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广西的水稻田，稻米是中国最主要的主食来源之一（视觉中国供图）

 

最古老的城市

7月的以色列，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由于地处地中海东岸，以色列的气候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短暂的冬季温和多雨，漫长的夏季炎热干燥。放眼望去，整个国家一片枯黄，只有北部山区和依靠人工浇灌的农田里才能看到些许绿色。

我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散客拼成了一个旅行团，在耶路撒冷登上了一辆巴勒斯坦牌照的大巴车，开往位于巴勒斯坦境内的小城耶利哥（Jericho）。这是《圣经》里提到过的一座古城，在基督教里有着特殊的地位。不过我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加入了这个团，而是因为耶利哥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了。

位于约旦河西岸有着万年历史的耶利哥古城（视觉中国供图）

 

我们的导游是个巴勒斯坦人，一路上尽顾着骂以色列了，介绍起景点来三心二意。据他说，耶利哥曾经是约旦河西岸的农业基地，因为这里有一个永远不会干枯的泉眼。虽然经过多年的开采，泉水早已干涸，但现代人发明了抽水机，把地下水抽出来灌溉，所以这里依然是巴勒斯坦人的粮仓，该国三分之一的蔬菜水果产自这里。

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下，穿过成片的农田，来到了耶利哥古城遗址。这地方位于一个山谷的谷底，海拔-280米，难怪会有泉水。古城遗址位于一座小山包上，最早是在1868年被发现的。这地方的原住民喜欢在旧城的原址上再造新城，所以这里的古迹都是按照年代分层的，距今最古老的城市在最下面。考古学家们直到20世纪后期才终于挖到了最底层，发现了那个距今已有1万年历史的最早的古城。

古城里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早就被搬进了博物馆，遗址处只剩下一个大坑，里面有一段古城墙的遗址，以及一个圆锥形的石头建筑。“这座建筑是古人建造的粮仓，这说明此处的农业很发达，粮食有了富余，这才有能力建造起一座城市。”导游指着那座圆锥形建筑对我们说，“城里养着一群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工匠和官员，这就是城市和村庄的最大区别。”

导游最后这句话代表了考古界的传统想法，即城市都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耶利哥古城位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西南角，这块地方在地图上状如一个倒悬的弯月，大致涵盖了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约旦和土耳其等国家，是公认的全世界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传统理论认为，人类只有在发明了农业之后，才第一次有了多余的粮食养活一批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闲人”，比如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等。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发展出科学和艺术，人类文明将永远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阶段。

但是，导游前面那句话却让我起了疑心。那个圆锥形建筑的直径约有6米，外墙却厚达1米，看上去更像是一座石塔而不是粮仓。我立刻掏出手机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发现这个导游在乱讲，这座建筑果真是一座高达8.5米的石塔，塔身的主体部分埋在土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顶端的一小部分而已。塔内据说还有一个22级的石阶直通塔顶，但从外面是看不到的。

碳-14测年结果显示，该塔已有1.1万年的历史了。那时的人类才刚刚开始学习种地，文明程度还很低，石头房屋都很少见，难怪考古学家们称之为“人类最早的摩天大楼”。奇怪的是，1万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如此之高的石塔？针对此疑问，考古学家们提出过很多解释。多数人根据常识认为这座塔是个瞭望哨，目的是防止敌人偷袭。也有少数人相信这是当地酋长的坟墓，类似古埃及的金字塔。但是，该塔位于古城的一角，位置太偏，不像是瞭望塔。那段时期该地区也没有爆发过部落冲突，古城居民没有必要花那么大力气建造瞭望塔。塔内也没有发现过任何遗骸或者陪葬品，不太像是个坟墓。

2011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考古学家们用计算机模型分析了该塔和周围环境地貌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这座塔是当地酋长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而建造的，目的是吓唬老百姓，强迫他们放弃狩猎采集生活，改为开荒种田。

原来，这座塔的位置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每年夏至那天的黄昏时分，附近最高的那座山的影子正好落在塔尖上，视觉效果十分震撼。考古学家们猜测，当地酋长会选择在那一天登上塔顶，向周围的老百姓炫耀自己的威仪，好让大家臣服于自己，搬到城里定居下来，成为一名种地的农民。

为什么种地还要强迫呢？狩猎采集难道不是一种更辛苦的生活方式吗？

按照传统教科书上的说法，农业的发明是人类进化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的祖先自20多万年前诞生在非洲之后，就一直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直到1万年前新月沃地的居民们灵机一动发明了农业，人类终于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安逸生活，人类文明从此走上正轨。

非洲卡拉哈利游猎部落（视觉中国供图）

 

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农业的发明也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说法有两个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一、全世界至少有6个独立的农业发源地，当地人在没有外来经验借鉴的前提下，独立地发明出了农业，这说明农业是人心所向，只要想到了，一定会去做。二、如果一个农业部落（包括畜牧业）和一个狩猎采集部落之间爆发冲突，几乎总是以前者获胜而告终。如果两者发生融合，只要自然条件允许，农业一定会取代狩猎采集，成为融合民族新的谋生方式，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反例。这两个证据似乎说明，农业代表着先进文明，狩猎采集代表着落后文明，人类一旦学会了种地，肯定会主动放弃采猎生活。

但是，在非洲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调查颠覆了这个观点。一批人类学家跟踪调查了一个名为卡拉哈利（Kalahari）的游猎部落，发现这个部落成员们每周平均只需花12～19小时找吃的，其余时间不是在树荫下乘凉就是在和朋友家人聊天，日子过得非常逍遥。相比之下，早期农民活得非常辛苦，几乎每天都要下地劳动，工作强度反而要比狩猎采集者大得多。

