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杰，欢迎和我一起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这一节，我将为大家讲解广场会议始末的上半部分。

我翻译成中文的《广场协议》文本有一万字左右，除了前面提到的“汇率调整”非常重要之外，还有一段文字非常重要，“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正引发保护主义压力，如果不加以抵制，将导致国家间的破坏性报复进而重创世界经济”。这段话给出了会议的背景，也是各国当时的共识，就是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动议。国内对广场会议的描述、报道，提及这段文字的不多，也是造成误读的原因。我接下来就讲一讲广场会议当年的过程。

广场会议的宏观背景

因石油危机影响，1970年代是战后西方经济最动荡的十年，尤其是美国，出现了其建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通胀，滞涨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概念（新词不断）。越南战争加剧了这一局势。美元也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对日元和西德马克持续大幅下跌。美国为此曾在五国峰会上呼吁日本、西德担起拉动西方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效果不理想。同一时期，欧洲经济陷入停滞，西方出现了一个描述这一现象的新词“欧洲硬化病”；日本经济从此前的高增长落入起伏不定的低增长状态。日本为相应火车头计划，加大财政投入希望拉动经济，导致赤字增加，这也使得1980年代后期，也就是广场会议之后，日本在财政政策上谨小慎微。

在这种背景下，卡特总统于1979年委任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沃尔克就任后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提高利率铁腕治理通胀，他将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也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20%水平。

▲ 保罗·沃尔克

1970年前后，欧洲美元市场兴起。石油危机增加了产油国的美元收入。这些资金多数流入欧洲美元市场，主要是在伦敦的金融机构，包括在伦敦设分支机构的美国大银行。欧洲美元通过这些金融机构贷给了拉美国家。1970年代，欧洲货币市场处于起步期，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对资本进出仍有不少限制；另外，西方货币之间的浮动汇率也处于探索阶段，贸易因素在汇率波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1980年美国银行法开始，金融自由化和资本流动加速。沃尔克的高利率政策，提高了美国的真实利率水平，其在遏制通胀的同时，也扩大了美国同欧洲货币市场间的利差。后者引发了全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包括此前流入拉美的资金和日本对美国的顺差，也被称为黑字。拉美债务危机因此加剧。资本流动逐渐成为影响汇率的关键因素。

美国和日元之间，如何“互惠互利”？

回过头看，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开始，一直到2012年，日元兑美元是四十年的升值周期。1979-1985年是这个大的升值周期中的一次回调，即美元兑日圆（及其它主要货币）的大幅升值。

▲ 1944年7月，代表们在新罕布什尔州

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

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

沃尔克的加息是导致这种回调走势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全部。也是从1980年开始，外汇市场交易开始繁荣，并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为代表开发出了很多外汇衍生产品。这些外汇交易成为决定汇率最重要的因素。

从交易的角度，国际外汇市场当时有两个派别，一个是基本面派，即认为贸易差额、经济增长等基本面因素决定汇率。逆差国的货币该贬值、顺差国的货币该坚挺。另一个是图表派，或者叫趋势派。根据电脑图表来分析汇率走势。在1983年之前，不少外汇市场交易员就秉承贸易差额决定汇率的基本面派理念，认为美国的逆差将导致美元走软，但持续升值的美元让他们亏了钱，这些交易员转而加入到根据图表走势赌美元升值的行列中。

广场会议日方代表、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先生在当时就曾专门问过东京市场的外汇交易员：在他们眼里，影响汇率走势的都有哪些因素？交易员回复说，有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因素。行天先生听到“长期”两个字很兴奋，就问交易员：长期是多久？交易员回复说：十分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设计了干预资本跨国流动的托宾税的詹姆斯·托宾教授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学生曾给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做助手，他的学生也向交易员咨询影响汇率走势因素的问题，答案同样是“长期”是十分钟。要知道，在金融市场里，长期是按年计的。

▲ 行天丰雄

上述这些综合因素，使得美元自1979年开始快速大幅升值。自1980年到1985年2月，美元的有效汇率升值了81%。国际清算银行称，还没有一种货币曾出现过这种现象，即货币汇率的坚挺是基于经常账户持续恶化时的资本流入。

美元升值给日本产品带来了价格优势，日本对美国出口大幅增长，顺差也快速增加，相应地，美国的逆差也大幅增加，且主要来自于日本。到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1040亿美元，历史上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当年GDP的比重接近3%，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不曾出现过的，其中日本占了近一半。这就是广场协议里提到的“西方国家间在国际收支方面存在巨大的失衡”和“正引发保护主义压力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这个记录在20年后被打破，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占其GDP的比重接近6%，是广场会议前后的近两倍；美国这时的逆差主要来自中国，当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超过7%，比日本广场会议前后的比重高出一倍。）要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1970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只有10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的比重不到1%。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美国关闭了黄金美元兑换窗口。广场协议前美日间的这种严重失衡的贸易格局，严重影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的稳定，并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首脑视为危机的隐患。这是广场会议的宏观背景。

