 摄）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室主任孙东亚告诉我，即使堤防都进行了加固，也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整体防护的缺点就是很容易出现漏洞，一旦有一个漏洞，整个体系就可能崩溃，就像你搭积木，把关键那个点一敲掉，整个系统就全塌了”。7月下旬的一天，孙东亚和我约在武汉的一家酒店进行采访，他当时正在参加湖北省杜家台分蓄洪区蓄滞洪工程的研究报告评估会，全国各地来的专家在会议厅内已经闭门讨论了一整天，观点不断交锋，导致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杜家台位于汉南区，是武汉市周边的六大分蓄洪区之一，自建成以来运用过20多次，既是武汉使用次数最多的，也是唯一使用过的分蓄洪区——只有不到万不得已，堤防无法继续承压的时候，才可能启动分蓄洪区这道最后的防线。

讨论会结束后，我向孙东亚问起杜家台的情况，他摆摆手说道，这次汛情还远不到要启用杜家台的地步，但分蓄洪区的建设这些年来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论证起来比较复杂。孙东亚做了多年的防洪工程研究，对堤防的特性和弱点了如指掌。

当我们很多人以为身边的大堤坚不可摧时，堤防工程专家们深知，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我们国家的堤防基本都是土堤，是一些自然的岩土体构成的，即使做了加固还是会继续往外渗水，这是不可避免的。堤外的坡脚则在水流作用下会逐渐被淘刷，尤其是在长时间高水位运行的情况下，透水层里的土就可能会被水带出来，一年两年都没事，日积月累可能就有问题了。”孙东亚补充说，“还有生物的因素，像南方有水獭、白蚁等动物，都会在地上掏洞，对堤防安全造成威胁。当然也有人的因素，比如堤防施工不能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或者本来防水墙要打20米，因为勘探没到位，只设计了10米。再加上堤防沉降变形，采沙、种田等活动破坏，堤防本身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

“那以后有可能用技术代替人吗？”我问道。孙东亚告诉我，这些年国内国外都在研发相关技术，但要攻克比较困难。“你看着它只是一道土堤，不那么高大上，但它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不同的河流、不同的河段，地质条件都不一样；同一段，这一米和那一米也不一样。堤防，包括堤防的基础，地质条件都很差，要通过仪器把它诊断出来，难度很大。”孙东亚说，“有些险情，比如说堤内的水塘里冒个了泡，它可能就是管涌的前兆，但是一般的侦测设备捕捉不到。堤防不像大坝，一道100米高的大坝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内部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水压，内部变形，能尽早地发现有可能存在的隐患。但是堤防太长了，这么长的堤防，要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即使技术能做到，也没那么多资金支撑。”

7月11日主动扒口行洪后，武汉最大的江心洲——天兴洲被泡入水中（远征 摄）

水对堤防的侵蚀都来自看不见的水下，堤防又是一个三维空间，无孔不入的水流常常在堤内几十米远的地方冒出来，有时候又出现在下游的堤身上，由小变大，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员去巡堤，而且发现险情后的应急处置也很关键。经历过1998年抗洪的老武汉人都知道当年丹水池的故事。1998年7月31日，汉口丹水池大堤附近出现管涌，刚开始管涌口只有口杯大小，不到一刻钟，就撕开了一道80多厘米宽的口子，水柱喷涌而出。人们把所有能往水里丢的沙袋都抛下去了，但还是不管用。当时68岁的王占成被请到现场后，他操起一根2米多长的竹竿跳到漩涡当中，根据脚上的吸引力判断洞口的方位、大小，最后找到了源头。岸上人员赶紧把一袋一袋的沙石甚至还有棉絮、毛毯都扔下来了，几十个抢险人员用了将近2个小时终于堵住了洞口，汉口才免于溃堤的厄运。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统计，1998年长江堤防共出现了7万多处险情，其中干堤上有9000多处，危及2300万人的生命安全，一共动用了670多万人，包括民兵预备役、武警、解放军战士等等进行大堤的抢险和抢护。

