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员工引入心理咨询服务这方面，大型国企是走在前面的（视觉中国供图）

 

互联网公司里的“小型情绪”

去年做一篇关于“新一线城市”的报道时，我在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蹲驻了几天，对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互联网公司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二是年轻人加起班来真是劲头十足。我采访的年轻互联网干将，许多都以公司为家，晚上10点后离开公司是常态。办公楼里气氛融洽，但整个园区仍不免有一股紧张意味。

近来对于互联网公司“996”的讨论，行业形态以及社会共识都在指向一件事：互联网公司员工的职场心理压力，越来越受关注。我采访的两位“80后”互联网人，多年前曾供职于同一家公司，因为“在同一个战壕里奋战过”而结下深厚情谊。其中陆国庆先后辗转于多家互联网公司，甚至也曾加入过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最终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他的故事将在后文中讲述；他的朋友建宁如今仍在其中一家O2O公司留守，等待机会。

这天晚上，建宁跟我聊完后，领我去他所在的公司转了一圈。接近10点，这座盘踞着几家互联网公司的大楼里灯火通明，进到公司楼层，工位大都空着，电梯里偶尔会冲进来一两位刚下班、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楼道里贴满了奋战“双11”的标语，建宁指着它们说“再过几天，大家就得通宵达旦了。”

为了见我，建宁晚上7点钟就从公司溜了出来，现在回到公司，还能补上打卡。像“双11”这样的大节前，加班是必须的。“十一”假期一回来，他们老板就开始强调加班这件事，有时还会在九十点钟出现在办公室，像个查晚自习的政教主任。实际上，建宁所在的部门，服务对象是建筑、工程等传统行业，没有人会像互联网公司这样以加班时长评判工作饱和度，但这些都不影响老板对加班数据的执念。所以对建宁来说，“不是巨量的完不成的工作，而是一种隐形的、挣不脱的压力”。

于是部门一些同事只好“下有对策”，晚上六七点钟，先去吃饭、健身甚至看场电影，把时间耗完，再回公司打个卡。建宁有时也会效仿，但他心里并不喜欢这种做法，对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公司这件事非常抵触，他上一次跳槽就与此相关。因此即使公司就有健身房，他还是在小区办了健身卡，试图把生活和工作尽力区隔开来。

这种扭曲的加班形态，使建宁对老板颇有微词，他觉得这人“不扛事儿”。“如果老板能表态，说我们部门的业务跟‘双11’无关，我们不加班，那我们在他底下工作会很舒服”。但老板上面也有老板，这种假设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互联网公司，加班是引起负面情绪的重要来源之一。心理咨询师宋仪征为企业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有将近10年，她的观察是，近几年互联网公司使用心理咨询的比例逐年增加。类似加班这样的“小型负面情绪”，她碰到过许多。

她曾有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访客，从传统企业跳槽到互联网公司后，发现不适应。在咨询中，她告诉宋仪征，她原先是一个很客气的人，工作需要同事配合也用商量的口吻，到了新公司，她发现别人找她干活都是命令的口气。她觉得对方跟她是平级，凭什么用命令的口气。宋仪征分析，“互联网公司的结构相对扁平，年龄层又偏低，大家会互怼，口气会强硬，都是它的工作环境有别于传统企业的地方”。宋仪征告诉我，部分来访者的目的只是倾诉，他们心里对于该怎么办是清楚的，只是情绪上仍然需要疏解。

另一个同样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年轻男性访客告诉宋仪征，同事认为他“冷漠”，老板也告诉他“需要在人际上有提升”。他自己则认为，性格如此，把工作做好难道还不够吗？可是他又不愿意因为老板的评价影响职业发展和晋升，因此对应该怎么做感到非常犹豫。宋仪征发现，这位访客需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看上去外向”这个要求，这就是他的压力，来源于内心与外在要求的冲突。许多职场压力到最后，或多或少都与人际关系有关，尤其是，“当一个人比较在意外在认可的时候，更容易因为人际交往产生压力”。

