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普及了“基本传染数”（R0）这个流行病学概念。在没有人工干预的前提下，每名感染者平均能够直接传染多少人，这个病的R0值就是多少。

R0值的大小和政府的防疫策略有很大关系。一种传染病的R0值越高，说明它的扩散能力就越强，防疫措施就应该越严厉。根据目前的计算，新冠病毒的R0值大致在3左右，算是比较强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防疫措施，甚至不惜停掉绝大部分商业活动，希望把病毒传播的路径彻底堵死。

问题在于，像现在这样全民居家隔离的防疫方式对经济的影响太大了，时间长了大家肯定承受不了，于是很多防疫专家都在呼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散布因子（Dispersion Factor，简称K），用它来衡量不同感染者传播病原体的能力差异。假如某种传染病只有最初的那个所谓“零号病人”具备传染力，之后所有被他传染的人都不再继续传播了，那么这种病的K值就是零。与此相反，假如一种传染病的所有感染者都具备相同的传播能力，大家不分彼此，那么这个病的K值就是1。

换句话说，一种传染病的K值越小，少数“超级传播者”的重要性就越高，其传播模式也就更加依赖群体聚集。

K值的主要提倡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杰米·罗伊德－史密斯（Jamie Lloyd-Smith）博士，他于2005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计算出非典（SARS）的K值为0.16，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K值为0.25，都算比较低的。

与此相反，流感病毒的R0值虽然不算太高，但每个感染者都是潜在的传播者，所以流感的K值相当高。比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K值约等于1，说明那次流感的传播模式极其分散，防起来非常困难。

此次新冠疫情早期，科学家们计算出的K值要比SARS和MERS还要高一些，说明当时大家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特征是以分散型为主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其实要比SARS更加依赖“超级传播者”。比如新加坡的第二波疫情源自某个打工者宿舍，从这里传出去的病毒感染了800多人。再比如，今年3月10日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名感染者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活动，结果当时在场的61人里有53人中招，其中3人病重住院，2人死亡。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研究院（LSHTM）的科学家根据这些新的数据重新计算了新冠的K值，得出的结果是0.1，即不到10%的患者传染了超过80%的病例。换句话说，大部分新冠感染者的传染能力几近于零，防疫部门只要抓住重点，减少少数“超级传播者”导致的聚集性病例，就能高效地控制住疫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聚集性病例大都发生在人群密集的封闭空间内，尤其是那些需要大声讲话的场合，因为病毒很容易在感染者说话时以气溶胶的形式扩散出去。前文提到的那个华盛顿州合唱团，以及韩国的宗教集会扩散就是很好的案例。另外，有证据表明尊巴健身课（Zumba）要比普拉提健身课（Pilates）更容易传播新冠病毒，原因也是因为前者需要参与者大声喊叫，后者则没这个要求。

最近北京暴发的这轮疫情大都可以追溯到新发地市场和某集中隔离点，同样说明聚集性传播才是新冠病毒扩散的主要模式。类似生鲜市场这样的潮湿阴冷空间本来就是新冠病毒最喜欢的环境，再加上小贩们肯定一直在大声吆喝，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病毒的扩散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