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5日，荷兰王后马克西玛（右）访问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与心理学医生还有一名患者进行交流（法新社供图）
求助是一种能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督导师陈祉妍多年前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当时北大舞厅每到周末都熙熙攘攘，陈祉妍常常去跳舞，原因之一是她喜欢跟陌生人聊天。一般人们搭讪时都会问：“你是学什么的？”听到陈祉妍说心理学，他们接下来通常都会问几个问题，其中最常见的一个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心理咨询师简里里在伦敦读书的时候，在一家马来西亚餐厅打工。听说她在攻读心理学，同事们特别惊讶地问她：那你会算命吗？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看法是：高明的心理咨询师必定通晓人心，只言片语就能点化人生。坐到心理咨询室里的求助人，寄希望于心理咨询师掌握着一把钥匙，它能直接打开心门，卸下心中的块垒，万事大吉。
然而事实是，如果你的咨询师打保票能够治好你的心病，你就可以和他／她说再见了。陈祉妍告诉我，在进行了初期的评估之后，一个靠谱的咨询师会告诉来访者，他/她所面临的问题大概是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工作”，“如果我们中的一方觉得到达了一个阶段，可以结束咨询，我们就来讨论是否结束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督导师陈祉妍（于楚众 摄）
“如果你不来咨询，就会……”这样的话语也不会出现在咨询室里。简里里说，在心理咨询中，如果来访者决意要离开咨询室，除了特殊情况（自杀、杀人等严重危机），咨询师“去者不追”。
这些规范都基于一个事实：心理咨询和生病吃药不同，它是否能发挥作用，根本在于来访者本人的主动性，他们是否能够实践咨询讨论的内容，能够产生新的体验。“咨询好比登山，”陈祉妍说，“咨询师是你的向导，他们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坎，那里有一个坑，哪个路段特别危险，应该怎么做。他们把握节奏，处理难关，但登到山顶的路是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
坐到咨询室里的人们，并不都真正做好了改变的准备。美国心理咨询师路易斯·科佐林诺（Louis Cozolino）在《心理咨询师的14堂必修课》一书里回忆，在刚入行的时候，“我以为，只要我是咨询师，求助者就会接受我的帮助、采纳我的建议，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求助者进步缓慢而焦急万分。尽管确实有人接受短期的治疗之后就大为改观，但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的人）要有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进步。有些案例的进展让你觉得像地质年代那么久远。”让他特别惊讶的是，许多人为了进入咨询室支付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会强烈地抵触他的帮助。这种阻抗（Resistance）是当事人对心理治疗过程中自我暴露与自我变化的抵抗。有些人只是希望心里不要那么不痛快，并不打算直面自己的经历和情绪，不愿意经历痛苦的蜕变。
人的心理如此复杂和矛盾。一次，简里里的一个朋友向她抱怨自己接受的心理咨询没有作用。因为了解他，简里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朋友挑选了一位刚入行的咨询师，而事实上，他的经济能力完全有可能找一位资深的咨询师，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出于金钱考虑，而是一种故意。他想要说服自己：“看，我已经做了努力，但是没有效果。”还有另一些来访者，他们挑选收费最昂贵的咨询师，也是为了得出同样的结论。
陈祉妍告诉我，人要做出改变会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前准备阶段”，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存在问题，认为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在“准备阶段”，他们会感到自己好像不太对。接下来是“行动阶段”，他们才会不但意识到问题，而且认为应该做出改变。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你还需要一个“维持阶段”，将改变坚持一段时间，直到熟练掌握了新的心理技能，改变得到稳固。一个咨询能不能起效、多久能够起效，与来访者自身所处的心理阶段密切相关。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处于第三阶段才能寻求咨询的帮助。“你一开始想要改变什么？在什么地方能够发生改变？你是否准备好了？很多事情，在咨询开始之后才会慢慢明了。”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訾非提醒说。一个优秀的咨询师，会把来访者的“阻抗”视为咨询材料的组成部分，帮助他们加速认清问题，实现改变的进程。