换句话说，比起狩猎采集来，种地反而是一种更加艰苦的生活方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耶利哥古城的那个酋长用尽了各种手段威逼利诱，甚至不惜组织手下人建造了那样一座巨无霸，这才让周围的居民们甘愿放弃狩猎采集生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代农民。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的祖先当初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采猎生活，改以务农为生呢？答案要从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说起。

农业的起源

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有很强的自由意志，想干啥就干啥。其实人类一直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必须遵守这个系统的基本法则，没有例外。

按照著名的加拿大植物生态学家和农业史专家拉奥·罗宾逊（Raoul Robinson）教授的说法，大自然有三个基本法则，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守：第一，任何一个固定空间的环境承载力都是有限的，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有一个数量上限，无法超越。第二，每个物种所占有的生态位也是有限的，比如陆地动物很难生活在海里，热带植物不可能在极地生根发芽。第三，任何一种生物的繁殖速度都必须超过其环境承载力的上限，其目的是为了增加保险系数，否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这个物种就有可能灭绝。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前两个法则和第三条法则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它们必须同时成立的话，那只能意味着两件事：要么每个生物个体都活得不舒服，始终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要么很多生物个体都必须死，把有限的资源留给别人。事实证明，这正是生物界已经持续了亿万年的状态，也是物种进化的原始动力，毕竟“适者生存”又可以翻译成“不适者死”。

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人类极大地扩展了前两条法则的适用范围。比如，人类虽然诞生在温带的非洲大陆，但我们的祖先逐渐学会了缝制兽皮衣服，掌握了制造帆船和木屋的技巧，最终占领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陆地生态系统，甚至包括北极地区和一部分近海海洋，成为首个跨越不同生态圈的大型物种。

不过，地球上可供人类捕猎的地方毕竟是有限的。根据第三条自然法则，人类的繁殖速度必将超越土地的供养能力。等到那一天到来之后，祖先们就不得不像狮子、老虎等顶级捕食者那样划分出各自的地盘，每个部落只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狩猎采集，自生自灭。偶尔有吃不饱肚子的新生代成员试图走出领地开辟新的疆土，等待他们的只有殊死的搏斗和不可避免的死亡。

以前的历史教科书认为，人类是从发明出农业之后才选择定居生活的。新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个说法，比如纳图夫人（Natufian）早在1.4万年前就在新月沃地建立了永久性村庄，每个村庄的规模甚至高达数百人，但他们都是狩猎采集者，不是农人。

事实上，相比于农业，定居才是人类进化史上真正的大事件。定居生活使得人类智慧的代际传承成为可能，人类文明从此开始腾飞。定居生活还使得人类首次产生了私有财产的概念，等级制度应运而生，剥削和压迫成为常态；更重要的是，定居生活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因为早年间四处游荡的猎手们不得不带着妻儿一起上路，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女人们主动减少了怀孕的次数。定居之后，母亲们不但不用背着孩子四处走动了，甚至还可以把全村的孩子们集中起来交给老人抚养，于是育龄妇女们生孩子的频率由过去的平均每4～6年生一个改为平均每年生一个。虽然其中半数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夭折，但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比过去快了至少一倍，大家很快就发现狩猎采集来的食物不够吃了。

虽然人类是自然界的顶级猎手，但根据第一条自然法则，一块土地所能养活的野生动物就那么多，吃光了就没了。第二条自然法则规定，既然人类的消化系统已经适应了肉食，就没办法再去吃草和树叶了。植物界中只有一部分果实能被人类祖先直接食用，因为果实进化出来就是为了被动物吃的。可惜一块土地上所能采集到的果实同样是非常有限的，很快也采光了。

值得一提的是，聪明的祖先们发明了火，极大地扩展了食物的范围。比如以前无法食用的腐肉终于可以在烧烤后被人类利用了，以前难以消化的种子也终于可以在烹饪之后变成易于消化的粥饭了。为了给下一代提供能量，种子的能量密度非常高，理论上属于优质的食物来源。但为了不被动物们吃掉，其中含有的淀粉都是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不煮熟的话是没法吃的，凡是小时候偷吃过生大米的读者对此想必都有切身体会。

就这样，当人类祖先因为人口密度太大而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某位智者灵光一现，意识到种子发芽后可以结出更多种子，农业就这样诞生了。事实上，这样的灵光一现只能在人类选择定居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因为从一粒种子到很多粒种子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量的劳动力，以及无与伦比的耐心，只有定居者才能做到。所以说，农业绝不是狩猎采集者为了偷懒主动做出的选择，而是当人口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光靠狩猎采集已经不够吃时的一种无奈之举。

美国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IC photo供图）

 

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最早开始质疑农业起源的学者之一，他早在1987年时便在《发现》（Discover）杂志上撰文指出，发明农业是人类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农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喂饱越来越多的人口，所以农业发明之后人类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戴蒙德是讲述人类历史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的作者，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农业带来了三大害处，每一个都有充分的证据。第一，为了喂饱越来越多的人口，农民们只能用廉价的热量（谷物淀粉）代替营养丰富的食物（肉类和野果），导致蛋白质和维生素的缺失。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食物种类非常丰富，营养均衡，所以那时候的人类健康状况普遍要比农民们好，甚至身材也都更加高大健壮，这一点有无数考古学家可以证明。

第二，农业的本质是追求能量生产效率，所以农民们倾向于只种那些能够带来高产的农作物，导致农作物的品种越来越单一。进化史上的无数案例证明，生物多样性越低，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差。单一作物一旦遇到某种病虫害，或者气候稍有不适就会面临绝产的风险，其结果就是大面积饥荒。纵观整个古代人类史，大大小小的饥荒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没有任何一个农业社会能够逃脱这一宿命。

