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云南省沧源县的翁丁老寨曾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

编辑/贾冬婷

毁灭性大火

这场大火是从东北方向烧起来的，那是整个翁丁老寨的最高处。

大年初三下午5点40分，肖立军正拎着香蕉、糯米粑粑等礼物，往寨主杨建国家走。按照佤族的传统，村民们要在新年之际给寨主送点果品等，以示尊重和感谢。在翁丁佤族，寨主是最早建设寨子的人，家族内部世袭而来。到杨建国，已经是翁丁佤族的第七代寨主。虽然如今寨主已经从寨子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变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头衔，但新年向寨主进贡的习俗仍然在翁丁保留了下来。

快走到杨建国家门口时，肖立军清楚地看到了火光，这里与起火点相隔一座房子，彼此不到20米远。肖立军来不及进院，他将手上的东西转交给路边的一个小女孩，请她帮忙送过去，自己则径直前去查看火势。正在院子里给鸡投喂饲料的杨建国也听到了动静，他放下手中的活儿，跑了出来。此时，火已经快将房子包围，产生的烟雾在屋顶上方随着风向西南方向飘去。

烟雾将更远地方的人吸引了过来。村民肖文升当时正在自家超市里与朋友聊天，一个无意的转头，他看到东北方向冒着“袅袅炊烟”，就迅速向冒烟的地方跑去。肖文升出来得急，没带手机，嘱咐身边的杨建国快点打119，电话接通了，他一把夺过手机，大喊：“翁丁着火了！”

2月15日，在此次火灾中受损的翁丁村老寨部分建筑（江文耀 摄/新华社供图 ）

2月14日的一场大火，将翁丁老寨几乎化为一片灰烬（新华社供图）

此时的翁丁老寨，除了一些没来得及离开的游客，只有零星的17户村民。自从2017年底旅游扶贫搬迁启动后，大部分老寨居民都搬去了一公里之外的新村居住，曾经拥有105户村民的老寨，仅成了接待游客的上班之地。这天火烧起来时已经过了景区的下班时间，大部分人已离开。而突然起火的房子，主人已经搬去新村居住，这天刚好没来上班，房子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翁丁老寨的房子建筑材料主要为木、竹、茅草，其中梁、柱、门窗框、墙体等建筑构件主要是木料，竹子则用于围护部件，铺设地面、覆盖墙面等，屋顶则用茅草覆盖。由于通体是易燃材料，一旦碰到火，燃烧的过程非常快。

眼看着火越烧越旺，肖文升等人赶紧找来消防栓，但失火的房子在寨子的地势最高处，消防栓的水压上不去，喷了几下，就不再出水。更不凑巧的是，平时一直在寨子里巡逻的小型消防车这天也不知为何停在了寨子外面。此时，人们再往老寨东南侧生活用水蓄水池取水灭火已经来不及了。

失去控制的火势开始向杨建国的房子偏移。杨建国和肖文升等人不敢耽误，当务之急是要先进去把家里的老人劝出来。杨建国的母亲，即老寨主的夫人，今年已经79岁，一开始，她并不愿意出来，嘴里念着要和老房子同在，并开始念诵佤族的经文，祈求上天保佑。在周围人的合力帮助下，几乎是将她架着走出了家门。慌乱中，老人向村西头埋着老伴和先人的墓地走去，游客和村民则向寨子中心的广场跑。

在烧到杨建国家房子的同时，漫天大火堵住了整个寨子最主要的入口——东北口寨门。在翁丁佤族传统里，寨主一家承担着保护全寨人不受外物入侵的责任，杨建国家的房子就建在寨门处。寨门的旁边有一棵大榕树，据说是由第一位头人，即杨氏家族的人迁徙到翁丁大寨时亲手栽种的，距今已有400多年，树冠覆盖面积约900平方米。寨人把此树视为神树，加以祭拜，表示对祖先的怀念和崇敬。当消防车赶到时，寨门几近烧毁，古树的树杈也被大火烤干，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只能绕行到另一边，寻求其他通道，这让救援行动变得越发缓慢与艰难。

在风的助力下，火开始向寨子的下方转移。翁丁村地势东高西低，东侧是海拔2605米的窝坎山，寨子位于窝坎山西侧山脚的一块突出的半岛状地块上，村子东侧边界最高处约比西侧边界最低处高出20余米。