认识到自身主动性的价值，对于来访者来说有另一层意义。路易斯·科佐林诺记得自己第一次寻求心理咨询时既胆怯又羞耻：“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响起这样的声音：‘咨询师会觉得我疯掉了！他会认为我父母的教养方式很失败，甚至他会说我自己都一塌糊涂，怎能做咨询师？’”陈祉妍在一些个案中明显感到，一些来访者对于做心理咨询有明显的“病耻感”。“他们把每一次咨询都视作一次自我打击——‘我又来见咨询师了，我有病，我还没好，我病得很重。’如果这个来访者有抑郁的问题，他的这个负面信念会抵消他们在咨询中的收获，让咨询的效果大打折扣。”陈祉妍说，“我特别希望所有的来访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寻求帮助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就拿抑郁来说，一个人的抑郁状态越严重，他越没有信心和动力去寻求帮助。一个人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这是一种觉察能力；他真的能够付诸行动去寻求帮助，则需要自制力和行动力。而且心理咨询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新东西，来访者还要有敢于尝试新事物的勇气。”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訾非（于楚众 摄）
咨询室里没有不可说的话
路易斯·科佐林诺在书里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他给一位名叫杰夫的年轻咨询师做督导。杰夫刚开始从事心理治疗，他接手了一位容易激动的求助者“火气哥”。每一次治疗，“火气哥”都要求杰夫为一些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办法，例如：“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女朋友？”“我应该从事何种职业？”结果他总感到失望，因为咨询并不提供这些答案。于是，他就会站起来瞪着眼睛对杰夫说：“你算什么咨询师？”然后摇摇头，非常失望地走出治疗室。
杰夫很受挫败。路易斯·科佐林诺告诉他：“咨询的要点不是你知道求助者该怎么做，而是要建立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让他可以对自己有新的发现。”他建议杰夫在治疗过程中尝试与求助者分享自己的感受。
在下一次治疗时，杰夫坦陈了自己的感受：他努力想提供帮助，却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他不免感到悲伤、挫败和愤怒。“火气哥”听杰夫诉说，表情变得越来越凝重，最后他长叹道：“现在你知道我的感受了。”他告诉杰夫，他一直对自己作为一个失败的儿子而感到羞愧，这是他在几次咨询中第一次谈到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路易斯·科佐林诺评价说，杰夫脱下专家的面具，坦白自己的真实困境和情绪的时候，正是在表达自己的意愿——他愿意在求助者探索内心世界的过程中与他/她在一起。“火气哥”能够向杰夫解释自己的童年，就是因为终于建立了这种彼此信任的咨询关系。
心理咨询是一个咨询师和求助者共同完成的过程。研究普遍认为，是否能够建立深刻信任的咨访关系是咨询能否产生效果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路易斯·科佐林诺用杰夫的故事鼓励新入行的咨询师用坦诚建立信任。但对于来访者而言，问题是另一面的。人们大多知道，心理咨询是一个敞开自我的场合。你可以在这里袒露内心，说出那些甚至对自己都难以启齿的话。可是，当你坐在咨询室的椅子上，对咨询的安排产生疑惑，对咨询师感到爱慕、依恋，或者愤怒、厌恶、恐惧的时候，你是否应该有所保留，以保持和咨询师的良好关系？我采访的所有咨询师给出了一致的答案：在咨询室里没有不可说的话。
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非但不会认为你冒犯他的权威，还会鼓励你的表达，并给予充分的接纳和重视。精神分析认为，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会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投射到治疗师身上，这称为“移情”（Transference）。正移情是向对方表现出依恋、爱慕等积极情绪，负移情则向对方表现出不满、敌对、被动等消极情绪。所有这些情绪都是咨询师工作的重要材料。
法国巴黎飞行恐惧治疗中心，心理咨询师在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一名前海军飞行员（视觉中国供图）
精神科医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督导师徐凯文曾经有一位来访者A君，她经历过原生家庭严重的创伤和被抛弃问题。第一次咨询，A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我不信任你，我不信任任何人。在第一次咨询结束后，A说她觉得徐凯文一直在嘲笑她。徐凯文知道，如果不是谈到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常常是微笑着和来访者交流的，绝大多数来访者反馈说这样令他们感到安全和被接纳。徐凯文审视了自己的感受，他确信自己对A报以深切的同情，期望给予帮助。这说明A君被嘲弄和伤害的经历，使得她把善意的表情解读为威胁。另一位来访者B君一直否认自己的问题和原生家庭有关。经过半年的咨询，她终于准备好面对自己的创伤。但出人意料，她很快就决定要结束咨询。她坦言，她发现咨询师在咨询中大约有几秒钟的困意，让她感到被忽视和不被需要。她此前20多年被父母忽视所累积的恐惧和愤怒都在那一刻迸发了出来。