第三，农业是绝大多数人类传染病的罪魁祸首，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导致人类聚居区的密度进一步增加，这就给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另一个原因是畜牧业的发展让人类和动物之间经常发生亲密接触，相当多的病菌和病毒都是从动物传到人的。

除此之外，农业还加剧了贫富分化，并进一步降低了妇女们的生活质量。农村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逼得农村妇女们从青春期开始就得为丈夫生孩子，一直生到更年期为止。有人研究过古代妇女的经期，发现一名典型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来月经的时间加起来平均只有一年多一点，其余时间要么在怀孕，要么在哺乳，简直就是一台婴儿制造机。

正是因为农业为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灾难，耶利哥古城的那个酋长这才要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彰显权力的高塔，强迫部落里的人们放弃自由自在的猎人生活，变成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别看农业有那么多缺点，但农业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丰年时能够支撑的人口数量远比狩猎采集多得多。在冷兵器时代，100个老弱病残一定能打败一个强壮的猎手，这就是为什么当两个部落发生冲突时，农业部落总能获胜的原因。

在那个荒蛮年代，这个优点胜过了一切缺点，于是农业迅速在整个地球普及开来，成为绝大多数人类社会唯一的谋生方式。人类在农业的帮助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地球霸主”的地位，地球的生态环境面临灭顶之灾。

1993年索马里饥荒中被国际组织救助的儿童（高品图像供图）

 

被农业改变的人类

离开了耶利哥古城，我们乘坐的大巴车调头向东，朝着下一个目的地——约旦河驶去。沿途除了几块依靠地下水浇灌的农田外，漫天遍野尽是黄沙，路边连棵杂草都很少见到。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位于约旦河边的耶稣受洗处。万万没想到，这条大名鼎鼎的约旦河还不到5米宽，应该改名叫约旦小溪才对。溪水泛着绿光，有气无力地向南流去，最终汇入比它名气更响的死海。虽然名字里有个海字，其实那就是一个内陆湖，含盐量高到能让人浮起来，由此可见这条约旦小溪确实没能提供足够多的水量。

自然环境如此严酷的地方，怎么会成为人类最早的农业发源地呢？这就要从它的地理位置说起了。中东地区是欧亚非三块大陆的交会处，智人走出非洲后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人口密度一直非常大，依靠采猎得来的食物经常不够吃。就像前文所说，发明农业的最大动力是喂饱越来越多的人口，新月沃地是当时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符合这个条件。

另一个原因在于这块地方独特的地中海式气候。这里的旱季又热又干，野草活不下去，只能趁着短暂的雨季拼命生长，然后迅速把所有营养富集到种子里，以此来熬过漫长的旱季，等待下一个雨季的来临。正因为如此，这里的野草种子个头都非常大，而且易于储藏，深受采集者们的青睐。

如今被称为“××草”的植物大都属于禾本科，这类植物最晚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那段时间正是恐龙灭绝、哺乳动物成功上位的年代，地球上的动植物来了一次大洗牌。和其他植物不同的是，禾本科植物的叶片是从基底处长出来的，被吃掉后不影响整株植物继续生长，这一特质使它从哺乳动物的围剿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最具统治力的植物物种。如果不算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话，地球陆地表面积的40%是被禾本科中的草本植物占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禾本科植物就没有哺乳动物的今天，人类也就不会出现了。

也许是因为经常被吃的原因，大部分草本植物都是一年生的，其特点是根系浅，生长迅速，仅需一年就可以完成整个生命周期，结出很多富含营养并易于储藏的种子。这些特点保证种植者每年都有收获，而且加快了新品种的优化速度，在农业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今70%的农作物品种都属于禾本科，人类从食物中获取的卡路里至少有一半来自禾本科，我们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比如被称为“人类三大主粮”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也都属于禾本科。

这其中，小麦是在新月沃地被驯化的，应该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农作物。小麦种子的营养成分相对比较丰富，除了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之外，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但小麦的缺点是产量低，远逊于后来在长江流域被驯化的水稻。稻米的单产最高可达小麦的5倍，大米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在烹饪后也更易消化，这就是为什么以大米为主食的民族人口密度普遍要比以面粉为主食的民族高的根本原因。

稻米虽然产量高，但营养成分较为单一，缺乏一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维生素A和铁元素等，也许这就是东亚人身材普遍较矮的原因。稻米不但是所有谷物当中铁含量最低的，而且大米中含有的植酸（Phytates）能够和铁元素相结合，防止其他食物中含有的铁元素被肠胃吸收。因此，以大米为主食的儿童易患贫血症和维生素A缺乏症，后者不但会降低人的免疫力，甚至还会导致失明。科学家们曾经用转基因的方式培育出一种不含植酸，同时又富含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能够帮助那些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解决这两个问题。可惜因为部分发达国家的反转势力太过强大，这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新品种一直没能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那么，古代人是如何解决大米营养缺乏这个问题的呢？答案就是多吃菜。凡是吃米饭的地方蔬菜的品种都异常丰富，除了特别穷的人家之外，每顿饭都会配好几样菜，远比吃面食的地区丰富得多。所有的蔬菜当中，豆类富含蛋白质，是谷物最好的伙伴。中国人的饮食中包含大量以大豆（黄豆）为原材料的豆制品，印度人则喜欢在米饭旁边配一勺用咖喱汤煮出来的扁豆，以色列人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鹰嘴豆压成豆泥，配以橄榄油和各种调味料，做成胡姆斯（Hummus）酱，搭配用面粉做成的大饼（Pita），这个吃法味道可口，营养齐全，被誉为以色列的国民饮食。

2005年，严重的干旱和蝗灾共同造成了尼日尔饥荒。尼日尔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中位列第二（视觉中国供图）

 