美国国内如何看待日本？

有专家在广场会议之前分析认为，日本商品物美价廉，的确有竞争优势，但日本对美贸易扩张、顺差增加，超过一半的因素是汇率因素带来的。日本外贸出口及顺差的大幅增长，拉动日本经济实现了1979-1985年的景气期。这期间，每每有西方国家指责美国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高赤字是高通胀、高利率的原因），美国官方便会回复说，是美国在拉动西方经济增长。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美元当时兑其它货币如此大幅升值，除了市场之外，官方是否意识到其不正常呢？意识到了。1981年4月到1984年底，美国之外的13个西方国家共抛售了500亿美元抑制美元升值，西德一方占250亿。1984年下半年时西德曾呼吁日本一起参与，日本没有出手。美国官方，即里根政府也意识到美元大幅上涨不正常。里根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坚持自由贸易。他的第一任财政部长里甘完整践行了里根的理念，认为汇率高低该由市场决定，财政部副部长斯普林克尔就美元汇率公开表态称：除非发生特殊事件，否则政府不会出手干预。他说的特殊事件，指的是里根遇刺。里甘同时对提出质疑的人讲：美元强代表美国强。

▲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

里甘的团队认为，日元相对美元弱势，是日本金融不开放造成的。因此在1983年－1984年组建了一个日圆美元委员会，敦促日本通过日元国际化来解决美元强、日元弱的问题，国际化的措施包括国际贸易用日元而不是美元结算、到欧洲市场发行日元债券。大家注意，日元的国际化是在美国的要求下进行的。日本最初对这些举措并不积极，但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还是逐渐地走向了国际化，对日元的地位、日本对外投资乃至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世界经济全球化都有非常大的促进。

美元升值、来自日本的进口品大幅增加，挤压了美国本土的产业，特别是钢铁和汽车产业，造成了这些产业的失业率上升，美国国内抱怨不断，不友好行为也增加（这里应该提及的是，美日1980年代的贸易摩擦，是日本企业技术追赶并比肩美国产业后的结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竞争导致的摩擦。国内经常追溯的1950年代美日纺织品贸易争端，并不具有代表性。后者不代表产业技术上的竞争，对美国来说，没落产业工人的诉求，政治因素更强。到1980年代美国同中国之间也有过纺织品贸易摩擦）。我们经常看到美国产业工人砸日本汽车的照片，有一张照片上还立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要在美国卖车，就在美国设厂。这是1981年的事情。也就在这张照片发布不久，日本的丰田汽车就到美国去设了厂。也是在1981年，日本对出口美国的汽车实行自动出口限制，一年168万辆。84-85年把总数修正到185万辆。85年之后这个协议就停止了。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内，这种事情接连不断，包括目前中国传播很广的莱特希泽担任贸易谈判副代表时同日本谈判钢铁贸易的故事。里根第一任期内，呼吁对日本采取措施、美元贬值的代表人物是刚刚去世的汽车界传奇人物艾柯卡，他动用了各种力量来说服总统，但里根不为所动。

▲ 里甘

（Donald Regan，

1918年12月21日 – 2003年6月10日)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忽略，即冷战。中曾根上任之后曾有一句名言，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不落的航母。这句话让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对那些关于贸易和汇率的问题都充耳不闻。美苏冷战到了关键时期，美国当时的军费开大幅增长，在金额上碾压苏联，这也推高了美国的联邦赤字，在当时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包括日本贸易黑字的支持，这也是沃尔克维持高利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情况在里根第一任期快结束时的1985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个变化的有美国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因素。

美国国内如何解决美日间严重的贸易失衡？

在国内，不断攀升的贸易逆差、持续升值的汇率和大企业的游说，最终在国会中间发酵，产生了效果。贝克回忆，他接任财政部长之后，汽车公司的人跑到白宫、财政部和国会拍桌子，指责政府和国会不作为；参与广场会议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福德在2015年（广场会议30年）的回顾里提到，“锈带这个词当时频繁出现在媒体里”，锈带地区的企业和失业工人就不断地敦促其议员发声、提提案，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开始酝酿贸易法案，考虑制约甚至收回对总统在贸易上的一些授权、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贸易伙伴进入美国市场设置贸易壁垒，就是说，威胁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对等地开放了。国会的动向就是广场协议文本里连续九次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当时的里根来说，任何能尽快且可控地解决美日两国间严重的贸易失衡的选项都可以操作，只要能够抢在国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前。在1985年初他更换了财政部团队，里甘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互换了职位。贝克不懂经济，但非常实用主义，他清楚应该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汇率失调的问题。在美元汇率问题上，美国政策自此开始转向，不再坚守“善意忽略”，而是接受“可以谈”的态度。

