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公司裁员新闻轮番上演的2019年，甲骨文于5月7日公布首批裁撤中国区研发中心900人的新闻依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裁撤的员工中，大部分是35岁以上的研发工程师。

这不免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连这样一个老牌软件公司都不再需要研发人员了，高精尖人才真的适合去企业工作吗？

让我们回到博士生就业选择的起点。

通常来讲，博士的就业方向分为三种——去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做学术研究，去党政部门任公职，或者，去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第三条路径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博士的选择。

“从源头上，攻读博士的人越来越多，但高校、科研单位、公务体系的招聘名额扩充有限，很多博士不得不选择去企业。”100offer猎头顾问涂仁烽说道，“与此同时，整个商业逐渐发展到技术引领应用的阶段，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人员，公司开出的薪水也很高，这使得一些原本想留在学术界发展的人动了去企业的念头。”根据涂仁烽的观察，近两年国内BAT等公司对博士开出的条件相当丰厚，也有不少人才从外企跳槽到民企，“一般工资涨幅超过50%。”

技术大公司的吸引力不光体现在可观的薪水福利上，对于博士们而言，公司所提供的研究设备更是吸引他们加入的原因。比如当年百度找到吴恩达时，提出可以提供几千张GPU卡来跑他的算法，这个条件对博士来说确实诱人。

“在高校，实验室经费有限，所以普通教师接触到的设备资源也很有限。”梁勇铭说道，2014年博士毕业后，他同样面临着留在高校任教和去企业做芯片设计的选择项。“但2014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除了华为和阿里巴巴等公司外，并没有那么多偏工程应用研究或者基础研究的问题留给博士，更多还是把博士当一个高阶硕士来用，而现在，很多公司的技术研发走到了无人区，就需要博士来探路。”

微软、高通、Google这样的国外技术大公司早就设立了研究院，而近几年，本土技术公司也纷纷启动类似的机构，比如阿里的达摩学院、百度研究院、腾讯的优图实验室和AI Lab，以及华为的2012实验室。一方面，公司希望早日入局，需要博士作为技术探路者，将前沿技术优势转化为公司日后的产品优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公司以自己拥有多少博士生来体现自身的研发能力。

看起来，博士生和公司之间互相需要，似乎技术大公司成了博士生的最佳归宿，但一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

今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华为心声社区官网上发布一份由任正非签发的内部邮件，反思作为公司创新主体的2012实验室及研发体系的博士员工流失。

文件中，华为披露了一组数据：公司博士类员工近5年的平均离职率为21.8%，且入职越久的员工离职率越高，在2014年入职华为的博士，到了2018年只剩下不到57%。

最让公司担忧的是特招博士的离职率，高达33%至42%。校招时，这批人被定位为华为未来各领域里的技术领军人物，主要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有成功项目研发实践经验的优秀博士或重点院校重点专业的博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为是离博士最近的中国技术公司。2018年清华大学就业质量分析报告显示，博士所签的三方就业中，华为排名第一，为31人，远超其他企业。华为也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就业中排名第一的公司——2018年有55人，2017年有66人。即便如此，华为心声社区上依然有人回帖质疑：华为的土壤是否适合高精尖博士的生存？

放眼技术公司中身居高位的博士们，也有不少人陆续退场。

今年1月，腾讯AI实验室负责人张潼离职，未来将回归学界继续AI领域的学术研究，他在2017年3月从百度研究院来到腾讯成为AI Lab的负责人，管理50余位AI领域的科学家和200余位AI应用工程师。两个月后，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宣布从百度离职，不久后创办公司LandingAI。

这一系列的变动都让人不禁生疑，为什么博士生进入技术公司后留不下来？公司如何看待这些高精尖人才？离开象牙塔，博士生们究竟该如何落地？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

一、为什么博士来了又走？

过去几年，技术大公司曾一度流行招博士，哪怕“杀鸡用牛刀”，这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博士人才过剩的局面。

华为内部邮件中提到，每年公司都会投入大量专职人员负责博士招聘，但高精尖博士入职进来的很少，进来后能留下的也很少。“留下来的博士是不是真的有让其发挥的空间、岗位和机会？以我个人遇到的情况来看，我招的3个博士，进来一年后有两个离职了，一个就在研发干普通的开发和测试工作，很难形成独特优势。”华为人力资源秘书处的相关负责人在邮件中如是说道。

《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的多位博士和猎头均表示，“英雄无用武之地”是博士离职的主要原因。在华为人力资源秘书处走访的82名离职博士员工中，有56人称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岗位与个人技能不匹配、主管技术能力弱导致自身发挥受限、自身特有优势无法发挥等，这种满怀激情而来、心灰意冷而走的现象在新入职的博士中尤为显著。