原产于美洲大陆的玉米和水稻有点类似，两者同样是产量很高但营养价值相对较低的谷物，所以美洲原住民也喜欢吃豆子，道理是一样的。虽然玉米的单产比不上水稻，口感比不上小麦，但玉米的优点是种植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成熟的玉米粒也不容易被鸟啄食，生产成本较低，在如今这个事事讲求效率的年代逐渐显出了优势，所以玉米的播种面积不断扩张，大有取代小麦和水稻成为人类第一大粮食作物的趋势。

南美洲除了为人类贡献了玉米之外，还贡献了西红柿、土豆、辣椒和烟草，它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值得一提的是，这四种农作物都是茄科植物。除了茄子最早是被印度人驯化的之外，世界上绝大部分茄科植物都是被美洲原住民驯化的，因为大部分野生的茄科植物只分布在中北美洲。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传统农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因地制宜。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只能从当地野生植物的宝库中去寻找可被驯化的品种，没有例外。比如新几内亚岛的原住民虽然独立地发展出了农业，但因为岛上缺乏适合驯化的草本植物，当地人只有芋头（Taro）可种，这玩意儿无论营养价值还是产量都极差，岛上的原住民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与当地的农业效率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

同理，畜牧业的发展也和当地特有的野生动物资源息息相关。动物驯化比植物驯化更难，人们只能从群居动物中寻找可被驯化的品种，因为群居让它们天生就容易被驯服。事实上，目前已被驯化的家禽家畜全都来自群居的野生动物，唯一的例外就是猫。猫最初是为了防老鼠而被驯化的，不是为了吃它的肉，这也是所有驯化动物当中唯一的特例。

美洲大陆缺乏大型野生群居动物，这就是为什么美洲原住民一直没能驯化出类似牛和马的大型牲畜。这种牲畜不但可以帮助农民耕地，还可以帮助人们拉车，增加人类的机动性，作用非常大。但因为缺乏牛马，美洲原住民的文明程度一直比不过欧亚大陆。当年西班牙殖民者之所以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美洲原住民，原因就在这里。

换句话说，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运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个民族的发展轨迹。有人甚至认为，农业还能决定不同民族的性格。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塔尔海姆（Thomas Talhelm）曾经在2014年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撰文指出，吃米的民族偏好集体主义，善于从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吃面的民族则正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善于分析细节，重视个案。他的理由是，水稻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作物，需要很多人合力修建灌溉系统，相互商量分配水资源，所以稻农们必须学会相互合作，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虽然单产比水稻低，但种小麦基本上无需灌溉，所需劳动力也较少，麦农不需要和他人合作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这个说法存在争议，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有一点已经无需证明了，那就是农业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其结果将直接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

巴塔哥尼亚高原具有非常优良的畜牧条件，阿根廷也是南美洲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视觉中国供图）

 

被农业改变的环境

起源于世界各地的原始农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都是一年生的。试想，如果某位农民决定尝试驯化一种多年生的植物，那么他种下去的种子要等好几年才能有收获，这期间恐怕他早就饿死了。

但是，如果我们从农业本身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一年生植物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每年都必须重新播种。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播种可是个力气活，必须先犁地松土，准备好苗床，顺便把杂草除干净。种子发芽后还必须经常浇水，防止幼苗因为根系尚浅，吸收不到足够多的水分而夭折。收获时又必须把整株植物都杀死，长了一季的根茎叶等其他部位就都白长了，从能源利用的角度来看纯属浪费。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能培育出一种多年生的谷物，每播种一次就可以维持好多年，其间不用松土，也不用过多地浇水施肥，收获时只需把种子打下来就行了，其余的根茎叶等部分悉数保留，那该有多好啊！事实上，这正是一批作物育种专家们正在做的事情，也许未来的农民们真的可以种上这种新型农作物，那将彻底改变农业的格局。

可惜的是，农业的发明者们尚不具备这样的远见和能力，从一开始就把驯化的目标放在了一年生草本植物身上，导致后来的农民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翻耕土地，施肥浇水，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众所周知，土壤是所有陆生植物的根基。自然状态下，每生成1厘米厚的土壤层至少需要耗费100年的时间，所幸大部分土壤受到地表植被的保护，不容易流失。农业耕作把原本被植物覆盖的土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烤干的表层土壤很容易被风吹到空中，飘向远方，或者被雨水裹挟着汇入江河，最终被大海所吞噬。

南美洲除了为人类贡献了玉米之外，还贡献了西红柿、土豆、辣椒和烟草，它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必多言（视觉中国供图）

 

正常情况下，土壤侵蚀的速度并不快，每年最多只有几毫米，一个普通农民甚至种一辈子地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但这个速度比土壤形成的速度快了几十倍，时间一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事实上，凡是农业开始得早的地区几乎都存在土壤流失的问题，我们的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就是因为曾经遍布黄土高原的农耕土壤被雨水冲进了河里。同理，中东地区之所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原因也是农业导致的土壤侵蚀。研究表明，自1万年前农业开始以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出海口向外延伸了将近200公里，形成了一个总面积高达数千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组成这个冲积平原的泥土全都来自上游的新月沃地，而后者则因为土壤的流失而逐渐成为不适合耕作的半沙漠地区。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很大原因就在于环境恶化导致农业衰落，当地人养活不了自己，只能铤而走险。

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古罗马的衰落被认为与罗马帝国境内耕地质量的急速下降有关，玛雅文明的衰落与尤卡坦半岛土壤的大面积流失有关，复活节岛文明的衰落同样是因为波利尼西亚人把岛上的树都砍光了，导致该岛仅有的一点点土壤丢失殆尽，冰岛文明的衰落则是因为岛上的土壤更新速度太慢，一点点轻微的扰动就足以导致土壤生态系统彻底崩溃，连一棵树都支撑不了。

