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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

作者:admin 2019-11-01 我要评论

在国庆长假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第一次接待了每天5000人的客流量。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址公园开始面向公众开放,良渚的历史也逐渐...

在国庆长假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第一次接待了每天5000人的客流量。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址公园开始面向公众开放,良渚的历史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摄影/马龙龙

良渚离阿里巴巴总部园区不远,是杭州新兴的创意智造中心,聚集了大批年轻的互联网人。5000年前兴盛一时的良渚古城也位于这里。古今时空的交错成就了这片地区独特的生命力。

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挨着古城遗址的东侧,一墙之隔,考古队去年才搬到这个新的办公区工作。31岁的陈明辉是考古队年轻成员里的中坚力量,和其他同事一样,平时都住在所里的宿舍,很少回城里的家。陈明辉骑着电瓶车在前面带路,领我们去古城遗址公园。公园城址区占地6.3平方公里,是遗址的核心区域。根据考古学家推断,良渚文化大约存在于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时代,在这千年中,古城也一直发挥着它的社会作用。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荒地,黄土地上长满了青草,郁郁葱葱的,与远山之间隔着现代文明的村落和高楼。城墙、城门这些遗迹表面都有一层30厘米的覆土,上面铺着三叶草,因为是常绿植被,根系也很浅,不会伤害到遗迹,所以作为一种保护措施,这些植被让原本裸露在外的土筑遗迹得以保存得更好。

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如果没有专人讲解,遗址很难看得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内城,在这之外,还有更大的一圈外廓城墙和水利系统”;“中间最高台处是宫殿的遗址,像每一个王权社会一样,这里是权力的中心”;“这周围一圈在5000年前都是水道,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遗存,良渚人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木筏,这是一个生活在水上的族群”;“这些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大石块,都是他们从几十公里外的山上采集运输过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叫他们良渚人,这里当时肯定不叫良渚,这个族群叫什么,甚至说什么语言,我们都不知道”。

小莫角山宫殿台地遗址,上面的建筑立柱是后来模拟复原的。遗址位于古城中心,曾经也是良渚的权力中心

 

2007年,现任良渚考古队队长刘斌发现良渚古城遗址,这是迄今同时期中国最大规模的城址,以上这些有关5000年前的描述和结论也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次重大考古发现上的。良渚的价值也由此被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良渚的发现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个实证。

当5000年前的这幅社会图景展现在眼前时,80多年的良渚考古史也缓缓打开,考古队的探索从陶片到玉琮、从遗址点到遗址群、从村落到王城、从内城到外城和水利系统,既是认知良渚的过程,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认知观念和方法的演化过程。

 

陆城门旁,一组模拟良渚人狩猎生活的雕塑

 

从黑陶到玉琮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大量彩陶,但他同时认为彩陶不是中国土生的。在欧洲长期流行这一“中国文化西来说”,因此考古学在20世纪初引入中国后,就担负起为中华文明追根溯源的民族使命,早期的中国考古学者需要用这种有别于传统金石学、依赖田野考察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寻找与描写中国的早期文明。

龙山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史的一个里程碑,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的黑陶表面光净,与仰韶的彩陶大不相同,意味着在黄河流域还有仰韶之外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年轻的考古学者随后纷纷从这一带向南寻找,发现了常州淹城、湖州钱山漾、南京栖霞山等遗址,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随即进入了学者的视野,良渚就是在这时被发现的。

1936年,参与发掘常州淹城的考古学家卫聚贤来到杭州发掘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年轻的施昕更为他打下手。施昕更是土生土长的良渚人,他注意到古荡出土的石器与家乡一带的石器相似,便抽空回家乡进行考察。同年11月,他在棋盘坟附近已经干涸的一片池底发现了两片乌黑发亮的黑陶陶片,以为自己找到了龙山文化的分支。

施昕更在良渚的一系列调查和试掘是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将这些工作整理成文,共计5万余字。今年77岁的王明达老先生是80年代良渚考古队的领队,他告诉我,从整个考古报告来看,施昕更都是按照“城子崖报告”的体例来撰写的,将遗址发现的经过、各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出土遗物都一一翔实地记录了下来,是一份非常完整和规范的考古报告。但严格来说,施昕更本并不是专业的考古学者,他只是西湖博物馆的一名普通绘图员,因为未受过严谨的考古学训练,报告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试掘了13个地点,其中有两处重复,其实只有12个点;他认为良渚受龙山文化影响,黑陶陶片是从山东传入良渚的,这种推测也太过绝对。

良渚与龙山之间有怎样的联系?黑陶真的能代表良渚吗?良渚与长江下游其他类似遗址之间是否存在交流?然而,此时抗战爆发了,研究断断续续,没有什么新的发现。1959年12月,在长江流域文物工作会议上,考古学家夏鼐认为良渚一带的发现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于是有了“良渚文化”的命名,来统称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和杭州湾同时期相近文化特征的遗址点。考古学者们试着寻找江南地区之间的关联,但大多停留在假说,良渚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是个谜。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前考古中,良渚与其他遗址点一样,共同构成了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浙江省考古所研究员王宁远指出:“从现在的考古学回溯去看,早期考古学的关注点在于一个东西、一个物件,以及这个东西出现的地点,也就是所谓的遗址点,这是一种很初步的判断。这是典型的传统考古学的范畴,去考察物件的时代、属性、功用,是一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而不会关注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随着这种点的累积,考古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虽然良渚最早的发掘是从黑陶开始的,但真正代表良渚的器物是玉器。