很多工作，比如偏测试和验证的岗位，研究生的知识基本可以胜任，不需要探索新的技术可能，这会让博士们觉得荒废了自己博士期间的所学，成为公司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尴尬的是，相比硕士，博士的专业面更窄，如果被公司安排到一个与自己研究方向不符的岗位上，其入职后的竞争力很可能还不比团队中的硕士。

博士们通常希望自己优先晋升，但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标准是多维度考察的，学历只是一个加分项。以阿里达摩学院为例，一个声学专业毕业的博士来到达摩学院做语音识别，正常情况下可以给到P6的水平，从算法工程师做起，然后算法专家、自身算法专家，基本每两年晋升一级，但等到了P8，再晋升难度系数就比较高了。“因为不只做技术，还会涉及管理，不过很多希望在技术上有转型或突破的公司，往往会从外部专门引进相应的人才。”涂仁烽说道。

二、从象牙塔到大公司，需要适应些什么？

很多博士在进入公司后之所以不适应，根源在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对自己的需求在哪里。博士大多具备很强的学术素质，但企业在用人时，更需要“全能型人才”——除了专业知识外，还要具备从理论到产品的转化意识。

“从学术界到产业界，尤其是在公司实验室这样的部门，你可以理解为博士变成了一个项目经理的角色，他要领导整个团队去开展工作，很多博士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的角色转变。”赋猎咨询管理合伙人沈嘉提道。

组织架构的不同是导致不适的主要原因。在高校，博士们往往由博导带领，高年级博士带低年级同学，一同完成项目或课题。而到了企业，博士作为学历和专业化能力最高的人，往往需要承担整个项目的方向突破和资源分配。

一边是博士生进入公司后的不适应，另一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却很难给予无休止的试错空间。

“比如一家大厂曾经在横跨中美两地建立高等级研究院，但后来它发现毕竟自己还是商业机构，一家上市公司，在这上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却很难用传统的KPI方式管理，所以后来陆续做了调整。”沈嘉说道。

正因如此，博士在产业实体中必定需要承担一些研究商业化的压力，除了带领团队跑通研究方向，还需要赶上商业世界的时效性，远不能仅仅停留在发表论文的阶段——时间越长意味着消耗公司资源越多。

相较而言，互联网领域技术一旦有所突破，能够较快带来产品上的更新换代，进而摊薄公司的研发成本，而像生物、材料等领域的转化难度更大。“很多博士确实很向往在产业界实现一些应用层面的东西，但大公司并不一定具备像高校那样的研究自由，这也是很多博士在学界和产业间之间来回徘徊的原因。”沈嘉说道。

不过，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礼栋认为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在碰撞中产生的结果，光自己闷头做研究在大公司里是行不通的。目前其所在研究院有200余人，在招聘时，公司除了看重专业能力和执行力之外，还要看“态度”。

“只喜欢听指挥做事的人，只喜欢单枪匹马做事的人，并不适合这里。”由于研究工作的成功率是不确定的，博士在一段时间内会非常痛苦，因此周礼栋认为其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团队领导力都很重要。“小组需要自己规划项目进度，协调会议，并定期做成果展示，我们一般不会毙掉研究员的项目，但是会给他们一些指导。”

相对而言，公司对于博士还是比较“宽容”的，尽管要背负比学校实验室更大的商业转化压力，但可以获得的试错机会也更多。“如果你能负责1个项目，我就把1个项目交给你，你能负责10个，我就交给你10个。”高通中国区研发负责人徐晧说道，“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可以去研究，永远不用担心能力得不到实施。”目前高通中国研究院分为北京和上海两个团队，在北京有30人，研究方向包括通信领域、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三四个人一组，项目的研究周期从一年到十年以上不等。

2000年徐晧博士毕业，随后就职于贝尔实验室的无线通讯实验室，那段时间他一边做研究、发论文，一边做会议主持、期刊编辑之类的通讯领域的业界工作，3年后，他想去体验下不同的职业方向。

“刚刚来到高通研究院我确实有些不适应，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以前我只是把想法写成论文去发布，但现在要真正地实现这个想法的商用。”徐晧说道，从一个想法或论文到最后的产品，这中间的许多步骤和细节是自己作为博士写论文时不会考虑的。“现在再看到一篇论文时，我会有一个它离产业多远的判断。”

在高通研究院，新来的博士生会在头两年跟随有经验的专家做研究，之后有自己的兴趣点时，可以探索新题目。而比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来到高通，则被期待发现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业界紧密互动。“至于还不处在产品阶段的研究，则多以研究文献和讨论为主，比如现在5G标准的研究。”在研究员的考核上，高通采取“矩阵评估法”，指的是技术评估和管理评估有不同的两套审查过程。