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那就是水稻产区的土壤往往保护得比较好，这是因为水稻田常年被一层水覆盖，风吹不走。稻田的灌溉系统往往也会比较健全，暴雨带来的洪水会被储存起来，以便干旱时使用。农业史研究专家罗宾逊教授认为，这一点足以解释为何种水稻的文明往往会延续得比较久，比如中国和印度就是如此。

农业光有土壤还不够，土壤还得肥沃才行。不同的土壤肥力相差很大，这一点很早就被农民们发现了。人类早期文明之所以全都发源于河岸或者三角洲地区，就是因为那些地方经常发大水，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随着淤泥不断地被补充到了农田里。可惜地球上像尼罗河三角洲或者黄河沿岸这样肥沃的土地是有限的，其他地方的农田只要连续种上几年，产量就会急速下降。走投无路的农民们发现草木灰是很好的肥料，这就是刀耕火种的起源。农民们烧完一片林地，种上几年后再另换一块森林，继续刀耕火种。这种野蛮的耕作方式在土壤肥力相对较低的热带地区非常流行，对热带雨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最近几年亚马孙热带雨林大火频发，原因就在这里。

农业还会向环境中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其后果同样触目惊心。土壤中储存了大量的碳，翻耕过程把原本深埋于地下的碳暴露于地表，加速了有机碳向环境中的释放过程。刀耕火种等粗放的耕作方式破坏了原始森林，减少了单位面积土地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所以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是从农业兴起时就开始了。

此后的1万年时间里，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在稳步上升，却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极地冰芯记录显示，那段时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突然下降了7～10 PPM（百万分之一），地表平均温度也相应地下降了0.15℃。别小看这个下降幅度，它直接导致了那段时间世界各地纷纷出现了气候异常现象，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中国自然也没能幸免，于1628年爆发了严重的全国性大饥荒，并持续了好几年，走投无路的李自成揭竿而起，推翻了大明王朝。

为了解释这次奇怪的波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地理学教授亚历山大·科赫（Alexander Koch）在2019年3月出版的《第四纪科学评论》（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解释。众所周知，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随后大批西班牙殖民者涌入美洲，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科赫教授收集了大量史料，发现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美洲大陆一共生活着大约6000万原住民，平均每人占有1.04公顷的耕地。欧洲殖民者带去的传染病杀死了大约90%的美洲原住民，造成5600万公顷（约合8.4亿亩）的耕地被荒废，重新成为森林。这一变化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足以导致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减少5 PPM，此事引发的连锁反应又可以解释另外5 PPM的变化。也就是说，美洲大陆农业系统的突然崩溃几乎完美地解释了16世纪末期至17世纪初期的那次全球气温骤降，崇祯皇帝是被哥伦布杀死的！

当然了，以上论断属于一家之言，还需收集更多的证据才能下结论，但农业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家争论的只是增加了多少的问题，以及这种增加何时超过了正常的自然波动范围。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传统农业尚不足以导致大气温度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临界点是在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才出现的。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件事，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看看工业化之后的农业究竟对地球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洱海边的地理条件最适合种大蒜，所以大理产的大蒜质量好、利润高（视觉中国供图）

 

被工业改变的农业

稍微有点务农经验的人，只要去过一次大理，立刻就会明白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古代王国的首都。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高原盆地，雨水沿着苍山陡坡一路向下，汇聚成溪流入洱海，沿途形成了一大块富含养分的冲积平原，农业最需要的水和肥都不缺，因此大理自古以来就是优质产粮区，人口密度高，足以支撑起一座城市。

大理古城就建在洱海边，周围还散落着无数个小村庄，我要找的采访对象张瑞龙曾经担任过上官村第九生产小组的组长，并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10年。这个村位于洱海的最北端，村民大都以种水稻为生，张瑞龙从小就跟着大人下地劳动，很快就学会了种水稻的所有技术。

“那时候农村人口多，到处开荒种地，粪肥不够用了，我们就上苍山挖腐殖土，顺便砍点柴火取暖做饭。”张瑞龙回忆说，“后来有了煤，就改用煤灰混上猪和牛的粪便来施肥，不用再上山背土了。不过那时候山上的腐殖土也被我们挖光了，柴也越来越少，几乎砍不到了。”

张瑞龙今年50岁，他向我描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理农民的种田方式。从这段叙述可以知道，中国农民很早就知道土壤肥力的重要性，也知道粪便或者落叶可以用来沤肥。根据一位名叫富兰克林·金（Franklin King）的农业专家的说法，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知道粪肥用处的人。金博士曾经担任过美国农业土壤局的局长，他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四千年来的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书中指出中国农民掌握的这个小秘密使得中国人可以在一块土地上常年耕种，不需要像同时期的欧洲农民那样依靠休耕来恢复地力，所以中国的土地复种指数远比欧洲高，再加上中国的水稻产量远胜小麦，所以中国同等面积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比欧洲多得多。

人多的好处是文明发展得比较快，所以早期的中国文明领先欧洲很多年。举例来说，中国在宋朝时的城市化比例已经超过了10%，欧洲直到1800年左右才达到这样的水平。人多的坏处就是自然环境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凡是去过欧洲的人对此应该都有印象。要知道，人光是吃饱饭还不够，还有很多其他需求，比如柴火和木头。我们今天看到的苍山基本上就是一座秃山，山上的树几乎全都被砍光了，原因就是山下的人口增长得太快了。