美国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里援引广场会议作为里根是保护主义者的例证，实际上，里根的这一做法，恰恰是应对保护主义的对策。这里就莱特希泽补充一点。在美国一方，到1985年9月22日广场会议结束并发布声明（即广场协议）之前，美国国会、白宫知晓广场会议的人并不多，参与的就更少了。据詹姆斯贝克回忆，知道要召开广场会议及大体内容的，包括里根总统在内，一共八个人。沃尔克是广场会议的美方代表，但他是在会议快召开时才从贝克那里得到消息，贝克知会沃尔克的原因，是希望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在货币政策上支持财政部干预汇率的做法。广场会议是财政部和央行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无关。因为了解和参与这次会议的高官很少，因此不要说决策，即便是召开会议的消息也不为外人知道。莱特希泽当时是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副代表，在时间上，他于1985年6月份，即广场会议召开前即离开了该职位。另外，即便是他的上司Brock也没有参与会议的机会。我去年还为此专门问了沃尔克先生，他回复我说，他当时不知道莱特希泽是谁。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设立于肯尼迪总统任期。其一个作用是直接了解美国贸易企业的意见，向国会和白宫沟通贸易企业信息。莱特希泽在任时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持鹰派立场，包括莱特希泽本人，他的上司Brock也曾多次直接或带领企业代表向里根提出对日本强硬的建议，但里根并没有接受。国内传播甚广的莱特希泽在同日本官方就钢铁贸易抛纸飞机的记录，很难讲是莱特希泽的强势还是他的无奈。莱特希泽之后，里根整体调整了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团队，新代表为Clay Yuetter，也是一个贸易上的强势派，上任之后即根据日本的产业政策及日本企业在美国和全世界市场的做法，同日本之间签订了《日美半导体协议》。国内有不少说法是，这个协议扼杀了日本的半导体行业。这也是谬之千里。也是从广场会议前一年的1984年，国会要求贸易谈判办公室将《国别贸易报告》常规化，每年都要提交。就是说国会直接给贸易办公室施压了。我在2018年翻译了该报告的中国部分，川普在2018年6月份突然针对中国加税，其依据也是这个报告。

美国国外如何解决美日间严重的贸易失衡？

在国外，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动向也影响到了日本和西德的决策。包括中曾根康弘在内的日本官员心里清楚，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货币体系；而日本作为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最经不住体系动荡；国际经济体系不能因为日本而垮掉，日本也不希望被西方其他国家孤立。另外，日本不可能长期继续这种出口导向的模式。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开始，但凡涉及贸易和汇率问题，日本便被视为麻烦的制造者，因为全球贸易失衡就是日本庞大的贸易顺差造成的。

实际上，自1984年开始，日美之间就两国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就展开了多次谈判，也签署了不少协议。但在美国国会的眼里，这些协议对解决失衡都显得太慢。因此，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上半年授意日本时任大藏相竹下登，希望利用汇率调整尽快解决美日贸易失衡。中曾根康弘在《管理美元》里回忆说，“1985年上半年，我们苦心孤诣地解决日本的顺差问题，这些具体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在是不足以处理失衡问题。因此，我下决心实施一个综合性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处理这个问题。综合计划肯定包括日元／美元汇率调整…”时任日本通产省副相的藤川信二先生在广场会议之后指出：直至目前，日本仍知识在利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我相信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观念，而且日本必须承担起位数国际经济体系的相应责任，同时应该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发挥作用、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同我们的贸易伙伴合作、权力纠正日本的外部失衡问题。日本系列产业政策的参与者、《前川报告》（后面会解释前川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宫崎勇也曾经有一个评价：日本顺差在GNP中的占比高达4.4%，无论如何是过高了。问题在于，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的规模之大，足以扰乱世界贸易秩序。他这里提到的占比，是指广场会议之后的1985年。

西德是最早意识到美元严重高估并多次直接进场干预的，当然其目的有稳定欧洲货币体系的考虑。而当时英镑对美元则跌倒了1:1这一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人将这一汇率水平看作是耻辱，更重要的是，战后英镑汇率的每次下跌都伴随着危机，撒切尔夫人因此直接打电话给里根，恳请后者进场干预。

美国国内外的这些因素，促成了当年9月份的广场会议。

这一节，我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下一节我们讲讲广场会议的下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