肖文升帮着杨建国搬出电视等几样大件家具后，匆忙往自己家赶去，将腿脚不利索的母亲扶出了屋子，并拿出一些值钱的东西放到寨子外围的自家田地里。等再次返回时，自家的房子已经烧了起来。他眼睁睁地看着超市铺面和旁边的祖宅一起，淹没在火海里，肖文升努力忍住了眼泪。

“烧到我们家就相当于半个寨子已经烧了。”肖文升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家离寨桩不远，寨桩位于寨心，村域面积6.3平方公里的翁丁以寨心和撒拉房为中心向外扩散，居住空间围绕寨心呈圈层分布。充当祭台功能的寨桩在佤语里叫“广姆”，底部是木头做的柱子，上面插一根竹竿，顶端挂有雕刻着船、鱼、燕子的图腾符号。作为佤族人定寨的祖台，几天前，居民们还围绕着寨桩举办了新年祭祀活动，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此时，它同样被淹没在一片火海里。

从下午5点40分，到当晚11时15分，明火才全部被扑灭。大火从寨主家所在的东北方向一路往下，所到之处——民居、佤王府、木鼓房、翁丁文化博物馆、打歌场、镖牛场、寨桩、撒拉房等，一一被烧毁。老寨的105座民居，仅有3座在消防车赶到后，被抢救了出来，得以保留。杨建国紧急搬出来后放在广场上的电视、衣服等也未能幸免。

目前，起火原因仍未公布，但本刊记者从一位参与翁丁灾后重建工作的专家那里了解到，公安部门目前的调查已排除电线走火和游客扔烟头两种可能，基本确定是人为放火，但究竟是谁、为何放火，目前仍在追查中。

在这场建寨40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中，翁丁化为一片灰烬。然而，在一些村民的眼里，老寨的瓦解早已开始。

翁丁佤族人崇尚自然，村子周围植物茂盛，环境优美（视觉中国供图）

“最后的原始部落”

从云南的沧源佤山机场出来，坐大巴，途经314省道、南立线，再穿越2公里长的翁丁隧道，就到了翁丁老寨的入口。道路两旁的风景在农田与树林间几经转换，等靠近目的地时，茂盛的山林景观在眼前浓墨重彩地展开。翁丁被包围在这片深绿之中。

相传，翁丁佤族的祖辈最早来自于缅甸佤邦绍帕、绍兴等地，那里距离翁丁所属的沧源县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距离。400年前，杨氏的头人带领9户人家来到一个叫芒回的地方定居，后来随着人口增多，田地不够分了，杨氏头人就安排他的兄弟带领4户人家来到翁丁大寨，他的兄弟便成了大寨的寨主。

杨建国的父亲杨岩那在60多岁时继承父位，成为翁丁的第六代寨主传人。过去，寨主是村里的最高掌权者，村民要为寨主劳作，收获的粮食需要上缴寨主家，后来随着社会改造，寨主变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头衔，主要负责与传统习俗相关的工作。

在杨建国的女儿杨知秋的印象里，作为寨主的爷爷似乎总是穿一身黑色的佤族传统服饰，在火塘边坐着抽烟斗。小时候，杨知秋一家和爷爷奶奶、两个叔叔、四个姑姑住在一起，在村子里属于人口众多、家大业大的家族，爷爷是家族里说一不二的权威人士。她对本刊记者描述，比如，火塘的正上方有一把爷爷专属的椅子，比其他的椅子都高，除了爷爷，谁都不可以坐；家里的祭祀房建在爷爷睡觉的地方，其他人都不可以进入。

纪录片导演刘春雨从2012年开始，用了8年时间拍摄了一部关于翁丁的纪录片。在他的镜头里，整个聚落中，佤族生产生活中最完整的文化表达，都在老寨主的家里：在翁丁，男男女女都抽烟斗，但身份越高，使用的烟斗就越长，老寨主的烟斗足有一米多长；除此以外，寨主家里还有作为权威的象征——只在重大节庆和祭祀活动时才使用的、全村仅此一套的镖枪。