后来欧洲人也明白了粪肥的好处，欧洲农业终于赶了上来。但是，粪肥的效力毕竟是有限的，过了某个上限之后产量就再也上不去了，可人口依然在持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远比粮食产量的增速要来得快，其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这就是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书的核心内容。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曾经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最近这几十年来却很少有人再提了，原因是马尔萨斯既没有预见到人类会主动降低生孩子的欲望，也没有预见到科学的力量会如此巨大，竟然彻底改变了农业的面貌。以前的农民虽然学会了使用粪肥，但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欧洲科学家们直到19世纪初期还相信农作物可以直接吸收土壤中的腐殖质，直到1840年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出版了《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Organic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and Physiology）一书，首次提出植物的原始养分只能是矿物质，即大家耳熟能详的氮磷钾，人类这才明白植物到底从土壤中吸收了什么。

李比希的植物营养学说否定了腐殖质理论，打开了化肥取代有机肥的大门。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当中，磷和钾的需求量相对较低，来源也比较广泛，问题还不算大，最难搞的是氮。空气中虽然充满了氮气，却都是惰性氮，植物无法直接利用。1909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世（Carl Bosch）为了生产炸药，研究出了从氮气中合成氨的方法。此法只要稍加变通就可以生产出廉价的氮肥，化肥工业由此开始腾飞，农业正式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1909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左图）和卡尔·博世（右图）研究出了从氮气中合成氨的方法（IC photo）

 

化肥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耕作方式，产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据张瑞龙回忆，80年代大理平均每亩只能产800斤稻谷，现在的产量至少翻了一番。除了品种变好了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化肥的改良。中国“文革”前使用的化肥成分是碳铵，俗称“气儿肥”。这种氮肥挥发性强，闻起来呛鼻子，用起来麻烦，效果也不好。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从国外引进了19条尿素生产线，中国农民终于用上了这种肥力持久的高效化肥，产量立刻就上去了。

增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灌溉效率的提升。别看上官村就在洱海边上，但村里分给张瑞龙家的两亩地却在距离洱海一公里远的山沟里，洱海的水运不过去，只能从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抽水。因为上游抽水的人太多了，那条小河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张瑞龙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跟着大人一起用自行车把一台水泵驮到了河边，和其他农民一起坐在河边等水。一旦上游来水了，大家便一起开动水泵往自家田里灌，为了抢水经常得彻夜守在田边。

水泵用的电是从村里私拉的电线输送过来的，每亩耗资100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巨款，但没有水就没有收成，农民们只能出这笔钱。后来张瑞龙家买了一台柴油抽水机，终于把成本降了下来，所以现代化灌溉的本质就是用化石能源来换产量。与此类似，生产化肥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同样是用化石能源来换粮食。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这件事再正常不过了。能源是世间万物的基础，如果没有能源，人类的想象力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地球上的绝大部分能源来自太阳，但受到光合作用效率的限制，地球生态系统所蕴含的总能量是有限的。化石能源相当于浓缩了过去数亿年里储存的太阳能，工业化的本质就是人类掌握了一次性将存款尽数取出的本领，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从此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马尔萨斯所预言的资源极限终于被打破了。

当然了，存款毕竟是有限的，人类肯定知道这一点，但暂时还顾不了那许多。更糟糕的是，大自然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复杂系统，各种元素经过多年的进化而达到了动态平衡。一旦其中任何一种成分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必将导致平衡被打破，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自然界含有的氮元素一直在惰性氮和活性氮之间循环，两者达成了动态平衡。化肥工业的发展使得大量惰性氮转变成了活性氮，其中很大一部分活性氮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江河湖海，导致地球水体富营养化，蓝藻大爆发，迅速耗光了水里的氧气，大量水生生物因此而死亡。

再比如，自然界的碳元素也是一直在循环着的，固体的碳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依靠这个碳循环维持着微妙的动态平衡，保证地球温度不会发生大范围的波动。农业的发明虽然暂时打破了这个平衡，但地球强大的自愈能力还是能够让碳平衡重新回到起点，这就是为什么17世纪初期的那次小冰期很快就结束了。但是，自工业化开始以来，人类不计后果地大规模开采化石能源，地球的碳平衡再次被打破。这一次的变化幅度非常大，地球是否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复原状？谁也没有把握。

还没等科学家们想出对策，新的问题就又来了。工业的介入迅速提升了农业效率，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全球人口总数终于在19世纪初期首次突破了10亿大关，又在20世纪初期突破了20亿大关。换句话说，人类这个物种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才突破10亿，但下一个10亿只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自那之后，全球人口总数继续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那样加速增长，到1974年时便再次加倍，突破了40亿大关。就这样，第一波工业革命带来的农业红利迅速地被新增人口吃光了。要不是因为一个名叫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人，马尔萨斯已经可以从棺材里坐起来，宣布自己胜利了。

197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博洛格（IC photo）

 

被商业改变的农业

博洛格是美国公立大学系统培养的新一代育种专家，他于上世纪50年代去墨西哥做研究，培育出一种高产抗病的矮秆小麦，帮助墨西哥人解决了粮荒问题。当时印度也正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走投无路的印度农业部大胆引进了这个新品种，强行推广至全国，很快就让印度小麦的平均亩产翻了一番。此事被后人命名为“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博洛格则以“绿色革命之父”的名头获得了197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如今一提起绿色革命，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博洛格的矮秆小麦，但实际上这种小麦对水肥条件的要求非常高，必须和化肥以及灌溉技术绑在一起加以推广，否则产量反而比普通小麦还要低。换句话说，矮秆小麦是专门为工业化时代的农业定制的。与此类似的就是现代化养殖场里的速生鸡品种，当一切条件都满足时它们长得飞快，但如果放到野外的话肯定竞争不过普通的家鸡。

可是，一旦农民种过一次新品种，尝到了高产的甜头，就再也不愿意种回以前的品种了，这就意味着化肥和灌溉技术都必须同步更新，整个农业体系就会被新品种带着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革命犹如一剂毒品，人类尝过一次就上了瘾，再也放不下了。

