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兴

海湾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但无疑仍是战争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战役之一，显见的原因是，美军展示的高精尖的信息技术和武器装备震撼了世人，刷新了人们对于战争的认知，海湾战争因而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 “当代战争 ”。但这场战争的意义并不局限在军事领域，触觉敏锐的当代思想家们，无论是美国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还是法国的哲学家鲍德里亚等，都曾经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撰文专论这场战争。而维利里奥解读海湾战争的专著《荒漠之屏》是解读当代战争中的影像问题，更能经此重思现代媒介的本质：麦克卢汉 “媒介即信息 ”的论断，是否已然值得商榷？

一、从“影像战争”到“光波战争”

在《荒漠之屏》中，维利里奥首先探讨的就是，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大众媒介之一，在海湾战争中承担了何种角色，与此前相比是否会有所变化？

维利里奥指出，电视对于军事、政治的干预其实并不自海湾战争始。实际上，在越南战争进行的时候，美国的观众就已经可以通过电视节目观看越南战场上的影像片段。残酷的战场画面给美国观众造成了强烈冲击，激起了国内的反战情绪，使当时的美国政府背负了巨大压力，这也是美国从越南撤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彼时家庭电视才普及不久，便已经开始展现了对于军事决策的影响。并且，因为军事和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这样的影响也自然会波及政治领域。自越南战争之后，任何从事军事 /政治行动的个人和群体都开始有了这样的意识，即必须有意地让自身的任何行动和媒介影像相配合。

欧美各国政府也很快从越南战争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已经知道，必须主动介入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媒介主导权的掌控和实际发生战斗的战场的掌控一样重要。他们不敢再忽略媒介，而是已经意识到，必须要主动重视媒介、控制媒介。如维利里奥所说，今天，地缘意义上的战场已经被多媒体的视觉战场所取代。以往我们会提到 “海、陆、空”这三条战线、三个战场，今天，战争中还存在 “第四战场 ”—媒介战场。它不单是指作战双方不断寻求信息层面的技术革新，也是指作战双方既要争夺地理区域，还要去争夺大众媒介这一由屏幕构建的 “战场 ”，以便恰到好处地利用大众媒介对公众施加影响，进而更好地配合自身的军事行动。比如，法国的皮纳德尔将军主导的信息监控体系，随时监控恐怖主义行为在大众媒介中的播放；美国军事高层维斯特莫兰也推行了针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检查。可以说，自越南战争之后，一系列军事行动，干预媒介、控制媒介对于美军最高指挥部而言，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相比于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中的电视播送却又发生了变化，因而也就使得影像问题不同以往。在电视的发展史上，卫星技术的成熟和投入使用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时电视直播，这是一次革命。一九八○年，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租下了五颗卫星用于直播，开启了电视全天候直播的新时代。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成为第一场被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向全球直播的现代战争。相比于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中电视直播的变化是，其一，越南战争的影像片段主要面向美国民众，其他国家的民众当时并无可能从电视中见证这场战争。但是在海湾战争中，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民众，包括伊拉克民众，都可以通过电视观看战争的 “现场直播 ”。其二，更重要的是，在越南战争中，因为技术和其他现实条件的局限，播送的战争影像仍然是需要电视台后期制作与加工的，而且存在一定延迟，但是，在海湾战争中，卫星直播技术已经成熟，因此，在电视上呈现出的是 “实时 ”的战争，覆盖了战争所有阶段，且以二十四小时直播的形式放送。可以说，海湾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真正第一次做到，地球此端的战场上正在激烈交火，地球彼端的人们可以坐在沙发上注视着战争的全局动态。

因此，自海湾战争后，电视的 “实时直播 ”取代了 “延迟播送 ”，当代战争中的 “第四战场 ”发生了变化。电视节目的实时直播，如维利里奥所说，相比于延迟播送，或者文字新闻，区分极大。任何自重的新闻写作都会需要 “写后的时间 ”、需要一些 “延迟 ”去核实信息来源，而在直播中，是没有这种时间的。因此，与形诸文字的报道，乃至延后播送的报道相比，电视直播改变了新闻的 “时间性 ”。如果说，延迟转播的越南战争还是一场 “影像战争 ”，电视直播的海湾战争已经是一种 “光波战争 ”，一种让传导抵达了光速的战争。在直播时代以前，新闻报道中存在的时间滞后为阅读者、观看者留下了“反思 ”所需要的 “时间距离 ”，但是，在直播语境下，观众彻底与事件同步，没有了 “时间距离 ”，他们因而也就没有了 “反思 ”，而更多的是一种 “反射 ”，一种情绪化的即时反应。