寨主家里的空间布局也遵循严格的规范。像大多数翁丁传统人家的住房一样，杨知秋家的住房内部以火塘为中心进行分界，其中供位和入口一侧为“火塘上面”，存放着祭祀用的物品、茶具和生产劳动工具；内室入口一侧为“火塘下面”，是家庭成员用来吃饭、存粮、放衣服的生活区域；火塘与内室之间的区域为“主人区域”，用来活动、起居、休息。刘春雨在拍摄时曾和寨主一家同吃同住，他观察到，老寨主的一天就是从火塘开始的。“早上从火塘边的地铺上起来，先把火点着，然后烤翁丁自产的茶来喝，再把米线拿出来，把水烧开了之后，把米线烫一下，放一点点辣椒、一点酱，一顿饭就足够了。”同寨子里大多数老人的生活习惯一样，晚上，老寨主就睡在火塘边的地铺上。“佤族号称‘不熄的火塘’，火塘在佤族的文化符号里，就是一家人的心脏。”

在杨知秋小时候，一家人住在一层的落地式全木结构茅草房里。等她长大一点，家里人多起来，房子被改建成两层的干栏式。这种房屋顶部覆茅草，两侧有叉叉，也叫“叉叉房”。张捍平是ADA研究中心聚落文化研究所主持人，曾在2010年和2012年两次来翁丁调研。他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建筑结构与佤族生活生产之间的契合度是非常高的。“首先他们白天很少在室内活动，主要是晚上在室内活动，所以顶上基本不开采光的窗；其次，这儿是热带气候，如果房子建在地面会非常闷热潮湿，底层架空可以让空气流通，让室内保持干爽；再者，室内有火塘，火塘会产生热空气，这样室内的空气向上蒸腾，周围的新鲜空气就进到室内了。”

2010年，还在读研究生的张捍平跟着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王昀老师去云南做聚落调查。他们一路从西双版纳往西北走，曾经的传统村落所剩无几，不是被刷成了白墙就是变成了砖瓦房，原始状态已经没有了。翁丁是他们走过的最后一个村子。“当时震撼力特别强。”张捍平回忆，“翁丁村落的形态非常完整，或者说完整程度非常高，村子围绕着寨心形成了一个集合式的聚落。”村子的外围，则是一圈以榕树为主的参天大树。翁丁佤族人崇尚自然，根据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的记载，莫伟（佤族神话中万能的神灵）对佤族祖先岩佤说：“凡有大榕树的地方就是你的住处。”

在张捍平看来，那个时期的翁丁，最可贵的魅力是，“村里人的生活行为也是原生态的。”杨知秋对小时候在寨子里过新年记忆犹新。每到此时，家里就成了整个寨子最热闹的人家，每家每户都会派一个代表前来，拿一把米、一点盐巴和一点钱，在家里吃三天的饭。大人们杀猪煮肉，在火塘边围坐，充满欢声笑语。杨知秋则会早早地穿好佤族样式的新装，美滋滋地等着收压岁钱。吃完晚饭，寨子里的男女老少会聚集在寨心的广场上，先由寨主和主持祭祀的摩巴念诵经文，然后所有人一起围着火塘跳舞。寨子里还有专门负责乐器演奏的村民，大家一起吹吹唱唱，一连玩好几个通宵。寨心旁边就是撒拉房，由四根大柱、一根中梁和几根压条构成，顶部以草片或瓦片覆盖，四面通风，内有粗木板搭成的长条凳。白天，撒拉房是全寨人休息聊天的公共场所，晚上则供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在新年到来时，这里会变得格外热闹。除此以外，作为寨主之家，谁家有婚丧嫁娶、修建房舍、小孩出生等，都会来跟爷爷说一声，请其帮忙举行个仪式。

这样原汁原味的热闹现在已经消散。虽说白天老寨依然人来人往，但主要是来参观的游客和回景区上班的村民。一到晚上，人群散去，整个寨子瞬间安静下来，变得空空落落。

翁丁老寨里穿传统服饰、叼烟斗的佤族妇女（陈海宁 摄/新华社供图）

变异的旅游

翁丁的平静是在一次偶然的狂欢节之后被打破的。2004年，恰逢沧源县40年县庆，政府借机在“五一”劳动节举办了首届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这原本是我们的一种小型仪式。比如，在叫魂的时候，摩巴会把传统草药‘娘布惹’点在额头中间，意味着带来好运。”在肖文升的印象里，狂欢节一下子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摸你黑”狂欢节让沧源成功出圈，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翁丁的知名度。

