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5日，在湖北武汉长江与汉江汇合水域附近，洪水淹没了停车场和货运场

 

7月22日上午，当我们进入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总部大楼时，一间办公室内正在进行当天的例行会商，大屏幕上显示的地图不断切换，参会的人里有不少年轻面孔，一位工程师在向大家通报当天的水情。接受我们专访的长江委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院院长徐照明说，这样的会商，长江委每天都要举行一次，汛情严峻时，次数会增加到两三次，整个长江流域重大工程的防洪调度指令大多来自这里。

长江干流全长6300多公里，自西向东流经11个省份，加上各条支流，流域范围涉及19个省级行政区，流域内的人口和GDP占到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作为长江流域管理机构，成立于1950年的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承担着长江流域水行政管理的职责。从年初开始，长江委要会同省市水利部门编写该年度的防洪预案和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因为每年都有新的水工程纳入联合调度，也有老的工程进行维修改造，长江委需根据每年的工程进度情况来修订调度方案。与此同时，赶在洪水到来前，委属各单位会组成不同的工作组分赴各地的水库、堤防、水文站等开展汛前检查和督导工作。

在过去17年中，徐照明一直从事河道及河口治理、防洪、江湖关系方面的规划、设计及科研工作。

2020年7月6日，被洪水淹没的武汉街道

 

2020年7月12日， 长江武汉段水位已超警戒线，江水已漫至武昌黄花矶凉亭亭檐（南飞 摄）

 

洪水是不可避免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水文、水系的角度来看，今年长江流域的洪水是怎么形成的？

徐照明：我们国家的地形有三大阶梯，长江的上游（宜昌以上）基本在一、二级阶梯，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是中游，湖口以下是下游。中下游沿江和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地势低平，大都受堤防保护。长江水系发达，支流众多，上游有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中游有68万平方公里，其中洞庭湖是26.3万平方公里，鄱阳湖是16.2万平方公里，汉江约16万平方公里，这些流域内的水都是从高山以及丘陵地区汇聚到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相当于到了鄱阳湖湖口附近，有168万平方公里的水都汇进了长江干流中。如果这几股来水的水量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比较大的洪水。

一般来说，正常的年份是季风从海边一直朝上吹，这样的话，降雨是从东往西，先南后北，先鄱阳湖，再洞庭湖，然后朝长江上游。那么，降雨就是下游先下，上游后下，而且江南通常早于江北，先降雨的地方，洪水就先汇入干流排入大海，和上游来水形成了一个时间差，来水顺序下泄，洪峰互相错开，不致形成较大洪水，顶多是区域性洪水。

在气候异常的年份，下游的水滞后，上游的水提前，就会形成恶劣的遭遇，造成流域性大洪水。今年就是这样的情况，中上游和鄱阳湖流域在7月上旬都有持续的强降雨，长江干流来水和鄱阳湖的水就遭遇了，造成了鄱阳湖区超历史的高洪水位。7月中旬在中下游洪水未退的情况下，又遭遇长江上游和洞庭湖的洪水过程，造成较为紧张的局面。虽然长江是一条大河，它的泄流能力非常强，但最怕的就是这种反常的气候。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院院长徐照明（南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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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普通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近些年南方的水灾好像越来越频繁了。就长江流域而言，情况的确如此吗？

徐照明：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觉。首先，长江中下游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点就决定了，它是一个洪水多发的地区。你去翻长江防洪的历史就会发现，长江在历史上发生洪灾的次数非常多，大约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比较大的洪灾，比如1860年、1870年、1931年、1935年，这些年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洪水，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新中国成立后，像1954年、1998年都发生了流域性大洪水，还有长江上游的1981年、洞庭湖区的1996年，汉江的1964年、1983年，这些年份都发生了区域性洪水灾害。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了来看的话，其实洪水的发生并不是越来越频繁。

但是大家现在感觉到水灾越来越频繁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跟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大家都知道，很多城市都是靠水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资源比较多，航运又比较发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来看，长江中下游的人口一直是不断增长的，要增长就必须有空间，到哪儿去找空间呢？大家就通过做堤的方式，把很多以前的洪水泛滥区给开辟出来了。