改革开放之后，绿色革命之风也吹进了中国，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效。据张瑞龙回忆，70年代末期时大理农民还是按工分发粮食，分到手的一大半是粗粮（玉米），大米很少，肉更是稀罕物，十天半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还经常是过期的腌肉。自90年代中期开始，普通大理人吃饭就已经不是问题了，基本上想吃啥都能随时吃上。

不过，促成这一进步的不光是粮食单产的提高，更重要的原因是粮食贸易的飞速增长。比如现在大理人吃到的大米大都是从四川甚至东北运过来的，大理人则用卖大蒜挣到的钱去换。大蒜是一种需要大水大肥的农作物，洱海边最适合种，所以大理产的大蒜质量好，利润高，每亩大蒜最多可以获利2万元。但也正因为大蒜的这个特点，使得洱海的水位和水质一降再降，严重影响了大理的旅游资源开发。过量施用化肥还会让地里野草疯长，虫害频繁，于是大理农民对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也越来越多，同样污染了周边环境。当地政府不久前出台了新政策，严禁大理农民在洱海边种大蒜，种植其他农作物也严禁使用化肥农药，必须改用农家肥和生物防治技术，哪怕为此牺牲产量也在所不惜。

上世纪50年代博洛格培育出一种高产抗病的矮秆小麦，帮助墨西哥人解决了粮荒问题（IC photo）

 

但是，据我个人观察，不少大理农民仍然在偷偷使用化肥农药。一位在洱海边种大葱的农民告诉我，他承包的那块地原来每年需要施500元的化肥，如今则需要施2000元的有机肥，产量却比用化肥低20%，由此造成的损失只能由他个人承担。有机肥是附近养鸡场拉来的鸡粪，每袋40公斤，每亩地要用60袋之多，使用起来远不如化肥方便，无形中又增加了不少劳动力成本。他打算再种个一两年，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的话他就不种了。

上面这个故事是粮食贸易的一个经典案例。谁也不知道粮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商品的，但粮食贸易的飞速增长肯定是从“二战”之后才开始的。那场战争不但建立了世界贸易新秩序，而且还完善了全球交通体系，使得粮食的大范围跨境运输成为可能。如今全球粮食生产总量的23%进入了粮食国际贸易领域，大多数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农民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户了，而是变成了粮食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变化不但改变了农业的格局，而且还改变了人类的饮食方式，影响极其深远。

比如，既然粮食是商品，那就必须满足商品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低成本和高销售。种粮成本和土地形态、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等先天因素密切相关，要想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单一化和专业化是必经之路。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土地年复一年只种同一种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化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的常态。据统计，地球上原本有7000种可吃的植物，如今超过95%的人类食物只来自30种农作物，人类食物的来源变得越来越窄了。这么做虽然降低了生产成本，却加剧了病虫害的爆发，于是农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农药，剂量也越用越高；如此种法也不利于土壤肥力的恢复，于是化肥越用越多；畜牧业也为了降低成本而不断增加养殖密度，最后不得不依靠抗生素来预防病虫害，目前全球养殖业每年消耗15万吨抗生素，约占抗生素总消耗量的一半……就这样，现代农业逐渐走入了一条环境死胡同。

写到这里必须指出，环境恶化的锅不能全由粮食贸易来背，这是不公平的。比如，有人认为粮食的远距离运输增加了碳排放，这个结论不一定是对的。设想一个东北人冬天想要吃香蕉，他必须自建温室大棚，花钱买煤来为温室加热，甚至需要加装灯泡来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但同样一根香蕉，在热带地区的果园里却能够以极低的碳排放代价生产出来，只要花在运输上的碳排放不是太离谱（比如用轮船、火车而不是飞机运），这个东北人买进口香蕉要远比买本地生产的香蕉更环保。

再比如，古时候兵荒马乱，一些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拖家带口钻进了深山老林，在陡峭的山坡上修筑梯田，种粮为生。这些梯田虽然很适合拍照，但因为坡度太大，一场大雨就能把表层土壤尽数冲走，从可持续的角度来看，梯田是最不适合开展农业的地方。如今这个世界安全了许多，老百姓不必再东躲西藏了。如果能想办法让这些人改变生活方式，依靠旅游、种树或者养蜂为生，用发展副业挣到的钱从市场上买粮食吃，把梯田还给大自然，反而是更环保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粮食贸易相当于一种互助行为，对于解决全球饥荒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19世纪中期爱尔兰爆发土豆疫情，直接导致上百万人被饿死。20世纪80年代，埃塞俄比亚同样爆发饥荒，死亡人数更多，但国际社会很快伸出援手，摇滚歌星们更是用一场横跨欧美两地的“援非义演”（Live Aid）让全世界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捐钱买来粮食运到非洲，避免了饥荒的进一步升级。

中国云南的梯田（视觉中国供图）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碰上天灾人祸，粮食的全球贸易体系就成了人类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问题在于，这根救命稻草如果用得太快太勤，很可能就会失效了。比如那次埃塞俄比亚饥荒，背后的原因是该国人口增长过快，当地农民的耕作方式又不可持续，只要气候条件稍有变化，饥荒就来了。在没有粮食跨国援助的古代，埃塞俄比亚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彻底改变耕作方式和人口政策，防患于未然。但如今他们有了外国援助，失去了改革的动力，人口依然在飞速增长，农业体系也一直维持现状。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发生过很多次，逼得那些地广人稀的富裕国家不断开垦新的土地，反正种出来的粮食总会有人买。但是，如果一直这么做下去的话，早晚有一天“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如果此时来一场全球范围的天灾，问题就严重了。比如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Tambora）喷发，释放出的大量火山灰使得1816年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无夏之年”。虽然英国画家约瑟夫·特纳（Joseph Turner）用画笔记录了火山灰导致的无数个美好的日落黄昏，但过低的气温给全球农业带来重创，光是欧洲就饿死了数万人。所幸一年之后火山灰散去，气候恢复原状。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且延续个几年的话，人类就没有办法自救了。