肖文升今年40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起话来语调缓慢而清晰。在翁丁村，他是同一年龄层里为数不多的上过高中的人，脑子活，主意多。也是在2004年，他在老寨的自建房里搭起一个小铺面，卖些生活用品。他说，每年“五一”举办狂欢节的四天假期，超市一天的收入可以达到平时的10倍左右。但除了节假日外，来翁丁的游客并不多。大多数时候，超市主要还是本村人来买东西，每天就只有几十块的收入，仅够家里的日常开销。3年之后，肖文升关了超市，和村里大多数男性壮劳力一样，离开家去浙江打工，几年后才回来重开超市。

但翁丁的旅游开发工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2005年，继狂欢节后，沧源县专门设立翁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同时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2011年，当地政府发布了名为“临沧市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建设”的项目，“初步估计2015年游客将达100万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5亿元，年利润达1.5亿元，预计3年收回投资”。2012年，沧源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负责翁丁村的旅游开发工作。

招商资金的用途都围绕硬件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包括“道路交通、给水设施、排水设施、供电、通信电视、安全设施、旅游设施等”；“对保留完整的佤族传统设施进行提升，建设餐饮、住宿、购物设施，完善服务功能”。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村民们的存在变成了扩大旅游业的“绊脚石”。在一份2009年编制的《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文件中，已经出现了“搬迁”的字眼：“游览区居住着101户村民，共476人，居民住宅面积占整个景区面积的32.51%，村子周围大山环抱，林地面积又占整个景区面积的47.96%。因此，功能分区虽基本合理，但可商业用地极其有限，旅游功能还较薄弱，缺少吃、住，并且购的功能也不强。”文件中提到，2008年翁丁接待游客达到2万人次，“为了协调旅游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改善问题，并提升环境容量，必须搬迁部分居民”。根据计划，从老寨迁出的村民有49户。

但文件中提到的因环境容量不足而搬迁是存在争议的。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欧阳志勤曾于2013年到2018年在翁丁做调研，她研究发现，翁丁理论上的年旅游环境承载量最高可达47.835万人次，远高于上述文件所提到的2万人次。

村民们开始得知搬迁的消息是在2012年。当时，启动搬迁的名义除了发展旅游外，还有一项被称为“佤山幸福工程”的计划，要对沧源县的8000多户农村危房实施改造，翁丁老寨的茅草房也被认定为危房。新村地址距离老寨只有一公里，那里曾经是村民们的水田。

恰在这一年，翁丁老寨发生了一场火灾。那是一个“五保户”之家，因为裸露在房屋下的电线在雨天打出火花烧着了茅草屋，灭火之后，政府工作人员开始以安全为名上门游说，请村民们考虑搬迁到新村。刘春雨拍下了这次火灾，他告诉本刊记者，这次火灾之后，村民们的去留问题正式被搬上了台面。

“开始动员搬迁后，人心就涣散了。”肖文升记得，从2010年到2014年算是翁丁旅游人数的高峰期。但搬迁开始后，村民们搞旅游的热情就不太高了，过去男女老少在寨子里生活的场景也慢慢消失了，“游客来了再也感受不到原来的那种气氛，看不到叼烟斗的老太太们了”。

作为村子的外来者，刘春雨也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记得刚到翁丁村时，每天早上都是伴随着窗外牛抽尾巴的“嗖——嗖——”声醒来，那是小孩子要去水田里放牛了。做饭时，村民们在屋前屋后抓一把菜放到锅里，烫一下就吃。“你会感动，所谓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就是这样。”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村民的生活开始被打扰。“半夜，有游客冲进来就说，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杀只鸡。村民说我们都睡觉了，游客说给你500块钱，村民都不好意思了，自己都觉得太贵了。但是你烦也没办法，因为佤族人不会把人撵出去的。”老寨主也从一开始的乐于和游客交流，变得一见游客进来，就拿着大烟斗躲了出去。

村民和旅游开发者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首先是旅游收入方面，虽然从2019年之后，政府和旅游公司承诺搬迁到新村后，村民在老寨的房子将成为股权房，以“股民”的身份参与翁丁的旅游开发，但实际采用的依然是工分制时代的分配方式，即通过参加表演、收门票、当导游等，一天拿60元左右的“工资”。

