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默克尔喜欢他的历史著作
《卫报》一位记者说，默克尔处于德国政治的最前列20年了，奇怪的是她仍不为人知。人们当然熟悉她的外表，她的着装和发型。但她智识上的内心生活、一个路德教化学家的心灵仍像火星人的一样陌生。路透社记者安德烈亚斯·林克在《默克尔词典》“图书”词条下说，默克尔最喜欢的小说主人公是鲁滨逊，她也读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2011）1976年出版的小说《童年典范》，这部小说以自传体的形式描写了约尔丹一家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和二战时期的经历。《童年典范》是东德时期出版的第一部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回忆纳粹历史的小说。
总体上，默克尔很少看小说，主要看非虚构类书籍，如前宪法法院法官乌多·迪·法比奥的《文化自由》，枢机主教瓦尔特·卡斯帕（Walter Kasper）写的关于怜悯的书。卡斯帕提出，在21世纪，人们生活在恐怖主义、不公正、虐待、儿童挨饿、上千万人逃难、致命的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卡斯帕在书中提到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德国哲学家，“康德的预设依赖一个前提：人类的生活应该伴随着幸福。放弃这一前提就会导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很快就会终结于暴力甚至谋杀的犬儒主义。”
奥地利政治学教授鲁杰·赫尔墨斯认为，默克尔执政后期从实用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位有信念的领导者。韦伯说：“政治行动若要有其内在的支撑定力，就必须要有追求一个理想的意图。为了这样一个理想，政治家追求权力、使用权力；但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究竟以什么形式出现，乃是一个由信仰来决定的问题。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或全人类的，可以是社会和伦理性的或者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属于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对进步的强烈信仰中，也可以冷静地否定这种信仰。他可以坚持应该为了某一理想服务，也可以在原则上否定这类要求，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具体目标。总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话，毫无疑问，即使是在外观上看来最伟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无所逃的那种归于空幻的定命。”
默克尔本来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具体目标，这导致她受到一些批评。2013年8月，哈贝马斯在《明镜》周刊发表文章《一个精英失败的事件》，对默克尔发起正面攻击：“在作为公众人物的她身上，似乎找不到任何规范性的内涵。她经过仔细斟酌、反复推敲走的每一步都是以保住权力为宗旨的投机主义。精明过人的女总理左躲右闪、迂回前行，头脑清醒，却没有明显的原则。”9月5日，哈贝马斯又在《时代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默克尔的政策，说她怯懦、缺乏前瞻，其做法是一种以保住权力为宗旨的投机主义，她没有能力对货币联盟危机做出恰当的应对。
枢机主教瓦尔特·卡斯帕关于怜悯的书也在默克尔的阅读书单上
默克尔在国内政治上游刃有余，由于地位稳固，她对一些微弱的反对意见嗤之以鼻。她读弗里茨·斯特恩的历史著作，不知获得了何种启发。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1926～2016）出生于德国的布雷斯劳，1938年移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欧洲思想史方面，致力于理解第三帝国兴起的历史根源。代表作有《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文化绝望的政治：对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的研究》等。
在《非自由主义的失败》中，斯特恩说，德国没有一种稳定的政治传统，无法成功地接受那些业已成为西方政治文化准则的政治机制，这是由于德国强大的观念论传统：德国人更推崇精神创作而非现实政治活动，“德国的术语文化（Kultur）拥有一种虔诚的隐喻，以至于它无法简单地翻译为英语culture。该词带着德国人所感到的，或者人们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敬畏和虔诚。它被用于形容精神的各种创造和艺术的奥秘——这些东西是如此让人着迷，如同宗教那样温柔而强有力地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崇拜（心理）助长了一些政治偏见和政治立场，以至于没有人欢迎一种民主社会的形成，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的成长。这种崇拜（心理）加速了新教德国快速而奇特的世俗化进程，并成为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大量不负责与不公正（行为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德国人用他们的伟大成就和他们的文化去扩大并原谅自己的最大败笔，即政治（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悲剧。德意志民族主义较少关注德国人的政治命运，也较少关注他们身为公民所享有的实践权利和自由。”
2014年，乔治·帕克在《文静的德国人》一文中说：“德国有着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政治共识，自满的公民，顺从的媒体，很少偏离公众意见的广受欢迎的领导人，这让美国人感到嫉妒，德国的有识之士却感到不安。默克尔的传记作者库布尤外特说：“是从四五十年代从美国得到的民主，可以说是一种礼物。但我不能确定这种民主的态度在德国已经很稳固了。我们德国人总是要练习民主，我们还在接受培训。德国的民主还没有成熟到让人安心的程度。”
默克尔在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中的表现表明，她也有自己的信念伦理。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说中说，有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分别是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二者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心志伦理是道义论的，要求政治人物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妥协，做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责任伦理是后果论的，要求政治人物为了实现目标而盘算目标和结果。“以信念及心意为伦理原则的人，觉得他的责任，只在于确保纯洁的意念——例如向社会体制的不公所发出的抗议——之火焰常存不熄。他的行动本身，从其可能后果来说，是全然非理性的；但这种行动的目的，乃是去让火焰雄旺。”韦伯认为心志伦理是危险的，会退化成沙文主义，如果目标不可妥协，政治家可能会不择手段，所以应该优先选择责任伦理，但应该同时采取这两种伦理，让二者相互限制，有些道德原则确实是不可做出妥协的，政治家要坚决维护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