大量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地区，所以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洪水好像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实际上很多人把洪水和洪灾混为一谈，以为洪水就是洪灾。但如果没有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或者造成比较大的损失，洪水就不是洪灾，这两者不能等同起来。所以，洪灾越来越频繁了，这是一种错觉。但是，我们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提高后，可能一个很小的洪水，造成的损失会比以往大得多。

被洪水淹没的汉口江滩公园（南飞 摄）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洪水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

徐照明：对。第一，洪水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没法避免的，可以避免的是洪水造成的灾害。其次，洪灾也不是说完全可以消除的，我们只能尽量通过各种手段把洪灾的损失降到最低，但由于各种措施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大洪水也不是我们能完全战胜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战胜洪水”；现在，我们说的是“防御洪水”和“洪水风险管理” ，在尽量防止洪水淹没的同时，要避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可能受洪水威胁的区域，尽量减轻灾害损失。

三峡水库要用在刀刃上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现在长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徐照明：现在的主要挑战是长江巨大洪水来量和中下游河道泄流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长江是一条大河，长江很多支流的水量就相当于一条黄河，比如汉江一年的水流量就与黄河相当，还有的支流比黄河还大。长江洪水峰高量大，年平均入海径流量有1万亿立方米，最大年份有1.36万亿立方米，汛期水量占到总水量的70%至75%。宜昌站自1153年以来超过8万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就有8次，城陵矶附近1931年、1935年、1954年长江上游洪水和洞庭湖洪水合成流量超过10万立方米每秒，1998年洪水合成流量超过9万立方米每秒。但长江河道的泄流能力在沙市附近只有5.3万立方米每秒，城陵矶附近只有约6万立方米每秒，武汉附近约7.3万立方米每秒，湖口附近约8.3万立方米每秒，远小于洪水来量。

要把这么多水泄到海里去，首先就要解决河道的泄流能力问题。原来没有堤防，水就会漫成一片泄下去。但是你要发展，就要做堤，让洪水在两堤之间安全地泄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从1998年之后，国家在防洪工程方面做了很大的投入。现在，我们的防洪能力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徐照明：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江遭遇了20世纪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洪水，就是1954年的洪水。为了防御1954年的洪水，长江防洪的总体原则是“蓄泄兼筹，以泄为主”。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尽量地利用河道、湖泊、水库等调蓄，另一方面要把水尽快地泄到大海里面去，这是总体思路。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之下，我们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一个以堤防为基础，以三峡水库为骨干，其他干支流水库，加上蓄滞洪区、河道整治工程、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等相互配合的防洪工程体系。首先，以堤防为基础——堤防就是为了让河道能够安全地下泄洪水，所以我们要尽量提高河道的泄流能力，就要提高堤防的建设水平；其次，三峡以及上游水库，发挥的是蓄洪作用，当洪峰通过时，它们可以拦截一部分水量。另外一个“蓄”，就是利用河道和湖泊，万一洪水超过了河道安全泄量的时候，还有一个“蓄”，就是用蓄滞洪区来蓄，这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可防御1954年洪水，荆江河段遇100年一遇洪水可不启用蓄滞洪区，遇1870年洪水运用三峡等上游水库后只需运用荆江分洪区就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过45米；汉江运用水库、杜家台蓄滞洪区和中游民垸后可防御1935年洪水（相当于100年一遇）；洞庭湖四水、鄱阳湖五河总体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局部城市段超50年一遇；长江中下游其他支流防洪能力为10至20年一遇。