除此以外，村民对旅游开发活动没有组织和决策权。叫魂、镖牛、拉木鼓等过去都只在重大节日和祭祀活动中才举办的仪式，被开发者变成了一种表演性的日常活动。一名搬去新村的村民向本刊抱怨，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拉木鼓甚至变成了一天两次，“早上11点多的时候一次，下午3点多的时候一次”。

2018年，欧阳志勤从杨建国那儿获知，村里种了两棵水泥做的古树。她质疑，翁丁古寨目前被绿荫群山和古榕树包围，植物在翁丁非常容易生长，不仅长得快，而且茂盛，可当地政府不努力保护生态环境，却用钱种植了两棵“古树”。另外，印证翁丁佤族传统文化沉淀了几百年的石围墙以及承载村寨历史的道路，在旅游开发后都被以旧换新，为旅游而修建的现代公共设施如公共厕所等，“与古寨极不协调和匹配”。

2019年8月，云南省特色小镇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包括翁丁老寨在内的临沧翁丁葫芦小镇提出黄牌警告通报。通报称，这一旅游特色小镇在创建中没有将重点放在翁丁老寨上，出发点和方向发生了严重偏差。但一年之后，黄牌警告即被撤销。2020年3月，云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部落的瓦解

一开始，没有村民愿意搬迁，经济因素是一方面原因。根据多位村民的说法，建在新村的房子总价16万元左右，一开始的搬迁计划是，政府的补助款约占1/3、政府担保的贴息贷款占1/3、农户自理费用占1/3。翁丁村民无法理解，在自己的水田之上建房，为什么还要自己掏钱买？

另一方面，老寨居民对新村的房子并不满意。新居的墙体统一是涂了红漆的木头，有些还没住进去就掉色了，屋顶为黑色的薄薄的石棉瓦，大门则是玻璃制的。走在二楼的木质地板上，“咯吱咯吱”地响。虽说老寨的房子被政府认定为“危房”，但在翁丁的村民看来，质量差劲的却是新村的房子。“2017年沧源发生地震，老房子再摇都没事，村民说新房子不停地往下掉东西。”刘春雨说，看到这一幕，老人们笑得不行。

更重要的是，新村房子的格局并不符合翁丁佤族的传统生活习惯。翁丁人对火的崇拜充分体现在火塘上，火塘就是家庭的心脏，除了承担取暖、做饭等日常功能以外，各种家族聚会、小型的祭祀典礼都在火塘边完成。在过去，火塘中的火一年之中是不熄灭的，村民外出劳动或晚上睡觉时，要将火用炭灰封住，保存住炭的温度，待回家或起床后再重新把炭灰去掉将火烧起来。只有在每年的新火节这一天，燃烧了一年的旧火才可以熄灭，换上新的火种。

但是，新村房子的空间格局几乎没有可以容纳火塘的区域。老寨的房子里，厨房、休息和活动的地方都在一个大通间里，以火塘为中心进行区域划分。新村的房子则按照现代居住格局，分为了厨房、卧室、卫生间等。一楼一进来，走两步就到了二楼楼梯的入口，公共活动区域几乎被取缔，更遑论专门放置火塘的地方。

况且，神林和祖先的墓地还在老寨子里。搬走了，它们怎么办？翁丁人崇尚自然，每到一个地方定居，他们会集中种植一棵属于自己家族的榕树作为家树。每到重大节庆或祭祀活动来临时，整个寨子里的男性代表们会一起来到神林里，祭拜各自家族的神树。翁丁村的神林设置在村子东北方向的边界处，墓地则在与神林相对的西侧。按照传统，一旦从此地离开到他处定居，是不能再回来祭拜的。

各种原因交织之下，搬迁一度停滞。再度启动则是在2017年末、2018年初，当时国家旅游扶贫的力度加大，沧源翁丁作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村，搬迁到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一环，入住新村不再需要交任何费用。

围绕着搬迁与否，村子内部的关系一度变得微妙。村民们分成了两股势力，一派是以老支书杨艾块为首的支持搬迁派，一派是以老寨主一家为首的反对搬迁派。杨艾块是翁丁老寨的老支书，也是旅游带头人，多位翁丁村的村民告诉记者，2018年之所以能搬迁，关键在于这个老支书。

对于老支书旅游带头人的身份，反对搬迁的村民们私下里颇有微词。他们说，杨艾块的儿子在村里是搞旅游基建的，买的车要几十万元，女儿把守着老寨收门票的岗位，大儿媳妇是旅游导游组的组长，“谁家孩子当导游，要经过她（大儿媳妇）的同意”。言下之意是，老支书一家从旅游带头人的身份里，获得了比村里其他人更多的利益。