1986年,反山墓群出土了大量玉器,现在在原墓址之上进行了复原,供游客参观

 

自1936年施昕更挖出黑陶之后,良渚考古就没什么大动静了。眼看就要到1986年了,按照惯例,需要开一个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的纪念会。“考古人开会,一般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叫看东西,一个叫看现场,可那个时候良渚新挖的只有吴家埠遗址,级别不太高,东西也一般,开会看什么呢?”王宁远说道。恰好1985年反山这里要建个材料厂,浙江考古所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妥,便组织人力现场调查。反山在古城遗址内的西北角,是一座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相对高度约4米的土墩。

承担反山发掘任务的就是王明达。1961年,王明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当时他的老师都是如今中国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宿白、苏秉琦、邹衡、俞伟超、严文明。1966年毕业后,王明达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没工作多久,1968年3月的一天,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他被分配到了浙江军区管辖的劳改农场,在杭州东郊的乔司。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调动,王明达很无奈,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到了要去河北挖满城汉墓的任务,“我行李都打包好了,没想到却来了浙江”。没挖成满城汉墓,是王明达的一个遗憾。不过从1973年进入浙江省考古所以后,他赶上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这是70年代浙江考古的大事,再之后的大事就是1986年良渚反山、瑶山大墓的发掘了。

在初步调查后,王明达确认了反山是“熟土墩”。所谓“熟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考古术语,而是相对于原生土而言,那些经过人工翻动、搬运过的土层、堆积都属于“熟土”。当时的认知已经可以判断出,高级别的贵族墓很有可能就在这种“土堆金字塔”下面,王明达几乎笃定,反山下面一定有东西。

5月份开工,挖了半个多月,出来零星一些汉代的装饰物件,但已经挖下去将近一米了,还没有找到史前的东西。5月31日是个重要的日子,那天先是出土了些陶器的碎片,另外还有些其他器物,王明达清楚地记得:“我用手一戳发现很硬,再拨开土一看,玉器的边角露出来了!”

那几天赶上了清明,杭州一到清明就没完没了地下雨。王明达看天又要下雨,再加上前有妇好墓发掘时下雨的前车之鉴,他便赶紧收工,也没声张,担心附近的农民去挖,但内心已经激动得不得了了。“干考古挺难的,要有过硬的学术能力和好体力,处理随时出现的突发事件,还得跟周围农民打好交道,搞好关系。”王明达笑道,不过他知道这次“逮到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反山墓葬的几个坑陆续被清理出来,其中12号墓是浙江地区发掘的第一座良渚文化时期贵族墓葬,琮王和钺王就是这个坑里出土的,其他随葬品有1200余组,其中大多都是玉器——玉琮、璧、璜、冠状器、三叉形器、带钩、管、鸟、鱼、龟等等各种器型。王明达清楚地记得当时初步统计出的数量是3072件。如此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在此前的史前考古中从未有过,更别说其中还有一个更为惊人的玉琮王。

现任良渚考古队队长的刘斌参与了1986年反山大墓的发掘,他对清理玉琮王那天记忆犹新。清理之后,琮上的图案浮现出来,兽面的两边有两只手,大拇指向上翘起,非常清晰,而且阴刻的线极其细密,即使是现代工艺都很难复刻。“那天大家的兴奋程度不亚于玉器发现时的情景,考古是一项‘前不见古人’的工作,我们常常睹物思人,即使面对一堆白骨,也是完全无法想象他们生前的面貌。这半人半神半兽的图案,就像一张隐约的老照片,使我们对5000年前的良渚人仿佛有了清晰的认识。”

南城墙挖掘点,底部铺垫大量石块,再用黄色黏土堆筑城墙

 

从村落到王城

反山大墓的发掘让良渚名声大振。但王明达对良渚还有另一个重要贡献,他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他认为仅在三四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出现了四五十处遗址点,吴家埠、反山、黄泥磡这些地点都距离很近,排布得非常密集,这种现象并不一般,而且从出土文物和地层结构等各方面来看,都很相近。王明达推测这些遗址点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但手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去研究,或许会有更多发现。

“遗址群”的概念成为后来良渚考古和保护的重要理论支撑。王宁远解释道:“如果我们把这些已发掘的遗址保护下来,是以点的形式,比如说一万平方米的一个遗址点,要保护下来,周围可以再扩大个三五十米,都是合法的。但那样的话,良渚遗址可能就是上百个点组成,分散开的,中间是断的,那么中间就可以搞建设,就跟考古没关系了。我们也就看不到现在这样整体性的遗址公园了。”