雨中值守的巡堤人（远征 摄）

筑堤：与水争地

堤防不是突然出现在岸边的，人们为什么要修堤防，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却不好回答。武汉大学河流工程系教授张小峰上世纪80年代来武汉念书，在武汉定居已40多年，武汉三镇大规模的建设热潮也发生在这40年里。他回溯了武汉三镇上百年的历史，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武汉是一座在水上建起来的城市，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武汉出城以后，再往外走就是一片湖泊沼泽地，当年武昌、汉口的陆路交通，除了火车，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出城通道。

“汉口以前就是一片大沙滩，因为汉水改道后才有了汉口，人们想利用这片滩涂，但又忌惮肆虐的洪水。可是洪水不是每年都来，人们发现，来了一场大水之后，若干年都不会发洪水了，这个风险是可以承受的。不然这么好的一块土地，交通也便利，不用就浪费了。所以人们才开始慢慢去修堤防，降低农田、村社被淹的可能性，大家你围一点，我围一点，汉口就具备了雏形。”张小峰说。他手里拿着湖北省防汛形势图，江河湖泊在这幅图中只是一些线条和不规则的圆点，却产生了一种随时可以发作的危险性。

堤防不仅保护着城市免遭洪水侵害，也实际塑造了城市的基本形态。从地图上看汉口城区，其形态就像树轮一样，沿着长江与汉江一层层扩展开来，从沿江大道、中山大道、京汉大道再到后来的解放大道、建设大道等，汉口的城市主干道均大致平行于两江，它们都不是笔直的路，而是如同江流一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所以在武汉人的方位概念里，也就很难用东南西北来指示位置，用上与下、左与右反而更加精确。

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李沛曾带着我从龙王亩附近的沿江大道出发，沿着汉口城市扩张的轨迹一路往前，经过中山大道，再拐入京汉大道，最后进入宽敞的解放大道。他一路向我讲述了这些道路的历史：1906年建成的中山大道以前是汉口的老城墙，也叫汉口堡，当时除了防兵，也可挡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拆除城墙后修建了中山大道，而拆下来的城墙一部分被用来填筑了京汉铁路的路基，另一部分则被拉到了十多公里外的郊区，修筑了后湖大堤，也就是现在绵延近30公里的张公堤。张公堤的修建目的是防患后方的洪水，它位于汉口城区的大后方，给汉口留下了100多年的发展空间，直到2010年前后，武汉的城市建设才开始大规模越过张公堤，向东西湖一带扩张。

张公堤与两江沿岸的干堤共同构成了汉口防洪保护圈，这种保护一直持续到今天。后来沿着张公堤，武汉修建了三环线，堤上也建了不少城市公园，经常有附近的市民上堤锻炼。张公堤的防洪功能如今已渐趋弱化，但城市无论如何扩张，它依旧是一条防洪堤，到必要时刻——比如一旦荆江大堤溃口或背后的府澴河决堤，洪水奔袭南下时，张公堤仍然能起到保卫汉口后防的关键作用。

走到车水马龙的京汉大道时，李沛笑着告诉我，你肯定想不到，这里曾经也是一条堤防。京汉大道是在京汉铁路的基础上修建的，李沛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小时候家就住在循礼门附近，紧挨着京汉铁路。那时候铁路还没拆，他和小伙伴经常爬到路基上玩耍，以前他总好奇，为什么铁路下面涵洞的两侧墙壁上留着一道凹槽。他后来研究了1931年席卷武汉三镇的那场特大洪水才明白，高于城区地面几米高的铁路路基在洪水来时起到的是堤防的作用。当年的洪水从丹水池的拦江堤溃决后，进入后湖地区，铁路外的协和医院、中山公园一带成为一片泽国，但铁路里的城区包括租界还没被淹。不过，最后由于防守抢险不力，洪水从京汉铁路的单洞门孔决口，整个汉口都泡在了水里，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天。现在在江汉关大楼的一侧，还留有1931年洪水水位的标牌，一个成年人站在地上，必须伸长脖子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体。那场席卷整个江淮流域的特大洪水吞噬了十几万条生命，加上因灾饿死、病死的，总计超过40万人。