职场压力总会夹杂生活

不过建宁认为自己是“打过硬仗”的那一批互联网人。几年前，在另一家互联网公司，他的生存环境比此时恶劣多了。

毕业不久，建宁通过一个关系直接把简历递到了公司CEO手里。面试那天，HR问他对薪酬的期待，他莽撞地说了一个“8000”，没想到HR完全没还价，入职之后他才发现，跟他同级别的同事工资还不及他的一半。背负着这个压力，建宁开始了在这家公司的“炼狱”。

一入职，他就撞上了公司“突击一百天”的活动，意思是100天内将用户量提升到一个显著的量级，所以VP以下，每个人都在疯狂加班。成绩要以天为单位，每天向大老板汇报。建宁刚入公司，又是大家眼中的关系户，处境很艰难。

没有客户，没有技能，也没有人带他，最后建宁分配到的工作是，将所有人每天的工作内容汇总，做一张综合表格，写成邮件发给大老板。这家公司已经有近3000员工，发这样一封邮件本身就是一件压力非常大的事。第一次做完表格发出去，等到晚上12点，老板回了邮件，然后就开始打电话骂人。先是打到VP那里，问“谁他妈做的这张表格”，愤怒层层往下传，几个总监往公司赶。建宁一直没敢下班，那天晚上目睹了一个他到现在都忘不掉的画面：其中一个总监应该是酒局刚结束，显然已经喝得无法清醒地站着了，一到公司直接就躺到了地板上，但仍在强撑，用一种临终托孤的口气教建宁表格应该怎么做。

第一张表格就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结束了。神奇的是，之后一个月，建宁做的表格都无人问津，有几天他故意在表格里塞入一个明显错误，仍然石沉大海，仿佛一只孤雁，在茫茫海面上怀疑自己扇动翅膀的方式是否正确。在未知和惶恐中，“突击一百天”结束了，表格的事也告一段落。建宁后来自己分析，老板骂人也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表格的内容本身其实并不重要，但在那个时刻，他看到的是，自己手下人把表格做成这样，“我这公司是不是完了？”

在那家公司里，建宁一直都没能找到那个可以喘口气的天窗。他所在部门的VP，特别擅长剥夺手下的成就感。他的方法是定巨高的不可能完成的绩效标准，当手下只完成其中一部分，他可能还是会打一个挺高的绩效，给一个不错的奖金，建宁说，他当时的感受是，“虽然我很蠢，但老板还是挺照顾我，给我一些东西”。

杭州的一家“情绪发泄屋”。目前店内有暴力屋、沙包房、蹦床枕头大战和VR 3D这四种项目（浙江日报 王夷 奕婷婷 摄/ 视觉中国供图）

 

但这些虚高的数据，最终还是要有人去完成。怎么办呢？靠一定程度的作假，准确地讲是“粉饰太平”。建宁后来经历过暴风雨式的工作压力，做不完的工作，加不完的班，夸张到员工家属到公司闹事，说自己的老公永远不下班，家里已经鸡飞狗跳了，但大家还是在基于工作量这个事实产生压力。但在这家公司的焦虑在于，所有人都在逃避事实。一方面心里清楚这些数据不可能完成，一方面又不能说真话，相比而言，这种焦虑更恐怖。

随着互联网公司整体环境趋于冷静，建宁几年前跳槽到现在这家O2O公司，工作气氛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这家公司里，别说给大老板汇报工作了，他连老板的面都没机会见到。这里，级别与级别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他还是会回想起从前的野蛮时光，甚至还有一丁点儿怀念。

建宁32岁，单身，时时注意周围人的压力状态，算是对未来的预判，他已经到了将未来婚姻家庭生活放在心头揣摩的年纪。在与我的交流中，他屡次提到“那些有了孩子的同事的压力”。两年前，他在北四环买了一间400多万元的房子，父母资助了首付，剩下的200多万元靠贷款。他如今的工作年薪二十七八万，其中70%都用来还月供，房贷压力非常大。