7月12日，长江委工作人员在三峡大坝前监测洪水上涨后库岸边坡的变化。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新一轮洪水正在长江上游形成（新华社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在长江防洪当中，三峡工程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徐照明：长江上游100万平方公里的来水最终都汇聚到三峡水库调蓄，长江上游干支流控制性水库群在保证本流域防洪安全的同时，都要配合三峡水库拦蓄洪水，所以三峡水库就相当于一个“总阀门”。它首要目标，是要根本地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长江的荆江河段泄流能力不足的问题。长江出三峡后，从丘陵向中下游平原地区过渡，荆江河段的河道，特别是石首以下的河道非常弯曲，加上洞庭湖的洪水顶托，泄洪能力很小。加上它又是从丘陵地区到平原地区的过渡地带，水位比较高，荆江的洪水位要比周边地面高大概两三层楼。荆江大堤一旦溃决的话，整个江汉平原都会被淹没，洪水甚至会直抄武汉的后路，直接冲击汉口、汉阳这些地方。若是荆江南岸的堤防溃决，将淹没洞庭湖平原。所以，三峡水库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荆江河段的问题。

但三峡水库建成之后，我们逐步把三峡的防洪功能进行了拓展。当三峡水库水位在158米以下时，它可以兼顾对洞庭湖城陵矶附近的防洪补偿调度——也就是说，当城陵矶的水位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可以调度三峡拦蓄长江上游洪水，来尽量降低城陵矶的水位，减轻城陵矶附近干流和洞庭湖的压力。当三峡水库的水位在158米以上时，三峡就要以保证荆江防洪安全为重点。

今年长江第一号洪水，三峡水库将入库的5.3万立方米/秒减到了3.5万立方米/秒下泄，拦蓄洪水30亿立方米，将城陵矶莲花塘站始终控制在34.4米的保证水位以内。这一层作用发挥之后，三峡水库还有蓄容余力，而当时长江中游的洪水和鄱阳湖的洪水又发生了恶劣遭遇，三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又进一步减到了1.9万立方米/秒。这就相当于帮了下游，还有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忙。

前两天，长江二号洪水发生，入库洪峰流量为6.1万立方米/秒，三峡水库削峰46%下泄，拦蓄洪水125亿立方米。三峡水库拦洪后的水位已经超过了158米，这一次，三峡就要首先保证荆江河段的安全，同时兼顾一下城陵矶。就目前来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次相比1998年，荆江的防洪压力就小了很多，荆江标志性的沙市水文站水位一直在警戒水位43米以下。所以，我们现在的调度安排就是要考虑怎么把手里有的武器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7月24日，三峡枢纽工程泄洪情景（人民视觉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中长期的天气预报还没那么精确，长江委怎么去规划调度，给水库留出足够的空间来迎接后面的强降雨？

徐照明：长江委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适应当前防汛需要的水情信息系统和防汛指挥系统，但考虑到洪水预报的预见期还是有限的，在水库调度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发挥水库的拦洪作用，另一方面是要控制风险，包括控制库区水位较高、较大洪水入库的库区淹没风险和下游来水较大、水库调蓄水量难以腾出的风险。

很多人质疑说，为什么三峡蓄完洪后还要放下去？因为三峡的防洪库容只有220多亿立方米，相对于整个长江上游洪水的量级（宜昌站1954年最大30天洪量约1360亿立方米）是很小的，三峡的肚量是不可能把洪水量都吃下去的。在上游干支流水库的配合下，三峡在防御一场洪水时把下游河道可以安全下泄的水量放下去，把超过下游河道泄流能力的洪峰蓄起来，然后抓住下游支流退水的间隙利用下游河道泄流能力再把调蓄的水量“吐”出去，以迎接下一次洪峰过程。这样，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就可以用在刀刃上，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7月11日，武汉的保安人员在封锁道路

 

防洪需要各地共担风险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整个长江干堤的设计，基本都是以1954年洪水为防御标准吗？

徐照明：长江中下游是通过堤防、水库、蓄滞洪区和洲滩民垸等整个防洪体系来达到防御1954年洪水的目标。若仅仅依靠堤防，很多河段可能只能防御10年一遇或者20年一遇的洪水。但堤防是防御1954年洪水的基础。，所以当时通过国家的规划和协调，规定了长江干流，包括沙市、城陵矶、汉口、湖口、大通这些主要控制点的堤防设计水位来控制堤防建设标准。大通以下在堤防建设时，设计水位还考虑了台风的影响。1998年洪水之后，长江中下游的堤防又进行了新一轮的除险加固。所以现在基本上堤防还是比较稳固的。当然，偶尔的年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个土工建筑物。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堤防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徐照明：整个长江流域的堤防，包括长江干堤、主要支流堤防，以及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城市堤防等，总长度大概是6.4万公里。长江中下游干流堤防的长度大概是3900公里，这一部分都进行了全面的加固。