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曾提出咨询师构建咨询关系的三个原则：真诚、无条件积极关注、共情。如果你对咨询师的工作产生了疑问，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咨询师的反应和处理却更加令你感到不安，那么你可能应该重新考虑是否继续这段合作。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咨询师会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巧和人格魅力努力使来访者对自己产生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来访者就能照单全收。心理咨询是非常情境化和个体化的体验，咨访双方的匹配程度尤其如此。每个人都带着过往经历、文化背景所赋予的偏见。性别、年龄、个性、口音、语速、步伐、穿着、身体特征都可能是我们判断是否可以信任一个人的标准。我们也是带着这些标准步入咨询室的。有来访者告诉路易斯·科佐林诺，她之所以不能在前一位咨询师那里继续治疗，是因为那位咨询师在咨询期间变胖了很多。她认为，这说明咨询师无法控制自己的食欲冲动。这位女士在年轻时好不容易才完成减肥，现在依然害怕重新发胖。和那位咨询师待在同一个房间里，让她非常害怕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而这位咨询师从来没有和她讨论过自己发胖的问题。
针对这样的情况，陈祉妍给出的建议是：第一，相信和尊重你自己的直觉和感受，直接提出你的担忧。第二，咨询师的履历无伦多么出众，执业经历多么资深，都不能确保他的咨询能力。如果你选择的咨询师让你感到很不舒服，你应该在心里打个问号，但同时你需要理解，在某些时候某些阶段，感到对咨询师缺乏信任可能是咨询过程的正常反应。也正是因为如此，坦陈你的感受才格外重要：一个优秀的咨询师能够对此做出恰当的回应和处理。通常，人们很难在一开始就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咨询师，你可以尝试接触几位再做决定。
从伊拉克服役归来的士兵需要服用大量药物对抗创伤后应激障碍（视觉中国供图）
咨询过程不会全然舒适，也不会让你深陷痛苦
一个真正有效的心理咨询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我的一位朋友C君找两位咨询师做过咨询。第一位让C君不停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很少给予回应。见面到第三次，C觉得没有什么帮助，结束了咨询。后来C又找到了另外一位咨询师。尽管只有一次见面，但她对这位咨询师充满了赞许和信赖。她告诉我，谈话过程中咨询师的一句话一下子就融化了她心头的坚冰。在她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时候，这位咨询师诚恳而关切地说：“我觉得你过得很辛苦。”“我周围从来没有人这样形容过我，我也没有这样想过自己的人生。”她向我回忆说，“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被理解和呵护了。”在C看来，两种不同的咨询室遭遇，正好能够说明好的咨询和差的咨询分别是什么样。情况真是如此吗？
我把C的咨询故事告诉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訾非。他告诉我，事实上，咨询师的风格和他们的流派有很大的关系。接受经典精神分析体系培训的咨询师很可能会希望在咨询的早期尽量保持客观中立，不过早地提出解释。这是一种理念。而另一些咨询师，例如客体关系和自体心理学流派的咨询师则可能在建立咨访关系方面更为主动一些。
“我觉得你过得很辛苦。”咨询师在这里表达了共情或者同情。“做出一些解释，或者给出一些回应，让来访者感到心灵交流、感到被看见，这是一个咨询师应该有的能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之后的咨询一定是成功的。这就仿佛我们伸出手看手相的时候，对方告诉你：你的××线和××线之间有一个交叉，说明你曾经经历过不幸。你可能立刻会被打动。事实上，人的内心有很多可以被打动的点。”訾非说，“这在心理咨询中不是坏事，它们可以成为工具，使来访者感到被支持。关键在于，在整个心理咨询的长期过程里，咨询师如何运用它。我们常常在一些不正规的咨询里看到这样的情况：来访者不太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咨询师则专注于回应对方的情感需求。这对咨询师来说不是难事，有时甚至可以说每发必中。就像是我们看《艺术人生》，你只要朝着那个方向走，嘉宾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来访者可以因此被留在了咨询室里，但以是否很快被打动来评估是否该选择某个咨询师，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在好的咨询中，来访者会逐渐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要成长的方向感到越来越清楚，心里越来越有底。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来访者特别需要碰到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和他交流，这本身就成了他咨询的目的所在，也是咨询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所以咨访关系的匹配是个复杂的事情，来访者对此要有耐心，咨询师在这方面更应该坦诚以待，以来访者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心，不是以是否能把对方留在咨询室里为目的。”
訾非告诉我，在他接待来访者和进行督导的过程里，他发现有的来访者因为接受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对心理咨询的过程产生了并不合理的期待。例如，“社会上有一些声音，说咨询师应该站在来访者一边，提供完美的共情，这使得一些来访者怀揣着寻找完美咨询师的想法进入咨询室，一旦咨询师对他们的想法和观念提出挑战，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他们就认为一定是咨询师做得不对。但事实上，咨询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愉悦的过程。在一个有效的咨询过程里，你也不可能永远觉得咨询师站在你一边。来访者可以把自己的不愉快体验与咨询师交流，但如果带着‘咨询师应该让来访者总是感到舒服，咨询师应该能完美地理解来访者’这样的理念，反而不利于咨询的进行”。