就如宋仪征所观察到的，职场心理压力从来不会那么纯粹，总是混杂着生活与自我。近几年她接触到的案例中，大比例是关于家庭情感与个人成长，只有不到20%与职场相关。她服务的一家企业主曾抱怨，说这个“员工帮助计划”，花了这么多钱，大部分却与工作无关。但在宋仪征看来，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将压力来源区分开的，她是这么说服企业主的：“跟您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您头天晚上和爱人吵架了，情绪一直不好，第二天早上迈进办公室的那一刻，就能放下情绪、容光焕发地投入到工作中？这是不大现实的。”

宋仪征接待单独的个体，当她把这些个体组合到一起去分析，她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许多访客找到她，都是因为所在企业有这项服务，但是困惑千差万别。10年前大家来咨询的问题有70%与家长里短和子女教育有关，现在个人成长类的困惑越来越多，大家向内更关心自己了。

单看纯粹的职场压力，宋仪征将这些困惑按年龄分成三类，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职场中面对的压力主要来自“角色转换”，从学生进阶到一个“社会人”，很多人会产生不适。30岁左右的职场人面临的主要压力则是“家庭与工作的平衡问题”，以及个人成长走向的问题；45岁往上，对工作的关注度会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职业倦怠”。

建宁就处在那个典型的“不知自己要什么”的节点上，有时会感到十分焦灼。

他在这个岗位三年，领导来来去去，已经换了好几任。新近离职那位几年前曾是建宁的领导，互相之间有信任基础，建宁原本希望他能留下来。但刚入职，老板就把一个停滞多年的复杂项目交给他，每天催，而且还有大老板盯着。几个月后他就不堪重负辞职了。建宁说：“一开始我还劝他，再扛一阵，公司会增加人手，到时再看。周五劝完，没过几天他告诉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他中度抑郁。他原来睡眠很好，现在三天加一起睡不到八个小时，在公司不能看窗外，还冒出过往下跳的念头，想想还是撤吧。”

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建宁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干几年。互联网公司过了35岁，还没有进入管理层，将十分尴尬。这与宋仪征的观察也是一致的。她曾接待过一些程序员访客，他们面临的普遍压力都来自内在的改变动机。“程序员典型的问题是不愿意沟通。我发现互联网公司邮件咨询的特别多，他会给你发老长的邮件，用文字讲述自己的困惑，最后是一句话：‘老师我该怎么办？’愿意沟通的人，有这个时间都咨询完了。邮件里我能做的十分有限，顶多写一点共情的回应，并建议他来电沟通。他们最大的困惑是，如果走上管理序列，势必意味着沟通，而沟通本身就不是他们擅长的。”

建宁的压力同样在于未来怎么走。是留在这家公司，还是跳槽到能涨薪30%的新公司？选择后者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要是试用期没过呢？我一年十几万的房贷借都没处借”。摆在他面前还有一条路，就地去争取那个够得着的岗位，付出更多时间与精力，回到头几年那种毫无个人生活的加班状态中去，“如果不这样，再过几年很可能就会被‘优化’掉”。

对“职场压力咨询”的误解

我把与建宁的交流转述给宋仪征听，她分析说，他是互联网世界中通过不断努力奋斗生存下来的典型个案，并且适应得不错。可以感觉到他性格要强，意志力也比较强大，善于思考和总结，可以看到很多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案。但同时他内心有规则，例如别人可能会钻空子，他不愿意，理智、努力、刻板、规矩，有些回避与人交往。这样的特点当然会带来很多压力，例如，无法通过陪伴和倾诉等方式获得安慰和疏解、情绪比较容易钻牛角尖等。建宁告诉我，他感觉自己不需要心理咨询，因为他已经自我化解了大部分情绪。宋仪征并不同意，她认为，当一个人无力改变现状，可能就需要更全面地了解自己。

