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2月19日，继一天前拜登政府首次就重返“伊核协议”向伊朗释汀放了“善意”后，拜登总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视频讲话中强调，北约和美国“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同一天，美防长奥斯汀在国防部简报会上也强调说“中国被视为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随后一位媒体朋友马上就问我：伊朗“核弹”可以谈，那中国军舰呢？对此我回答说：目前不可能。

要解释这个回答，首先要解释我朋友提问的由来。近12年前我曾给2009年第44期《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篇题为《伊朗“核弹”与中国军舰》的专栏文章。在文章中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大致是：伊朗“核弹”是当年刚上任奥巴马政府的“近忧”，而中国军舰是“远虑”。而我的朋友问我的意思是，相隔近12年，拜登作为当时的副总统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所面临的似乎是一种人是物非的“情景再现”。其中所谓伊朗“核弹”的“近忧”，很明显随着伊朗手中的“谈判筹码”（铀浓缩+地区影响力）越攒越多，拜登政府只有选择尽快谈判，以对之前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被动”止损。那么作为“远虑”的中国军舰可不可以谈呢？我之所以回答“目前不可能”，恰恰是源于拜登和奥斯汀对上述他们说的那两句话的诠释。

从2月19日白宫网站发布的拜登讲话稿中，可以发现拜登在说那句“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后，他还说了一句“促进我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将是我们承担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同样，从当天美国防部网站发布的奥斯汀的讲话稿中，可以发现奥斯汀在说完那句“中国被视为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后，还说了一句“北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运营理念和投资战略”以应对主要挑战。很显然，从拜登和奥斯汀的诠释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想就“中国军舰”问题与中国展开“谈判”的意思。相反，他们在试图捡起冷战时期的军事结盟遗产，进而“组团”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博弈。

说到这种长期博弈的性质，还要提到拜登在2月19日讲话中说的另外两句话，即“我们必须反击中国政府的经济滥用和胁迫，这些行为削弱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以及“我们绝不能回到冷战时期那种截然对立和僵化的局面，竞争不应阻碍我们在诸如抗疫等问题上的合作”。这表明，拜登政府为接下来的博弈所设计的模式并非有那么纯粹的“军事对抗色彩”，可能是用“意识形态+军事”来搭台，最终还是经济唱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军舰”也许刚好就是这个模式中通过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来凝聚盟友和伙伴“经济合力”的一个关键要素。

最后我的朋友问，既然美国下一步要把“中国军舰”作为一个“戏码”来利用，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对冲呗。随后我又解释说，其实就在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前不到24小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强调，要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建设，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加快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