愿意跟随老支书搬迁的人以年轻人打头阵。在过去，翁丁村里的人普遍找本村人联姻，这几年，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多了，不少人在外面谈了女朋友，带回家。“人家就看你家里盖了几栋小楼，有车没有，谁会嫁给一个生活在原始社会里的人？住在茅草房里，媳妇都找不着。”刘春雨说，年轻人搬走后，部分老人慢慢就跟着过来了。在新村，房屋的分配方式是按户抽签，根据每户人口的多寡，分到的房子从50平方米、80平方米、9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不等。

以老寨主一家为首的17户反对搬迁者里，肖姓村民和老人占了大部分。整个寨子共五大姓氏，人数从多到少，分别是肖、杨、李、田、赵，其中寨主在杨家内部世袭，肖家主要负责整个寨子的婚丧嫁娶等祭祀事宜。因此，村子里的摩巴们大部分是由肖家人担任的。摩巴们年纪大，对翁丁佤族的传统文化理解至深，再加上搬过去后可能要脱离原来的生活习惯，他们并不愿意离开。在刘春雨的印象里，老寨主寡言，搬迁政策下来后几乎没有公开说过什么话，只是始终在沉默中拒绝搬迁。

但在已经搬走的人眼里，这些不愿意搬迁的人家，多多少少是在老寨享受了更大的旅游红利。以老寨主家为例，2013年，杨建国在刘春雨的建议下，花两三万元在家旁边的自留地里建了间客栈，后来，欧阳志勤团队又帮助他家设立了环保书屋，打造了花园，修建了生态猪圈。客栈本身就位于寨子入口处，又是寨主家的身份，再加上干净的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17户人家里，开客栈的一共有三户。还有像肖文升家这样开超市和茶室的，店铺靠近寨心，是游客们在村里的必经路线，生意一直不错，一年有6万元左右的营收。另一户人家是村里指定的旅游接待中心，免费为游客提供茶水等，每年可以得到十几万元的政策补贴。

杨岩那和杨艾块是兄弟俩，但搬走之前，杨艾块并没有和当时任寨主的杨岩那打招呼，搬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杨艾块很快就被选为新村的寨主，老寨主杨岩那从此一病不起。

在过去，翁丁老寨的房屋是按照亲缘关系分布的。“翁丁人习惯家里只留长子与老人一起生活，继承家业，其他兄弟在成年之后要出去单住，意味着再建新房，于是基本围绕老寨慢慢向外扩张。”张捍平介绍。但现在，寨子被肢解成三部分，大部分人去了新村，小部分人去了离寨子更远的幸福家园，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了老寨里。

一种极微妙的对立情绪横亘在留下的人和离开的人之间。杨知秋觉得，村民们之间似乎没有小时候那么亲了，甚至在2019年11月爷爷杨岩那去世时，有些村民都没来参加葬礼。“不能说跟他们之间有矛盾，但是因为他们已经搬去新村了，感觉老寨弄成什么样子，好像都跟他们没关系了，能挣到钱就可以了。”

按照规定，老寨村民搬到新村后，新村的房子成为产权房，老寨的房子成为股权房，参与翁丁的旅游经营活动，每户每天可以派一个人回到老寨的房子里，但不能居住，老寨仅成了他们上班的地方。在新村，他们重新选了座山包当作神林，重新建了寨心、祭台、撒拉房，开始了新生活。

时间回到2012年，新村动工前的某一天，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寨主杨岩那和村里的几位老摩巴来到即将盖新房的水田里。田野上，水稻的叶子在风中摇晃，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林。这群佤族老人们穿着传统服饰，用芭蕉叶、竹子在田里搭起一个半米来高的祭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白鸡，捧在手中念着祭词，然后宰杀。接下来，被杀死的鸡被做成了一锅鸡米饭，大家围坐在芭蕉叶铺设的地毯上食用。食毕，对着刚刚取出的鸡头骨念诵佤族的经文，之后，几位老人用削尖的牙签沿着鸡腿骨的缝隙插进去，拿在手里观看。