在公司，绩效较高的博士所带领的团队通常会获得更多研究资源上的支持，进而可以带领更大团队做更前沿项目的研究。资源多了，往往更容易获得学术上的成绩，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三、离开大公司的博士们都去了哪？

通常来讲，一部分博士的选择是去体量更小的技术初创公司，担任类似CTO的角色，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主管。

“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公司对博士需求还是很多的，比如医疗健康，前几天我们接触到一家创业公司，他们用数据技术分析患者拍摄的胸片，来辅助医生诊断，这就需要博士一类的专家人才来带领团队做研究。”拉勾招聘CMO鲍艾乐说道。

同时鲍艾乐提到，如今外企的吸引力开始被国内BAT这样的本土公司所超越，除了开出更好的薪酬，本土企业的技术氛围也具有吸引力。“像阿里双11的运维工程师，处理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挑战最大的高并发情况，这个机会你在外企是得不到的。”

另一种选择是创业。“尤其在前两年资本活跃的时候，出来创业的博士也很多，他们大多在技术大公司就职过一段时间。一方面这些人在大公司有很多机会了解相应技术领域的市场前景，其次他们的创业背书会更好，更容易拿到融资。”涂仁烽说道，此前他的一位博士朋友在读书期间便坚定了创业的想法，于是去Google、苹果等公司“游历”三年后，成立了系统架构方面的创业公司，已经完成1500万美元的融资。“技术圈本身也不大，一旦有了风口，很容易出现尾随创业，有时候自己的老东家也会成为客户。”

不过他也看到，另一位同时期从学术界被邀请至商界的博士朋友，在企业里待了三四个月后便回归了学术。“有时候你觉得你做出来的东西已经很完美了，但市场现在不需要这么前沿的东西。”对于创业的博士来说，如何将技术商业化将成为一个更亟待解决的问题。

结语：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技术公司对研发的加码造就了博士进入产业的“黄金时代”，但商业世界潮起潮落的“泡沫”也会反过来影响学界的发展节奏。

“这两年自动驾驶很火，我所在的高校实验室就是这个研究方向，很多学生被公司挖走了，但他们还没有学透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到了公司也是调调参数，我们觉得很可惜，但是公司开出的价格很难不让学生心动。”就职于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抱怨道，不过最近很多公司过得并不好，缩减了研发方面的开支，他明显感受到对博士的需求减少了。

“有时候我和硕士学生聊天，发现一部分人是带有偏见的，认为去技术公司就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在学校实验室学的反而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梁勇铭说道。他认为从一个产品或者技术的完整度来讲，公司的氛围会更好，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做到量产，但是从技术的前沿探索角度看，有时候在某些方向上，学校实验室的环境会相对好一些。直到今天，梁勇铭最引以为傲的事，是在博士期间参与了嫦娥、天宫等卫星芯片系统中某芯片的设计。

在技术大公司抢人的同时，高校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

“现在高校也在转型成为科研型高校，纯教学的已经很少了，毕竟科研影响力会很大程度影响一所大学的排名。”据梁勇铭感叹到，如今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也十分全面，既要完成教学任务，也要完成一些项目和课题的研究，还要参与一些公共事务和会议。“可能有的博士生之前认为留在高校是一个相对轻松的选择，其实压力也不小。”

相比企业，高校可以给到博士一些学术领域的荣誉，还有制度上的保障，这都是体制外的公司所不具备的，且学校有成体系的研究框架，博士可以沿着上学期间的专业路径走下去，学术气氛更为自由。

而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部门与产品部门的合作模式也越来越丰富。“有的产品部门在立项开始，就有研究院的博士参与进去，在技术方向上做一些指引工作，这就可以实现两边的互补。”周礼栋说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产品团队在方向上的误判，另一方面也让研究院的博士拓展商业化方面的知识。

“我也能感受到一些年轻博士的职业方向困惑，我会建议他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家，这个品牌不是靠一篇文章或一个产品就能建立的，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定位，能不能先于别人找到这个方向并扎根去做，这个很重要。”周礼栋认为，博士应该在专业方向上有连续性，而不是只看在产业上哪个方向热门，就转去研究。“很多技术我们眼看都火过好几轮了，仍然没有到达商业化的那一步。”

去年国庆梁勇铭回到大学看望博士期间的导师，发现导师七天假期都没有休息，而是在办公室看一本有关固体物理的书。这让他感触颇深，“我当时觉得挺惭愧的。”在他看来，闭门造车对于博士来说最可怕。

“最重要的摆脱危机感的办法是不停地学习新知识，跳出舒适区。”徐晧说道，他会鼓励研究院的每个人尝试更多新领域的探索，比如花80%至90%的时间做专业内的事情，然后用10%的时间学习其他认为有用的领域。“有新的知识进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落后于时代。”

（应采访对象要求，梁勇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