如今有不少的堤防已经被人遗忘，只有从一些街道的名字里才能找到它们存在过的痕迹，如长堤街、都府堤、腰路堤、月湖堤等等。在武汉市内，还有很多以“墩”为名的地方，比如王家墩、唐家墩、天门墩、五里墩等等，这也是洪水在这个城市上百年来留下的印记。“墩”的意思是高地，其命名的方式通常和某个家族或地点联系起来，生活在城里的市民平时不易察觉到地势高低的微弱差异，但洪水来袭时，这些地名在以前就成了人们逃难躲避的指示牌。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汉的防洪安全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在50年代大兴水利的背景下，武汉对之前陈旧脆弱的堤防进行了加高加固。在1954年洪水到来时，虽然牺牲了周边很多地区，但武汉抵挡住了冲击。如今在汉口江滩公园树立着一块防洪纪念碑，建于1969年，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1998年新一场大洪水来袭时，武汉又成了“胜利者”。此后，武汉市的两江干堤均按照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29.73米）加高1.5到2米，在三峡水库运行后，武汉的堤防据称已经具备了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能力。

人们修筑堤防的根本目的就是与水争地，把原本的洪泛区变成良田沃土、村庄集镇。人们做到了这一点——有数据显示，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GDP都来自江河两侧的防洪保护区，这些地方以前就是洪水泛滥的区域。然而，水是有记忆力的，一旦时机成熟终会卷土重来，于是，人们不得不再次加高堤防，一代接一代，堤防就越来越长、越修越高。

“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今年说达到100年一遇，过几年要达到200年一遇，但堤防是不可能永远加高下去的。”身为工程技术专家的孙东亚深谙工程本身的局限性，“堤防太高了，首先河道景观没了，人走到河边就是一堵墙，江也看不到，视野也没了，而且也不经济，为了控制200年一遇的洪水，修那么老高的堤，投资那么大，划得来吗？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做会增加风险——堤越高，洪水假如真达到了这个高度，一旦溃堤，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10米高的堤出点事，大不了把房子淹了，我可以跑到楼顶上去，如果是100米高的堤，你能想象吗？”

江水持续上涨，武汉市民带着孩子来看大水（南飞 摄）

弃堤：天兴洲行洪时刻

7月20日下午，当我来到天兴洲的移民小区绿岛小区时，围坐在家门前打麻将的村民们仍对几天前洲上的“扒洪”行动有颇多怨言。“天兴洲挖开了能装几多水？装得了碗把水！”一位村民大声说道。“还有人家种的庄稼、房屋被淹了，电瓶车、空调、冰箱都报废了。”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倒起了苦水。

天兴洲是长江中的第三大江心洲，由长江泥沙冲积形成，面积约26平方公里。天兴洲是武汉的民垸行洪区，这是村民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但他们认为今年还没到主动扒堤的时候，洲上的主堤顶高有28.5米，扒洪时江面离堤顶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大家能看到的，而且往年水位高过堤顶，水漫进洲内，也没有主动扒洪。

今年确实是天兴洲近18年来首次主动行洪，上一次发生在2002年，正是那一年，天兴洲启动了移民搬迁，大部分人搬到了现在的绿岛小区。按照天兴乡的防洪预案，汉口站水位突破25米，天兴洲就要设防；27.5米是天兴洲的紧急水位，一旦达到28.5米，江水就可能漫过天兴洲大堤，存在溃堤风险。今年主动扒洪发生在7月11日17时，当时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达到了28.42米，超过保证水位1.42米。洪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对天兴洲“扒口行洪”，扒口位置选在洲尾。在次日武汉市政府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主动扒口行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洪水漫堤后对房屋的冲击，减少洪水灾害。”

村民们之所以感到不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洲上撤离时，他们得到了不会扒洪的口头承诺，所以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没搬到高处去。撤离行动是在7月6日，当天汉口站的水位突破了27米，天兴洲启动防汛转移工作，洲上400多名居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上岸。

62岁的罗云凤（化名）和丈夫也是那天晚上从洲上撤离出来的，他们现在住到了绿岛小区儿子的家中。罗云凤是阳逻人，嫁到天兴洲已经40多年，夫妻俩靠在洲上种地为生。她回忆说，撤离当天，村里的干部说今年不会扒洪，当时时间很紧，家里的电器、家具都来不及搬到高处去。她和丈夫在洲上种了十几亩地，南瓜、冬瓜还有其他蔬菜都被水冲掉了。她坐在门口的一把破椅子上，为接下来的生计发愁。“今年是主动扒的堤，我想了很久，应该会给点补偿吧……”罗云凤兜兜转转了很久，终于向我问道。