三联生活周刊：您讲到要协调上中下游、左右岸的利益，特别是到中下游这一带，常年受洪水威胁，涉及到的省市又非常多。这个协调的过程是怎样的？

徐照明：长江委成立的目的就是团结大家，共同分担洪水的风险。比如说上游修建水库，是要淹没上游土地的，需要移民搬迁，国家就通过比如移民补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中下游要建设蓄滞洪区，大家各自分配多少蓄滞洪区，都需要国家通过总体的规划来协调，统筹安排。通过控制水位的确定，蓄洪容积的安排，水库的建设，我们来协调各省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发挥整体抗洪的作用。也就是说，是我们整个流域，大家一起来分担这个风险，而不是说牺牲哪一家，帮助哪一家的问题。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发生极端情况，比如洪水超出了我们的防御能力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些牺牲和取舍。比如今年鄱阳湖流域的洪水，我们就不得不把一些单独的片区牺牲掉，保护更重要的区域。因为我们必须平衡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长江委将协商的成果，纳入流域防洪规划和综合规划，国家批准后形成洪水安排的依据，再通过国家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把它不断精细化和可操作化。

谌家矶街道朱家河堤上，吊车吊起的集装箱将成为一个巡堤哨点（南飞 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没有长江委在整个流域进行协调，没有各省、各地方去分担防洪的风险，长江的防洪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徐照明：最简单的就是，大家都“以邻为壑”，尽量把洪水排到别人那里去。我把自己的堤防做得高高的、大大的，对方肯定也会把他的堤防做得高高的、大大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洪水来了之后，大家的风险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所以，没有整个流域的统筹协调，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难以解决。比如说，如果不建设三峡等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宜昌以上的洪水就得不到有效调控，荆江河段需要大量分洪才能保证防洪安全，或者需要建设更高的堤防将巨大的洪水风险向城陵矶附近转移，但堤防一旦溃决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水库的建设就是协调上下游关系的典型；在江与湖的关系方面，若不能发挥洞庭湖、鄱阳湖的调蓄能力，将导致干流和两湖水位都抬高，湖里面的水也出不来，对江和湖的防洪都不利；在左右岸的关系方面，两岸都不承担必要的分蓄洪任务，只能竞相加高堤防，将导致干流的水位抬高，支流泄洪不畅，大大增加了整体防洪风险，造成更为严重的洪灾损失。

如果大家各自为政，洪水风险将越来越集中在干流和两湖，长江洪水位将比现状设计水位高2～3米，一旦失事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每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和速度都不太一样，洪水在不同的年份也有变化，防洪规划、洪水调度安排这些也会不断调整吗？

徐照明：对。长江防洪的目标、任务还有理念都是不断演进的。1959年，长江委提出长江防洪治理三阶段的任务，第一阶段就是解决堤防建设的问题和安排紧急分洪设施，堤防建设低于目前的标准；第二阶段是建设干支流水库，基本解决防洪问题；第三阶段是进一步建设干支流水库，降低蓄滞洪区运用几率。遇到像1954年这样的大洪水，我们当时是牺牲了武汉周边很多的农田、片区才保住了武汉的安全。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只需要运用堤防、水库和部分的蓄滞洪区就可以防御1954年的洪水。

当然，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局部的一个问题越来越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也促使我们在整个流域的研究上，要不断提高深度和广度，对所有可能的风险都兼顾到。但是，“确保重点，兼顾一般”这个原则，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因为工程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发挥了工程的能力和潜力之后，还有比1954年更大的洪水，怎么办？就必须做出一些局部的牺牲。