“如果你永远在舒适区是改变不了的。”陈祉妍告诉我，咨询过程里，一些来访者感到难受，觉得咨询和想象的不同，拒绝再接受咨询是一个常见的情况。“有两个比喻可以形容真实有效的咨询过程。一种比喻是你原来有一个伤口，没有能够结疤愈合。医生为了治愈你，就必须把它重新切开、清理、缝合。这个过程自然会比你治疗之前更为痛苦。另一个比喻是，心理咨询相当于整理一个很混乱的房间。我们的日常经验是，你在整理一个房间的时候，很可能要先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使它变得更混乱，然后才能分门别类。”
但这并不是说，旧伤疤的揭开越痛越好，充满痛苦的咨询才是有效的。“咨询中有两种操作，一种操作是支持性的，让来访者觉得更舒服和更自信，还有一种操作是深挖，相当于把创口打开，深入面对问题。有经验的咨询师会在不同的咨询阶段调整两种操作的比例。当你痛苦得无法承受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去抱怨，而咨询师应该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你进行讨论。”
“心理创伤治疗的过程，就像是一台外科手术。”徐凯文形容，“外科手术不是一开始就对病人开膛破肚的，而是在手术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使用麻醉药来控制手术创伤造成的强烈疼痛。试想如果一个病人没有用麻药就接受手术，恐怕他多半会死于手术本身造成的剧烈疼痛。同理，在医治心理创伤的过程中，首先绝不是创伤暴露，而是通过稳定化技术，帮助来访者能做到自我安抚，稳定情绪，获得社会和咨询关系的支持。这样的稳定化过程往往要持续很久，达到来访者能够耐受接下来的创伤暴露才能进行下一步。”
“真正有效的咨询不可能全然愉悦，也不可能全然痛苦，这就和生活一样。”訾非说，“同样，一个咨询师让你有几分喜欢，有几分不喜欢，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必然状态。关键在于，在他挑战你的时候，让你痛苦的时候，你是否感到他／她本质上是站在你这边的，给你带来了新的东西，依然感到能够接受他／她，信任他／她。”
（插图 赵阳）
不要期望和你的咨询师做朋友
对于来访者来说，人们常常对两个咨询设置产生疑惑：一个是时间安排，一个是金钱。一般而言，个人咨询的面谈时间是每次50分钟。精神分析流派的心理咨询通常会每周做四五次。其他流派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每周一次，有些会每周做两次。你和你的咨询师每周约定的见面时间和地点会是固定的。一个靠谱的咨询师绝不会草率更改咨询预约。“简单心理”创始人简里里告诉我，付费的空间、时间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治疗性容器”。对于很多来访者而言，踏实地知道，每周在固定时间、固定的地方，会有一个人无条件地接纳他们的所有情绪，这种感受本身就是疗愈的一部分。
关于咨询收费，美国心理学家、团体心理治疗权威欧文·亚隆（Irvin Yalom）在自己的书里记录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一次咨询过程中，来访者爱丽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遗憾，因为以往都不够勇敢，也不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亚隆问她：在这个治疗室里，在我面前你有没有觉得你足够勇敢呢？爱丽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没有。亚隆又问：如果今天的你，此时的你足够勇敢，你会跟我讲什么？爱丽回答：我会问你，你干吗要我这么多钱。
咨询收费要用于支付场地租金、咨询师个人体验、督导、继续培训等各种费用。这个行业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暴利行业。从咨询效果的角度讲，收费对于咨访关系有更深的意义。简里里曾经在大学工作，她做过免费的咨询，也做过收费的咨询。她发现，收费与否可能对咨访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钱在心理咨询中有非常复杂的作用。对于咨询师而言，如果他通过心理咨询工作获得的不是金钱，那么他更可能想要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来访者的臣服、讨好、感激、依恋，那么这个咨询可能会围绕着咨询师，而不是来访者的需求进行。对于来访者而言，接受免费和付费咨询的心态也会完全不同。付费可以让来访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咨询与治疗。而且你会发现，哪怕他只支付了10块钱，他都会很容易表达出一些免费情况下很难表达的情绪：比如对咨询的失望，比如他的愤怒和攻击性。这些往往是咨询推进的契机。换句话说，收费能够使咨访双方都认识到这是一个职业活动，以更专业的动机进入其中。”
心理咨询有一系列的职业伦理要求。伦理问题非常复杂。对于来访者而言，保密原则相对容易接受，但涉及与咨询师的关系问题，很多时候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如果你非常喜欢你的咨询师，想要给他／她送一份礼物，但是被拒绝了，你是否能欣然接受这是他／她在践行自己的职业伦理？