1998年水灾后，政府把天兴洲确定为“单退民垸”，即退人不退耕，在非汛期处于空垸待蓄状态，洲上的村民仍可生活、生产，而汛期则要承担行洪任务。村民们当初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搬迁到洪山区的纸坊，另一个就是现在的绿岛小区，因为后者离天兴洲近，方便村民们回去种地，所以绝大部分人都选了这里。

现在，绿岛小区住了将近5000人，来自天兴洲的三个行政村，分别为复兴村、天兴村和江心村。从2002年开始，村民陆续搬进来，一般都是儿女先过来，老人等到年纪大了才会搬来。小区的四周如今已被工地包围，可以望得到远处的高层住宅区，但这里已经显出了破败的迹象。小区里的楼房墙壁斑驳，路上停着锈迹斑斑的拖拉机、三轮车，房前屋后还搭了不少棚子，里面堆满了各种杂物。居民们大多靠开出租车，或者在附近的高铁站、写字楼和商场里做清洁工、保安为生。很多人家一边打工，一边在洲上种地，新冠疫情之后，有些人失了业，有些老人不习惯戴口罩，所以今年又有一些人搬回洲上的老房子了。

撤离上岸后，罗云凤和儿子一家现在挤在一间60平方米的房子里，村里有不少人家七八口人、祖孙三代都挤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很不方便。天兴洲的村民虽然搬上了岸，但村民还是村民，村庄还是村庄。洲上的堤防是村民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全长有17.8公里，绕洲一圈保卫着洲内的田地和村庄。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天兴洲从来没有因为发大水死过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在1998年，洲上一个50多岁的妇女不听阻拦，非要跑去田里收菜，才被水冲走淹死了。

徐照明告诉我，在长江中下游干流两堤之间，像天兴洲这样的洲滩民垸大概有400多个，总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上面居住着130多万人。洲滩民垸一方面要发挥行蓄洪的功能，一方面又要保证老百姓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城乡规划系教授万艳华受邀去给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做总规划，百里洲是长江最大的江心洲，面积有200多平方公里。当时百里洲镇的领导提出了要把人口从现有的5万减少到4万的规划目标，这让万艳华印象很深刻。百里洲虽然是分蓄洪区，但即便如此，主政者主动提出减少人口的目标也不多见。万艳华知道，在很多分蓄洪区里，人口只增不减，搞起建设来照样毫不含糊。不过到现在，百里洲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已经超过了6.7万多人（2017年）。毫无疑问，未来如果荆江要在此行洪，面临的将是更高的决策成本。

7月8日，一名市民走在江滩公园被淹没的栈桥上（南飞 摄）

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

美国作家麦克菲在《控制自然》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自然并不是唯一的敌人，沿河任意一个地方决堤，决口对岸的人都会更加安全；如果你住在东岸，洪水冲破西侧的堤坝，你或许一点都不会难过；如果是同一侧的下游决口，你也会更加安全。武装巡逻队沿堤坝来回巡视，他们密切留意是否有沙涌——河水渗漏的标志，可能从内部引起溃堤；他们也在寻找民间突击队的踪影，那些人可能趁着天黑带着炸药登上堤坝。”

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在国内没有发生过，但上下游与左右岸的利益冲突在长江千百年的治水史中屡见不鲜。当年的簰洲湾决口时，华润武钢总医院的护理部副主任黄萍还在上初中二年级，她家就住在簰洲湾对岸的一个小村子，与簰洲湾隔江相望。决口那天晚上，村里有人疯了似的边跑边喊：“决口了，决口了。”黄萍一家人赶紧往大堤上冲过去，等他们上了大堤，上面已经站满了人。大家这才知道是对面的簰洲湾决口了。“当时心里第一感觉是松了口气，甚至觉得有那么一丝庆幸。这种想法当然不好，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黄萍家属于洪湖分蓄洪区，往年发大水时，她也经常跟着大人去巡堤，那时她觉得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直到亲眼目睹簰洲湾的决口，黄萍才意识到洪水的可怕。那一晚，村里离江近的人家几乎一夜难眠，因为他们听得见对岸发出的求救声。第二天一早，黄萍的父母和村里不少人开了自家的渔船试图去对岸救人，但水流太过湍急，小渔船的两个发动机都用上了，还是很难在水里自控，无奈只能折返。

