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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二季度GDP同比增长6.9%，与一季度持平，超出市场预期，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凸显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也要看到，国际上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当前，经济稳中向好，正是难得的改革机遇期，亟需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筑基添力，实现改革与发展良性互动。

 

　　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前，对中国经济怎么看，市场存在分歧。有人士乐观断言“新周期”已经开启，也有人认为今年经济可能“前高后低”，两种观点见仁见智，自有其视角与逻辑。不过，无论哪种预言成真，我们也不可额手称庆，觉得高枕无忧。须知当前的GDP和投资增速正处于2010年以来的底部区间，中国经济仍沿着L型走势前行。具体而言，二季度及上半年的生产、消费、出口数据固然可喜，但也要看到，“投资冷”依旧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迹象明显，且仍高度依赖基建与房地产，而随着楼市进入调整期，房地产对经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速度依旧缓慢，实体经济杠杆率仍然偏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上升。故而，当前的中国经济“稳中有忧”，风险不小，下半年乃至中长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仍不可忽视。近日有央行人士指出，当前我国的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这一判断并非夸大。

 

　　面对潜在的经济金融风险，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均非出路。在做好政策应对的同时，更要推进体制改革，这才是预防和消除风险的根本之策。我国应当抓住目前经济企稳、金融风险可控的有利时机，加快既定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经济形势艰难时，归咎于改革大环境不好；经济形势企稳时，改革的压力又减弱。现在，到了彻底打破这一“改革时机悖论”的时候了。

 

　　几乎与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同时，备受瞩目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这应非巧合。此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在近年来研究论证的改革方案中，最终选项震动最小，但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坚实一步。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又是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迭经变革，不断调整。现有的“一行三会”体制自2003年最终形成以来已历14载，期间发挥过重要积极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暴露。近年来，面对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兴起的变局，原有的分业监管与机构监管渐渐力不从心，监管真空与监管掣肘并存，金融风险不断发酵。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却因该机制自身固有局限，无法解决市场分割、信息碎片、多头管理、相互推诿、难以穿透、落实不利等问题，改革成效有限。近年来发生的股灾、债灾和此伏彼起的金融风险表明，在原有机制上简单修修补补无法有效防范风险，要解决当前金融监管面临的突出问题，必须实施根本性的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变分业监管、机构监管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

 

　　目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和具体职能尚未详细公布，但是，统筹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统筹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产业等其他政策，增强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当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业界期待它能够健全监管制度，加强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落实监管问责，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切实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对金融监管改革争论颇为激烈，传言不断，而金融风险不等人，拍板比不拍板好，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可作为未来“迭代更新”的基础。重要的是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在制度安排的细节上下功夫，尤其要避免矛盾上移、权责不分、延长决策链条、加大协调成本。这对金融治理法治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修订理应走在前面。

 

　　除了金融领域的改革，国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等也需要加快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进展不一，有的严重滞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并规定“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而上月召开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的“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要以推进董事会建设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关键仍在于落实。应借《土地管理法》修订之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权于民，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在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决策需要问题导向，解决问题的实效将是检验其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只有那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经济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走上平稳、健康、可持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