徐凯文是卸任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工作委员会伦理委员，常年做心理咨询师的咨询伦理培训工作。在他看来，咨询伦理常常会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西方某些伦理守则认为，咨询师完全不能收来访者的礼物。但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下，同样的处理会出现问题。他看过一个咨询录像。一个来自非洲的来访者想给美国的咨询师送一个礼物。咨询师显得非常慌乱，最后简单地拒绝了礼物。他坚守了伦理要求，但是来访者非常愤怒，因为在非洲的文化中，送礼物被拒绝是非常羞辱的事情，因此不再来接受咨询了。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化。徐凯文自己在接受训练的过程中，因为获得了他的自我体验心理咨询师非常大的帮助，也曾经给他的咨询师送过礼物。当他将精心准备的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物苏州檀香扇送给他的美国咨询师——一位已经从事40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的资深咨询师时，对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询问是否徐凯文是要通过这个礼物来表达感激以及这是否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在获得徐凯文的肯定回答后，她表示要尊重中国文化，并愉快地接受了礼物。而这样的处理既尊重了中国文化，也让来访者充分表达了感谢之情，让作为心理咨询来访者的徐凯文感到非常美好和获益。徐凯文给咨询师的建议是：比如来访者的手工作品，一个贺卡，一份感谢信，不昂贵的物品，咨询师未必一定不可以收。但任何礼物，咨询师都要考虑临床意义，审视对方是出于感谢，还是存在移情等临床意义的现象。不管如何，让来访者能够表达出他送礼物的情绪和感受，而咨询师能更好地理解和帮助来访者，这非常重要。
心理咨询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是多重关系。一些西方严格的伦理守则要求，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除了咨访关系，要尽可能避免任何其他关系，这实际上是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但和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就有可能不完全一致。在实践中，这依然存在另外的情况。徐凯文告诉我，在中国的大学里，学生和学校心理咨询师之间就存在同时是师生的双重关系。中国大学的自杀率远远低于美国，恰恰得益于此。“因为我是学校里的老师，而学校有各种资源去帮助学生，不仅仅是心理咨询。所以学生经济有困难，学校资助中心帮他解决经济问题；他学业有困难，他的学长也可以帮助他；他跟他的导师有矛盾，学生辅导员去做他导师的工作。咨询师做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各种关系里，充分发展和找到各种资源去帮助学生应对生命中的绝望和危机，其根本在于能够帮到他，没有什么比救命更为重要。不遗余力地动员所有资源（关系）去帮助学生，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是中国大学生自杀率远低于美国的原因。善行，使得来访者获益，才是心理咨询伦理的首要原则。”
另一种情况是，来访者试图与咨询师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咨询师清流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来访者试图把他们和咨询师的关系带到日常生活中。“他们会问我们是不是能够吃个饭，平时可以发信息交流，打电话聊天？”但是，咨访之间建立亲密关系被普遍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不能走到咨询情景之外去。在咨询室中有几分像在电影院里，你在观影的时候与一部电影交流，可以走得很深，但是电影里面的人不会走出来变成真人进入你的生活。”訾非解释说，“咨访关系是在咨询室里、收费的情形下发生的，并不是真实生活里的关系。”
在咨询室里，人们很容易被咨询师吸引，因为咨询师的职业训练是他们能够提供理解和包容。事实上，你很可能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简里里说：“有时候来访者会把你投射成不同的形象，有的人会把咨询师特别理想化，认为你肯定在生活中是个特别自律的人，你的心理特别健康；有的人会把咨询师投射为脆弱的、需要保护的人。这些来访者对于咨询师的想象，往往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复现。它们正是咨询进程的重要部分。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真实生活，这些‘想象空间’就不复存在了。而由于失去了咨询框架的保护，由此带来的感受无法在咨询中作为治疗材料使用。而且，你将再也无法像在咨询室里一样信任我，因为你永远会担心，你讲的事情会被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所知晓。”
“有时候，咨询师和来访者建立突破红线的亲密关系，似乎能在短期内促进咨询的效果，但长远看，这绝不是一件好事。”訾非说，“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关系都可能终结。关系的破裂就会造成创伤。咨访之间因为这种职业关系，咨询师知道你最多的秘密、最隐秘的想法，一旦你们的关系破裂，它造成的创伤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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