水是没有地界、方位之分的，但在长江漫长的岸线两侧生活的人们，对洪水的记忆通常是不一致的。当我们在武汉热衷于谈论1998年大洪水时，在李沛的师姐那里，1996年却更值得回忆。这位师姐是湖南益阳人，家在洞庭湖流域上游，1996年发生的那场大洪水，洞庭湖正是重灾区。与洪水记忆相伴的是她对长江的另一种认知，“长江一发大水就淹我们湖南，荆江大堤都是为了保你们湖北”。调侃的话语里潜藏的是一种流行于民间已久的观念，荆江大堤修筑后的几百年里，保北还是保南已经成了洞庭湖两岸人民争论不休的话题。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江出三峡后，在荆江段犹如脱缰之马。李沛说，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出生于湖北荆州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在修堤时推行了“舍南保北”的政策，荆江北岸修的堤防普遍高于南岸，也更加坚固，以此保卫更加富庶的江汉平原，由此也为后来的南北之争埋下了伏笔。

但水似乎跟人们开了个“玩笑”，长江在南岸泛滥多年后，却因泥沙淤积而逐渐抬高了南岸的地势，如今北岸的江汉平原平均海拔27米，要比南岸低5～7米，而且因为泥沙淤积，荆江慢慢成为地上悬河，反过来更加重了长江对江汉平原的威胁。张小峰告诉我，目前荆江与江汉平原的临背差最高已经达到了16米（以沙市的洪水位减去沙市地面高程），甚至连荆江枯水位时也高于北岸地面，洪水年份，江面上的船只似乎从岸边的楼顶上驶过。

洪水的威胁越大，江堤就加得越高，但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万艳华的老家在湖南岳阳，岳阳是洞庭湖入江口，江湖之间的矛盾在此尽显无疑。“洞庭湖的水是要到长江里去的，长江的水位一高，湖水就排不出去，甚至江水倒灌，沿湖的洪涝就会加重。所以岳阳的洪水风险很高，经常被淹没。”

据媒体报道，1998年洪灾后，为了减轻下游的顶托压力，帮助洞庭湖水顺利下泄，湖南省政府曾多次提出，愿意负担工程和移民费用，将簰洲湾“裁弯取直”，改作行洪区，居民则全部迁移走。但因为这一方案对武汉乃至湖北不利，湖北省极力反对，湖南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有专家告诉我，每年大洪水来袭时，洞庭湖和长江到底该如何分配蓄洪量一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显然，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之间的矛盾纠葛远不会就此平息。

今年7月中旬，雨带在长江中下游徘徊之时，一个来自湖北的专家曾这样给我算过一笔“水账”：“洞庭湖出来的水流量为3万（立方米/秒），三峡水库放下1.9万，鄱阳湖入江是2万多，而九江是5万多一点，这说明湖北省内只有几千立方的增量，意味着我们下了这么大的雨，都是自己兜的。现在省内很多湖泊都告急了，不知道你到底下农村去了没有？这些地方的田都泡在水里。洞庭湖、鄱阳湖的地势高，大部分都是山区来的水，不管你长江怎么样，先排出来再说，但湖北一带是低洼的平原，地势低，倒霉的就是自己了。”这话说完没多久，鄱阳湖出现江水倒灌，周边县市纷纷泡入了水中。

跨越堤防，人与水如何和解？

7月19日，长江武汉段的水位较12日最高时已经下降了不少，但因为上游来水增加，当天水位再度回涨了近30厘米。李萍说，有经验的巡堤人最怕的就是水位的急涨急落，尤其是水位突降，这不仅意味着可能有地方决口了，而且很容易引起滑坡崩岸，因为水位迅速下降的时候，水流会把浸泡已久的沙土带走，从而引发岸坡崩塌的险情，甚至可能导致溃堤决口。