三联生活周刊：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后，我们的防洪体系能力不断提高。2015年，国务院批复的《长江防御洪水方案》中规定：“当发生设计标准以内洪水时，加强工程防守，充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合理利用三峡及其他干支流水库拦洪、错峰，适时运用洲滩民垸行蓄洪水，相机运用流域内重要和一般蓄滞洪区分洪，确保防洪安全。”这个方案被解读为推迟了洲滩民垸的运用时间，在运用蓄滞洪区方面也更加谨慎了。这样规定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徐照明：三峡等长江上中游控制性水库建成后，调控洪水的能力增强了很多，所以中下游蓄滞洪区及洲滩民垸的运用几率和范围都可以显著降低。现在再遇到1998年洪水，通过水库群的调度和运用部分洲滩民垸，可不需要运用蓄滞洪区。

目前来说，长江流域蓄滞洪区建设还不完善，蓄滞洪区内还生存着大量的人口，一旦分洪需要转移安置大量人员，淹没大量的耕地，甚至淹没一些县城，将造成极大损失。长江洲滩民垸的面积大、人口多，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中下游两堤之间、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共有洲滩民垸约730多个，面积约6600平方公里，人口约810万。洲滩民垸的问题一直是长江防洪的短板问题，遇到像今年这种比较大的洪水时，从防洪安排来说，它必须发挥行蓄洪水的功能，但是这上面又生存了这么多人。我们目前的挑战是：第一，在发生大洪水的时候，让这些洲滩民垸及时蓄洪，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要么把他们搬走，要么在当地用防洪工程保护起来；第二，这些地方老百姓的生存发展条件相对较差，公共服务的可达性比较差，这也是长江流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的洪水有一个特点，比如长江武汉段，流量只有5.5万多立方米/秒的时候，水位就已经超过了28.66米（1996年达到这一水位时，流量为7.07万立方米/秒）。跟以前相比，造成同等水位的流量减少了很多。有观点认为，这可能跟长江沿线的洲滩民垸不行洪有关。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徐照明：我认为同等水位下的流量低主要是由今年洪水的特点决定的。今年中游的强降雨导致的洪水，遇到鄱阳湖的洪水之后，造成长江干流洪水和鄱阳湖洪水的叠加遭遇。处于中游的武汉附近的洪水泄不下去，是因为当时下游的鄱阳湖水位偏高，加上湖北省的鄂东五河也有一定的来水，所以下游的洪水把它顶托住了，并不能说是洲滩民垸不行洪导致的。这一次我们很多洲滩民垸其实已经行了洪，比如武汉的天兴洲，还有湖北省黄冈沿江的洲滩也行洪了。2015年的《长江防御洪水方案》里有个关键词叫“相机”，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关键时刻让这些洲滩民垸来行洪。

武汉二七大桥，桥下江滩上的树林只剩树冠露在水面（远征 摄）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吗？

徐照明：有。现在就是长江的干流到一定水位的时候，每个段都有行洪水位，各地都有具体的安排。同时，也要根据我们的防洪调度需求。如城陵矶河段洲滩民垸开始运用的水位是莲花塘站水位达到33.95米，但如果预报洲滩民垸不运用的情况下，城陵矶水位不会超过防洪控制水位34.4米，就可以争取洲滩民垸不运用，尽量减轻损失；如果预报可能超过34.4米，就需要根据来水情况及时运用，尽量发挥较好的降低水位和蓄洪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关于洪水水量的安排调度，比如洞庭湖，它涉及到湖北、湖南，江和湖之间的利益。现在有明确的责任和安排吗？

徐照明：有。《长江防御洪水方案》和《长江洪水调度方案》对于洞庭湖附近防洪调度作出了明确安排，通过城陵矶控制水位，明确规定了长江和洞庭湖行蓄洪水的责任。在河段蓄滞洪区的安排上，按照湖南、湖北容积对等的原则考虑，比如说目前正在建设的城陵矶附近蓄洪100亿立方米蓄滞洪区，就是湖北、湖南各安排50亿立方米蓄洪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当两个地方出现矛盾的时候，长江委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徐照明：长江委依据的是国家批复的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以及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代表的是国家意志。《长江防御洪水方案》是国务院批的，《长江洪水调度方案》是以前的国家防总批的。我们按照局部服从整体、尽量减轻洪水灾害的原则，协商有矛盾的双方，提出洪水调度的建议，供国家决策。

