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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死刑犯最后一夜 行刑前呈现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恐惧

作者:admin 2018-05-20 我要评论

股城网讯:女死刑犯最后一夜是怎么样的呢,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在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心态又会是怎样的呢?她们的最后一夜又将怎样度过?等待是煎熬的,行刑前将呈现...

股城网讯:女死刑犯最后一夜是怎么样的呢,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在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心态又会是怎样的呢?她们的最后一夜又将怎样度过?等待是煎熬的,行刑前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恐惧。但对于这些已刑犯来说,面对死亡一分一少的呼吸都是如此的珍贵。

虽然死刑犯早就想到有这一步,但是当在面对时却又如何能淡定对待?记者记录死刑犯最后一夜极具心灵冲击,有错就要惩罚,其中不乏一些年轻人。直到要死的那一刻都觉得一切都来得太快。

女死刑犯最后一夜
女死刑犯最后一夜

死刑犯,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面临死亡,死刑犯的断头餐以及死刑犯的最后一夜如何度过,行刑前的5个小时又该怎样去过,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生命的最后,哪怕是呼吸,都是极其珍贵的。

女死刑犯最后一夜
女死刑犯最后一夜

艾弘(化名)曾因故意杀人案被判处死刑,7月11日这一天,是她生命的最后日子,而镜头也记录了她在最后时刻的点点滴滴。

女死刑犯最后一夜
女死刑犯最后一夜

在经历了人生的最后一夜后,艾弘于第二天(7月11日)早上6点起床,与往常一样,她整理内务,自由活动。由于已经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时期,死亡对于艾弘来说已经释然了,相反她希望自己的最后一天早早到来。

知道艾弘的死期将至,同监舍的在押人员都对艾弘特别好,谁家人送来好吃的都先让艾弘吃,就连洗澡都不用她自己动手,大家都来帮忙,偶尔还打点儿好菜请她吃。

而艾弘自己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孩子变没变样,年近八旬的母亲身体怎么样了,家人过得好不好。

当天上午10点30份,艾弘的家人和姐妹们都来了,遗憾的是,女儿没能来,因为家人一直没把真相告诉孩子和老人,苦心瞒了三年。妹妹告诉她,女儿在这次考试中得了第一,这是艾弘这一天来听到的最好消息。

终于到了要行刑的时刻,姐妹们为艾弘端来了最后的一餐。这是一晚鸡蛋挂面,清淡,如今回头看她过往的生命,也如同这碗面一样,清淡。

或许死是一种解脱?这句话还是存在于文学影视作品里吧,面对鲜活的生命,死亡无法解脱任何事情。生命是沉重的,善待生命,因为或许在某个时间节点,你会发现,平日里你讨厌的苍蝇和蟑螂,它们都会如此亲切。

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一位看守所民警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

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

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综合素质强,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

他说,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无论上诉与否,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

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哭闹是常有的事,面对生死大关,人难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溃。”赵亮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哭闹、崩溃、平复、忏悔、面对,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又开始变化,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赵亮说,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对罪行面对现实;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等待执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离监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决死刑犯之间的主要接触。

“死刑犯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了,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极刑惩处,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赵亮说,这时,很多待决死刑犯会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会总结出自己走错那几步的前前后后。

几乎所有待决死刑犯都会在这时袒露心扉,毕竟来日无多,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压力缓解。

写遗书很费时间,有人写几个月,有人会写一年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一般会悔过,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等到要死时,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

聊天之外,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死刑犯只需口述。写遗书很费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赵亮说。

在死刑犯的遗书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别走我这样的路”、“对××(受害者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

无论是连环杀人犯还是其他暴力犯罪,对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这样的告诫,有些人还要求监管民警或法官给受害人家属捎话赎罪。

对于自己被终止的人生,大多数犯人会用很多字来记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几步人生阶段做细致的解释。

赵亮觉得,其实,“如果没有犯罪,他们都是普通人,也有过努力和奋斗,只是虚荣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错。”在许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于常人的虚荣心和争强好胜,表现得更明显。

赵亮说,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

“这时,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进了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赵亮说,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

一般情况下,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复常态。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脸盆、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

“这时候,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到了临刑前一天,尤其是会见家属后,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并行礼,感谢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顾。因为平时,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看守所民警会赶去家访,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

“在一起时间太长,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赵亮说。

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馍或者饺子,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见的,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般比较忙,这样也好,能冲淡恐惧心理。”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结束。

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面对记者,他说:“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脸谱化。他是犯罪了,十恶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挣扎,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的生活里95%的时间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现了偏差,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长期的工作经历中,赵亮发现,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小时候有错误,家人就护着宠着,年龄越大错误越大,最后谁也收不住。”对于独生子女教育,赵亮也说不清溺爱的界线,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对成年人来说,是对还是错,要区分起来并不难。”

他建议,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最好问问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兄弟”,“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

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

“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不过,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来越大,成了严重暴力犯罪。”

法警郑君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可是很快又被遗忘。

他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现了一些状况,要给社会吃药,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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