很多重要遗迹的发现,并没有那么强的戏剧性。2007年,考古队在葡萄畈高地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有4米多高。在此之前,良渚遗址群中两个最重要的遗址点是反山大墓和莫角山遗址,前者是贵族高级墓葬,后者则是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地,根据遗留的夯窝和夯土,可以判断出这里曾经有过大型建筑。高级墓葬与大型建筑,都说明这里曾经很繁盛。而葡萄畈就在莫角山西侧200米,专家推测这里很可能是城墙或河堤遗迹。

顺着这个思路,2007年下半年,领队刘斌带着考古队先后确出北、东、南三面城墙,城的范围慢慢清晰了。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的体量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遗址公园,就是由各个遗址点组成的遗址群,当每一个区位功能逐渐明晰后,城墙的发现将所有的点都串联起来,“古城”浮出水面。

古城发现之后,良渚所有的考古工作一下子有了轴心,就像是面对未知的拼图,拼出了最重要的人物的身体,手、脚和其他细节也就找到了依附。根据这个轴心,接下来就是“都邑考古”的阶段。所谓“都”,就是古城,其他泛太湖地区的区域中心被视为“邑”,是在“都”下一级的次级组织,“围绕着都和邑分布的大量小遗址点就是基层聚落‘聚’,从而形成金字塔形的聚落等级模式”。

在不少良渚场景的复原短片中,良渚是一副农业社会的面貌,有点像《文明》或《帝国时代》这种大型模拟游戏的初始场景——居民住的是连排并置的土筑茅屋,有宗教性质的祭祀神坛和最高统治者居住的高级王宫,也有制作玉器、陶器的手工业作坊,拥有近3万人口,大多数人则是狩猎或饲养家畜,从已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良渚时期已经可以成熟地饲养家猪。古城内还有一个储藏量为20万公斤的粮仓,出土了大量已碳化的稻米标本,但城址区里是没有农田的,所有农田都在城外,再往外有一圈更大的外城和水利堤坝。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良渚遗址群的繁荣期应该集中在良渚文化的早期,但城墙墙角处则出土了大量良渚晚期的陶器,这些晚期堆积之上还有一层粉砂质淤积土层,厚约1米。种种迹象表明,古城曾经水系发达,但在良渚文化末期时,很可能遭遇过一场大洪水,这或许导致了古城甚至良渚文化的消失,时间停留在公元前4300年左右。洪水只是终结的一种推测,另一些学者认为,制作玉器和修建大型墓葬、建筑消耗过大,社会内部出现危机,最终导致族群的衰落;还有学者指出良渚文化后期,可能遭到了龙山文化的入侵,族群便四散逃走,躲进了西北面的山地里。

浙江考古所研究员陈明辉

 

何以为“国”?

良渚是否属于文明范畴曾长期存有争议。通常在界定文明时会采用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在1958年提出的文明三大标准,即居民数量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复杂的礼仪性建筑和文字,后来人们还会加上青铜器,也就是冶金术这一条。

同样是5000年前后,苏美尔、古埃及和哈拉帕文明的地域之间都有文化和贸易往来,食物以麦子为主,畜牧品类多样,有了青铜器冶炼技术和系统性文字,金银器制作也逐渐普及开来。然而良渚并未发现青铜器,文字也仅是600多个书写符号,这两点成为质疑的焦点。

刘斌认为:“通行的标准不该成为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作用,在良渚文化中则体现在玉器上;那些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大型建筑工事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陈明辉也指出在良渚文化中,等级制度的严明说明了它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相对高级阶段。一是墓葬等级,从王陵、高等级王族、低等级王族到普通平民墓地,有明确的区分;二是宗教等级,从玉器上信息可以看出,神灵世界也是分等级的,不是原始的自然崇拜。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良渚是否是国家。近10年来,考古队在临平发现了一个遗址群,在德清发现了一个制玉的作坊遗址,这两个点距离古城都是大约二三十公里。“如果把古城比作北京,那临平大概就是天津的位置,德清相当于一个工业区。它们跟古城有没有什么联系,是如何沟通的,在这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还有没有其他良渚遗址,这些都需要继续研究。”由于与同时期其他临近城址相比,良渚古城的格局规模都大得多,也更发达,也就有了良渚是一个王城的推测。王城是整个良渚文化最高统治权力的所在地,管辖范围辐射到其他同期小型城址。

有了王城的推断,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就是国家或王国。“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学概念,这次世界遗产委员会给良渚古城遗址的官方表述是“early regional state”,即早期区域性国家。所谓“区域”,是相对“广域”而言的。如果从中国历史来看,秦汉帝国是真正的广域王权国家;另一方面,state也不同于country,更指向一种城邦国家(city-state)或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意思,拥有相似的生态环境、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经济模式。

史前史是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一切认知都依赖于考古发掘。考古上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填补历史的空白。没有文献为参照,该如何在考古学的基础上来建构史前史,这是良渚考古和其他中国史前考古同样面临的挑战。关于良渚,我们的未知远远比已知要多。在古城遗址里走着,这种湮没在时间中的未知会让我们油然生出一份对历史和文明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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