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湖口县流芳乡，消防队员运送受灾乡亲们返回家中（黄宇 摄）

今年7月下旬，多地宣告出梅后没过几天，雨带再次南移，笼罩在了长江流域上空。

7月25日，暴雨袭击了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城区陷入一片汪洋，造成5人死亡1人失联。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许多民垸、圩堤已经紧绷到了极致，人们在破堤和守堤之间犹豫不决。此时，长江3号洪水已经在上游形成，对无数防汛人员来说，新一轮考验即将到来。

发了疯似的梅雨当然是这场洪水的直接肇事者。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今年6月以来，长江流域的累计降雨量为近60年同期最多，在不少地方，降雨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通过研究近100年来的历史气象资料，气象和水文专家们的确发现，梅雨与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关系十分密切。这100多年里，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的年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入梅很早，梅雨期特别长，比如1931年、1954年和1998年，今年也不例外。

其实除了一些特殊的年份，在江淮一带生活的人每年都要经历梅雨，习以为常。它通常在6月上中旬到7月上旬末之间，因为正值江南特产梅子成熟之际，这段时间的降雨被称为梅雨。不过梅雨还有个别名，叫“霉雨”，那是因为这段时间阴雨连绵，湿度大，气温高，衣物和食品容易霉烂。梅雨区里生活的人大概都有衣服许久不穿，过段时间拿出来后上面已经长了毛的经历。这是梅雨给南方人留下的记号。

在全球范围来看，梅雨是东亚季风气候区才有的现象。我国大半国土都被季风控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分明，祖先们把一年分成了24个节气。“东亚季风是一个大型的、非常复杂的系统，变化很快，不确定性很强。它不仅受到了热带气候的影响，而且受到青藏高原的陆面过程、高纬度的海冰变化，以及城市化、农业耕作、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在不同的年份，季风有强有弱，所以降雨也有多有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气候学家罗京佳说。

但洪水并不是每年都发生的，因为在千万年的地质演进中，长江与季风早已形成某种默契：当季风携带着暖湿气流从海上吹来，雨水会大致按照自东向西，先南后北的顺序，依次在长江流域落下，在地表汇集后进入江河，所以中下游的来水率先下泄入海，等上游来水进入中下游时，长江和沿线湖泊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这种默契不时会被打破，如果降雨不按常理出牌——有证据表明，这种可能性有增大的趋势——雨带一直徘徊在长江一带，上下游、江与湖的来水就会形成恶劣遭遇，从而暴发大洪水。

为了抵御洪水，我们从古代就开始修筑堤防，到今天，已经在长江干支流上修筑了绵延万里的堤防，还建起了三峡大坝、葛洲坝这样的浩大工程。我们抵御洪水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长江可以就此永葆安澜了吗？水利专家们很清楚，随着流域内人口、经济活动的密度不断增加，洪水带来的风险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升高。如今在总面积180万平方公里的长江流域内，生活着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产生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GDP，其中半数以上的城市都处于原来的洪泛区。现代城市系统庞杂无比，一环套一环，虽然看似强大，却更加难以承受洪水带来的伤害了。

如果再来看整个防洪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与水资源学家王浩告诉我，长江流域的防洪形势依然严峻。长江一年入海的水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它的很多支流，比如汉江，一年的径流量超过了整整一条黄河。所以，“长江洪水峰高量大与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如遇1954年大洪水，即使三峡等控制性水库发挥拦蓄作用，下泄流量还有500亿立方米的超标洪量，仍大大超过荆江河段河道的安全泄量，中下游地区需要动用大量的蓄滞洪区分洪。可问题是，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当前条件下，大多数蓄滞洪区一旦分洪，损失巨大，难以达到‘分得进、蓄得住、退得出’的要求”。

即使我们信赖的堤防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水流对堤防的侵蚀和渗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而三峡水库修建后，上游来水来沙条件改变，中下游干流河道正在发生大范围、长历时、大幅度的冲淤变化。受此影响，近年来中下游的局部河段河势调整有所加剧，新的崩岸险情频繁发生。不过王浩更担心的是一些支流和湖泊，“因为这些地带的堤防工程线长面广、基础薄弱、堤身质量较差，一旦遇到高洪水位，管涌、渗漏等重大险情较多”。

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城市内涝的问题也频频被提起。人们常说洪涝，但“洪”与“涝”是不同的，“洪”是外来客水造成的，“涝”则是本地雨水导致。当我们用坚固的堤防挡住了外来洪水的入侵，发生在内部的内涝却依旧困扰着大部分城市。在武汉这样的南方城市，不少人都有淌水去上课、上班的独特体验，有的人甚至网购了皮划艇，就等着暴雨到来后泛舟于家门口。城市内涝当然不是南方城市的“专利”。据统计，近10年间，中国62%的城市发生过内涝，内涝灾害一年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基本覆盖31个省份，全国城乡年均受灾人口在1亿人左右。

当我们在关注南方的水灾时，王浩提醒我们同样要注意另一个事实，就是旱灾带来的破坏并不比洪涝灾害轻，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因缺水带来的显性和隐性的损失甚至远大于洪涝灾害。我们在汛期开足马力，全力泄掉的洪水，在另一个季节或另一个地方是求而不得的淡水资源。因此，如何把洪水资源化，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这期封面里，我们分赴长江沿线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重庆等地，采访到了不同的人群，他们当中有水利、气象、工程设计和城市规划专家，也有很多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普通人，他们有的生活在农村，有的成长于城市，每个人都对洪水有着自己的特殊记忆，也在与水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个体经验。我们试图去了解，水给他们的生活到底带来了什么？除了伤害，是否还有其他？

我的同事黄子懿在鄱阳湖流域一带走访了水灾现场，在跟随冲锋舟进入被淹村庄的过程中，他首次以洪水的视角来观看周围的一切。他观察到，作为长江进入下游前最后一个“水袋子”，鄱阳湖面临的人地矛盾依然尖锐，过去“严防死守”的抗洪思路正在向“主动进洪”转变。

王梓辉和刘畅都去了安徽。今年入汛以来，安徽多条支流和主要湖泊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王梓辉发现，随着1998年后长江干堤加固和重要城市防洪工程的实施，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集中到了圩区。到底是“保”还是“弃”，对当地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刘畅关注的则是县城里的中小水库。作为长江防洪工程体系当中重要的一环，水库起着调蓄洪峰的关键作用，但一直以来，分散于各地的中小水库却面临发展困境，当老一辈守库人渐渐老去，它们该何去何从？

刘怡所在的太湖流域今年也早早进入防汛模式，不过在重重考验下，太湖沿岸地区得以避免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这部分得益于相对充足的防汛基建投入。但太湖综合治理，涉及到的远不止是防汛。

王海燕采访了重庆綦江河上的一个水文站，在全国，有12.1万个这样的水文观测站，里面驻守着许多水文站员，他们收集到的数据被传输到更大的控制中心，为整个流域的防洪调度决策提供了基础。

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用围、堵、截的思路去防御洪水，试图控制住江河湖泊。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是时候做出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