但依靠大量人员守住大堤，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偏远的乡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前不久江西鄱阳湖的江心洲发出一份通知，召集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乡抗洪。在湖北，也有多地发出了相同的召唤。黄萍听父亲说，最近他们村里也在通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防汛。这些年里，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黄萍家当年开去簰洲湾的那艘渔船早已变卖，一家人都搬到了城里。总有一天，村子可能凑不齐巡堤的人了，当洪水再度袭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而且有研究表明，极端降雨事件发生的概率正在提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罗京佳教授长期研究热带气候，在气候变化预测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他告诉我，今年3月份，他参加全国汛期预测会商时，当时的预测结果显示今年夏季厄尔尼诺的信号比较弱，热带信号的可能影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与实际发生的情况显然有偏差。“从气候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就提醒我们，今后不仅要关注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比较弱的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后，它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样不能轻视。”罗京佳说，“因为全球变暖的影响，过去几十年以来，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温快速升高，产生暖海温异常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类似于今年的极端暴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地方已经忽略了这种不确定性。万艳华作为规划专家，替很多城市做过规划和评审。他告诉我，在城市土地规划当中，有用地评价、用地选择和用地布局三个步骤，其中用地评价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高程分析，里面又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洪水淹没线。“我们要根据历史上出现过的洪水位，对照土地高程进行分析，看哪些地块可以抵挡20年一遇，哪些是50年一遇或者100年一遇，然后综合其他指标，对用地进行分类。一些生命线工程，比如给水、供电、通信、燃气、医院等，都要安置在地势较高的地块当中。高程分析理论上是非常有效的，但后来在规划中被大家淡化了。”万艳华解释说，“因为我们工程建设的能力太强，你说不行，他可以拉土把它垫起来，再不行，他可以装更多水泵。”

“城市规划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主要掌控在政府手里，所以一些城市规划还是长官意志比较强。开发商有时候也很强势，他拿了一大块地，有山有水，你要他保山护水，他可能觉得这是损害他的利益，他的楼盘容积率上不去，房子建得少，卖的钱就少了嘛。”所以近些年，当洪水对城市的威胁越来越小后，严重的内涝又开始困扰大家。堤防的建设暂告一个段落，市政排水设施的建设则掀起了一轮高潮。

追到家门口的涝灾也在催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水的关系。一些不合理的堤防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在很多地方，这样的堤防正在被拆除或改造。但在这些项目中，各方的分歧也不小。“有些搞景观设计的，过分强调景观生态，就没考虑到防洪的要求；而搞防洪工程的，又会过分强调钢筋混凝土。很多时候大家是没法聊的，鸡同鸭讲。”万艳华说。

我们应该如何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平衡点呢？万艳华觉得，汉口的江滩公园是一个有价值的案例。汉口江滩上以前有数百栋由各个机关单位、企业甚至私人修建的建筑物，1998年后，在市政府的主导下，这些建筑基本都被拆掉了，在此建成了长达7公里的江滩公园，成为武汉最大的市民活动空间。“江滩公园是一个园林工程，也是个防洪工程，它是给洪水留了出路的。有人觉得江滩被淹了，大惊小怪，其实它就是等着洪水来淹的。”万艳华告诉我，因为江滩给水留出了比较宽的行洪空间，洪水过境时对两岸堤防造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今年江滩公园封闭之前，很多市民都携家带口去公园看大水，数台阶——这是武汉人在洪水来时的例行仪式——“还有8级”“还有5级”“只剩3级了”——最后一层亲水平台被淹没前，市政府于7月11日关闭了江滩。一大早赶去晨练的市民吃了闭门羹，甩下几句武汉话，气鼓鼓地掉头就走。没过两天，大家就都自觉沿着堤内的人行道开始散步锻炼了。人喜欢亲近水，有时又害怕水，那么，人与水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共处，我们是否能找到一条合理的边界呢？

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这样对我说道：“人与水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在历史长河中，水能启迪智慧，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同时伴随着人与水的斗争，水少形成旱灾——饿殍遍野，水多则形成洪灾——一片汪洋。滑坡、泥石流、海啸、暴雨都显示了水的强大威力，在水面前，人类其实是渺小的。人类不能控制水，实现人水和谐，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