宋仪征所在的咨询公司，从近20年前就开始为企业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他们从美国引入“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即EAP）这一模式，将服务出售给企业，后者则将该服务纳入员工福利体系，宋仪征的多数访客正是来源于此。也因此，他们会倾向于“短焦”咨询，即短时间内解决你的焦点问题，疏解小型情绪。“像涉及原生家庭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轻易去探讨，因为这个口子一开就会变成长程咨询，就会没完没了了。”

实际上，人们普遍对“心理咨询”仍有误解，在“职场压力咨询”领域中更是如此。我对它的第一印象，一度停留在一部名为《亿万》的美剧中。女主角就职于华尔街一家风头正劲的对冲基金公司，是公司内部的心理咨询师。在这个每天面临巨额成交额的金融公司里，手边就有一个随时可以约见的心理咨询师，既是员工福利，无疑也对业绩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她拥有一间宽敞舒适的独立办公室，包括CEO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这间办公室，与她进行心理医生－病患保密框架下的咨询交流。第一集中，她接待了公司一位同事，他们的对话非常有代表性：

“我听说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会发生这样的事。可能我抑郁了，可能应该试试百忧解……”

“药物的事我们一会儿说。现在，跟我说说你有正常吃饭、睡觉、锻炼吗？”

“或多或少有吧。可能睡觉会少一点。”

“那跟你妻子的关系呢？”

“可以，正常。”

“性生活呢？”

“也正常。”

“所以，就真的只是业绩的问题。”

“今年以来，我已经亏损了4%了。其他所有人都有两位数的增长。我亏损了。我完了。”

“你不需要药物。你只是在听从那个错误的声音。这个声音冲你大喊说，你这个十足的笨蛋，你表现得太差了。但你忽视了你内心那个一直鼓励你向前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让你走到今天。现在你告诉我，这个声音在说什么？”

这场充满激情的对话的后半部分，咨询师成功地为这位士气低下的员工打气，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显然也是对心理咨询成效的夸张化处理。不过有一点是正确的，咨询师解决的不是具体的问题，她不可能帮助来访者提出增长绩效的具体办法，她能做的，是疏理情绪来源，把那些纠缠在一起的困惑一条条理顺，有时的确能让受访者感到若有所悟。对购买了此服务的企业主来说，判断这笔钱是否花得值，是通过员工心理测试的前后比照。

这个电视剧另一个激起我兴趣的地方是，企业内部心理咨询师这个角色，不过宋仪征对我这个想法泼了冷水。她说，中国企业有这样内部心理咨询师的情况是极少的，她知道的一家企业有这样的角色，但最后员工还是会上外面找咨询师，“他们有顾虑，毕竟是同事，职场压力讲给他听，总会感到不合适”。对此，宋仪征也建议使用专业的外部咨询师会更好一些。

不过另一种折中的咨询方式倒是经常出现：驻场咨询。心理咨询师进驻企业半天或一天，现场接待。宋仪征曾去到一家集团公司做团体的心理危机干预，这里最近刚刚发生一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公司同事们都感到非常意外。此种情形下，宋仪征会带一位同事，做她的观察员。她将一场的人数控制在12人以内，请每一个人讲述自己的感受。听完大家的讲述后她就明白，此次自杀事件带来集体性情绪起伏的原因在于，这位员工的人缘曾经非常好，从日常表现来看也完全没有抑郁的痕迹。讲述刚开始，就有人哭着离开了现场，“极端的情况都需要关注，特别激动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上一次的创伤没有处理，特别平静的人，则可能是在隐藏他的情绪”。

宋仪征2010年毕业于应用心理学专业，同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去做人力资源和用户体验相关的工作，但她喜欢心理咨询师这份职业，就在易普斯一直工作到现在。她的发现是，这几年，来找他们咨询的互联网公司变多了，光是2019年一年就增长了两倍左右，达到了近20家。2018年，他们为企业提供了1.2万人次的心理咨询，今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万左右。“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对这项咨询服务的使用率挺高的，一方面是因为压力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群体年轻化，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也更高。”（应受访者要求，建宁为化名；为保护访客隐私，宋仪征提供案例均做了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