当然了，拯救同胞乃人性之所在，我们不可能见死不救，粮食的全球贸易体系是不太可能更改的，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尽一切可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可持续的农业体系，并控制人口的无序增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因为高度商业化的食品工业已经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健康灾难。

想象一下，如果人类是一种严格自律的动物，只吃对自己健康有利的食物，吃到合适的量之后便胃口尽失，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健康问题了。可惜的是，人类的祖先诞生于非洲大草原，严酷的生活环境使得人类自带的平衡系统朝着“多吃”的方向发生了倾斜，因为下一顿饭不一定能按时吃上。这个先天设置上的小误差虽然给今天的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却给食品工业带来了无限商机。试想，如果每个人都只吃自己身体需要的食物，那食品制造商就没法扩张了，资本是不会对一个没有扩张潜力的行业感兴趣的。

那么，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尽可能多地吃你生产的食物呢？答案就是迎合他们对口味的需求。非洲大草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让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很多特殊的口味，几乎所有的口味都被资本家们利用过了。

比如，非洲大草原上很难找到甜食，但甜食又是最高效的能量来源，所以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嗜甜的习惯，甚至不惜冒着被蜇的风险去掏马蜂窝；再比如，脂肪是能量密度最高的食品，吃一块脂肪顶两块同等重量的碳水化合物，所以祖先们养成了对肥肉的偏好，脂肪的香气会让大部分人流哈喇子；还有，蛋白质更是优质的营养，所以我们对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特有香气同样是无法抗拒的，因为这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在高温下发生的反应，凡是具有这种香气的食品里面肯定富含蛋白质，而且是烧熟的，不含病菌，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赶紧吃进肚子里；最后，非洲大草原极度缺乏矿物质，所以很多食草动物养成了吃土的习惯。对于人类来说这太脏了，但人类很快就意识到，凡是具有咸味的食品里面都富含人类所需的矿物质，所以人类又养成了嗜咸的习惯。看看超市货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包装食品吧，它们肯定至少采用了上述四种手段中的一种，并将其强化，目的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尽可能地多买。餐馆厨师做的菜之所以大都是重油重盐的重口味，原因也在这里。

但是，祖先们养成的口味只适合非洲大草原，在现代社会很容易被骗，其结果就是今天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热量摄入越来越多，体重越来越大，营养却摄取不足。至今还有很多人相信胖子们只是一群意志力不够强的人，没有意识到狡猾的食品商人才是背后的主谋。至今仍有很多人以为胖人是不会缺乏营养的，这个看法同样大错特错。真正的营养指的是健康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纤维素。但是，食品生产厂商可不在乎这个，他们要的是销量。如今的蔬菜个头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鲜艳，口感越来越宜人，但其中含有的营养物质却越来越少，这就是食物商品化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之一。

这方面的极致案例就是味精的发明。味精之所以会有鲜味，是因为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钠代表着蛋白质的主要成分——氨基酸。自然界中凡是带有鲜味的食物肯定都是富含蛋白质的，人类应该尽量多吃。但自从味精被发明出来以后，自然界的游戏规则就被打破了。今天的你如果喝到一碗很鲜的汤，很可能不是因为汤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是因为大厨味精放多了。喝多了这样的汤不但补充不了蛋白质，还会因为钠离子摄入过量而诱发高血压。但味精生产商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是满足消费者的味蕾，其余的一概不管。

1万年前人类发明的农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人类的对立面。人类赖以为生的食物，渐渐变成了人类最大的杀手。

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喷发出的火山灰遮天蔽日，由其导致的过低气温，给全球农业带来重创（视觉中国供图）

 

结语

人类刚发明农业时，全球人口仅为400万左右，如今这个数字超过了70亿，增加了1800倍。早期农业生产力低下，几乎每个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否则就会有人饿肚子。但如今全世界至少有一半人口已经不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了，比如前文提到的大理农民张瑞龙就是如此。他在洱海边开了家客栈，传扬古老的大理白族甲马文化。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一次幸福的改行，他再也不用每天起早贪黑地去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了，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自己喜爱的传统文化上，从一个体力劳动者变成了脑力劳动者。

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国际粮食贸易的发展，像张瑞龙这样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也许这就是农民的归宿。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而是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心，用艺术来填补空闲的时间。

与此同时，全球动植物却正经历着一场浩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在约800万个动植物物种当中，约有100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的风险。植物方面，有人研究了英国皇家植物园未公开的数据库，发现在过去的250年里有571种植物已经确定灭绝，平均每年灭绝2种，这个速度比大自然的正常速度快了500倍，甚至比地球历史上发生过的5次物种大灭绝事件的速度还要快。动物方面，5万年前地球上尚有大型动物350种，农业开始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目前仅剩下183种，是地球最近这几亿年来的最低点。

气候变化还会使这一趋势变得更加严重，而农业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大约相当于人类活动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在所有细分行业中排名第一。

不少人相信，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大自然本身，这一影响甚至已经可以从地质层上找到明显的标记物，于是一批地质学家建议把20世纪中期正式命名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起点，我们已经名符其实地成为了这个地球的主人。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负起责任，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让太平盛世尽可能长地延续下去。但是，目前的食品生产体系存在太多的问题，既无法满足我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又对环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我们甚至都熬不过21世纪。

所幸很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改变现状。我从中挑选了几个典型地区，分别去现场做了考察。本专题讲述的就是这些先驱者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做的那些具有前瞻性的事情。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