7月11日，武汉青山区江滩公园内，游乐设施上坐满了消暑纳凉的人（人民视觉 供图）

 

治水思路求变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否再总结一下，现在整个长江流域，在防洪方面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徐照明：长江防洪的薄弱环节，有几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蓄滞洪区。我们现在蓄滞洪区的建设相对是比较滞后的，在发生大洪水需要分洪的时候，需要转移大量的人口，经济社会损失也比较大，运用起来比较困难。

第二方面就是中小河流，“小水致大灾”的问题。比如今年的滁河、巢湖、青弋江和水阳江等，都发生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这些年，我们通过中小河流的治理，防洪能力有了一些提高，但它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点上变强了，在整个体系上还不完善。但河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可能正是某一个点的失败就会导致很大的灾害。所以中小河流需要整个流域的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第三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洲滩民垸。洲滩民垸如何在发挥蓄洪作用的同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还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政策。这是防洪业务上的一些薄弱环节。当然，像山洪灾害这样一些老的挑战也是一直存在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导致的堰塞湖洪水也是新的挑战，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还有，像长江干流的堤防，有时候也会出一些小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提升。

三联生活周刊：山洪现在的危害有多大？

徐照明：山洪是一种地质灾害，当地质条件和洪水条件耦合的时候就会发生山洪灾害。它很难去预测，也很难用工程措施去解决，所以造成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水利部曾经做过统计，这些年，每年因山洪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洪涝灾害总死亡人数的70%左右。山洪灾害的防御是以非工程措施为主，第一招是“让”，房屋等建设要避开山洪威胁区，第二招是“跑”，强降雨和地质灾害发生前要及时预警，尽快转移人口，保证老百姓的安全，这是我们防洪的基本底线，不能损失老百姓的生命。

另外，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后，我们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协调干支流之间的关系，某个地方的排涝能力很强了，就用泵站把水抽到长江去，但是长江的压力和一些支流河道的压力就会加大。这也是个挑战。

还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城市的防洪排涝问题。今年重庆綦江、湖北恩施等城市都发生了严重的洪水灾害。现在城市的经济都很发达，有很多生命线工程，可能小小的一个灾害，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城市面临的洪水风险成倍提高了。我们把风险分为基于自然的风险和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我们控制自然洪水风险的能力是不断在提升的，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是另一回事。城市要高速发展，发展需要更多的土地，人口和城市进入到本身自然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低洼的湿地、滩涂等等。按照自然的规律，那些地方如果是农田，淹了就淹了，损失也不大。但是，如果现在这些地方变成了城市，淹了，损失就非常大。城市防洪不但要保证设计标准下的安全，还要保证超标准洪水情况下的城市正常运转。

三联生活周刊：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长江流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规划当中，治水的思路和理念发生了什么变化？

徐照明：这些年，我们长江委一共制定了三版《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简称《长流规》），分别是1959年版、1990年版和2012年版。《长流规》始终紧盯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时俱进地解决新老水问题，其治水的理念和思路也不断在变化。

1959版的《长流规》，主要是解决基本的防洪安全和涉及到老百姓吃饭的灌溉问题；1990版的《长流规》是为了解决我们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向发展，需要水资源、电力和更高的防洪能力保障的问题。到了新时代，2012年版《长流规》就主要考虑生态文明、水资源的高效利用、防洪布局优化、洪水风险管理等问题。

我们治水的思路也在不断变化，目标更加多元，更加清晰，更加考虑时代的需求。我们现在更强调保护生态，防洪的思路也要与之适应，像武汉的江滩就是防洪风险管控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以前大家说，这个地方是可能被洪水淹没的，让大家不要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很多时候它是没有洪水的，人可以在里面活动，江滩的治理只要你不影响洪水来时的行洪就可以了。把这两个功能一结合，人和水之间的关系就会更亲密了。所以现在很多城市的堤防和江滩都变成了市民的活动空间，洪水没来的时候，人可以在里面游玩、锻炼，洪水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行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