按照佤族传统，搬迁动土之前，都要杀鸡算卦看风水。这是刘春雨拍摄的第一个纪录片镜头，也是翁丁佤族继400年前搬迁到翁丁老寨后，第二次举行这个仪式。镜头里，几位老人凑在一起，用佤语讨论着，神色严肃。刘春雨听不懂他们的说话内容，隐约猜到卦象可能不太好。

直到很久以后，老寨主杨岩那才略带懊悔地主动聊起这次祭祀：“如果当时我不去算卦就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搬迁了？”

“去”与“留”的最后抉择

2月27日，火灾发生后的第十三天，老寨的17户人家第一次踏入火灾现场。这天是他们选定的日子，按照翁丁佤族的传统，重大灾难发生后，需要举办祭祀，将不幸从身上驱除，以保佑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祭祀地点选在已经被烧毁的寨心位置。村民们找来一头怀孕的猪，先由17户人家每家选出一名男性代表过来，共同将猪杀了，从肚子里任意掏出一个幼崽。按照佤族的解释，如果是公猪，代表以后的日子健健康康、吉祥如意；如果是母猪，代表五谷丰登，不愁衣食住行。接下来，将猪煮熟，带往村西头的墓地扔掉。17户人家的男女老少这时候一起过来，对着猪肉被扔掉的方向坐着行拜礼。

等待摩巴念完经，村民们找来一根竹子将其从中间破成两半，再找一只黑色的鸡杀死，也劈成两半，竹子和鸡在地上分列两排，17户人家的每个人都从竹子上跨过去，整个仪式结束。“在这之后，17户人家不再是带着灾祸的人群，可以到别的寨子走动了。”肖文升解释。

围观的人群里，还有市政府从全国各地请来的9位专家，他们有着遗产保护、建筑、旅游、文化产业等不同背景。当天专家们举办闭门研讨会，基本达成“重建”的共识。但在“如何重建”及“为谁重建”方面，问题变得更复杂。

3月1日，本刊记者在翁丁看到大批工人在寨子里活动，据村民说，这些人都来自其他地方，翁丁老寨的村民一概不允许参与建设。

“房子应该由谁做主？”在火灾发生前，这个问题就曾困扰着老寨的村民。村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户叫肖才生的人家，其父亲是因为意外去世的。在翁丁人的生死观里，正常死亡的人是“祖”，祖先给村民带来保护，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则会变成“鬼”，需要妥善安置才不会给生者带来灾祸。因此，按照传统习俗，家里有老人以非正常方式离开后，需要把自家的房子扒掉重建。

肖才生算好日子，选在了2019年3月8日这天拆房。3月7日，县文物管理局派人通知他：在2012年，“翁丁佤族传统民居建筑群”已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物，他家的房子不能动。肖才生家的房子建于1997年，属于祖宅，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自己家的房子原来是文物。他无法接受，当晚请来一些村民帮忙，偷偷扒了房子，两天后，因破坏文物的罪名，肖才生被刑事拘留了三个多月。出来后，肖才生重建了老宅。

村民们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修缮房屋。2019年的房屋修缮工作中，政府要求所有人家的房屋必须保持百分百的茅草屋，以维护建筑的传统样貌。有村民考虑到石棉瓦更防水，可以降低屋顶的更换频率，因此坚持不拆石棉瓦，一年后，他的住房修缮补贴款被停发。这是从2015年开始给村民发放的补助，每年2000元到4000元不等，用于给房子补洞、换茅草等。

牛年的这场大火后，肖文升、寨主杨建国和其余仍在老寨居住的人们依然盼望着可以回去。肖文升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向政府提出了将17户人家的房子安排在一起的提议，但遭到了拒绝。在多次上门劝说后，双方达成一致，3月8日这天是个吉日，17户老寨居民统一搬迁到新村，约定待老寨的房子建好后再回来。但肖文升和其他村民们担心，这将是劝说他们彻底搬迁到新村的缓兵之计。

刘春雨的纪录片《翁丁》拍摄结束于2019年，他想过很多种结局，比如“少寨主杨建国孤零零的，虽然只有一户，也要守着老寨”。但这场大火改写了结局，像一种寓言，“一个崇拜火的民族最终消失在大火里”。跟拍多年、见证翁丁起起落落的刘春雨心里明白，即使没有这场大火，翁丁的消失也是迟早的事。“老寨只剩下一个壳了，神已经不保护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