此外，曾几何时，不同地区、国家的观众在面对影像时，其所产生的 “反思 ”内容也可能各个不同，但在海湾战争中，无论是美国、伊拉克抑或是中国的观众，他们分享的是同一个来自 CNN的电视直播画面，全球的观众实际上都被拉到了同一个战争现场，在他们面前播放的，就是同一个 “好莱坞战争大片 ”。国家、民族、地区等种种的个人背景的区隔都消融了，他们都成了同一个类型的 “观众”。“反思 ”的差异性被取消了，他们只会有同一种轨道上的 “反应 ”，一种共同的 “情绪反应 ”，一种 “情绪的同步化 ”。这一新变化将促使 “影像政治 ”进入新的阶段。

二、“实时直播”与“政治编剧学”

面对实时媒介的新语境，面对着全球观众的目光，维利里奥指出，美国或者其他政治、军事行动的主体将不得不再度转换自己的媒介策略。从越南战争前的忽略媒介，到越南战争后的重视媒介、管控媒介，现在他们又必须主动寻求与媒介 “合作 ”，迎合媒介的实时特质，与其达成完美合流。他们再也不能也不必一味地阻止影像的传播以求减少负面影响，而恰恰要能充分领会直播电视的新特质，通过自身的隐秘控制，反倒可以巧妙地令其为己所用。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时时刻刻关注着电视频道，因为他和五角大楼主要是依赖于 CNN去给伊拉克民众、给全世界观众传递不同的信息。在此期间，美国让战争的 “直播 ”具有了 “选择性 ”，他们尽量更多地让直播电视播送自身的正面形象。CNN这样的美国媒体在持续直播海湾战争时，竭力营造这样的印象：这场战争就像一个祛除痈疽的小手术，美国将以最小的 “痛苦 ”—即最小伤亡人数—为代价实现最佳效果；制造的破坏将会最少，战争也将在最短时间内结束；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战士生命将特别受到保护和珍视。这样的操作完美地强化了战争的必要性所在，也同时打造了美国的正义形象。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就在同一时期，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坠毁，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电视新闻却只给了这个事件一分钟的片段。但是如果美军士兵有一个死亡，将会有连篇累牍的报道。这样厚此薄彼的时间分配，充分暴露了美国的电视台为配合政府宣传而采用的修辞策略。

因为要适应新的 “直播 ”时代，美军这样的政治 /军事主体不单单是要介入到媒介的管理之中，同时也需要主动调整自身的种种行动，以适应实时语境的需要。任何试图将自身行动和媒介结合的组织或集体，不单要有 “媒介意识 ”，即认识到媒介对行动的重要影响，更要有 “时间意识 ”，即更要认识到在实时环境下，不可能 “事后”再去修改影像进而延迟播送，他们必须得精准计算采取行动的时间，去等待一个合适的 “时刻 ”行动，从而最大程度地让行动配合媒体宣传，实现自己心目中所预期的 “完美效果 ”。基于此种新的语境，当代的政治 /军事行动必须预设某种程度的 “表演性 ”。因此，在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之前，美国乃至其他军事主体，不单单是要预估行动的种种可能的政治、军事层面的 “后果 ”，更要提前考虑行动经由实时直播带来的种种可能的 “效果 ”，甚至可以为了更好的 “效果”而适当地预先调整自己的行动。

因而，在每次 “行动 ”前，最优的选择就是提前把 “剧本 ”编好，然后让行动按照既定的剧本呈现，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最佳的直播效果，而不是让行动成为一场 “即兴演出 ”，被种种不可测的风险所掣肘。因此，当代的实时语境下，维利里奥认为，一种军事 /政治行动中的 “编剧学 ”势在必行，即为了在电视直播中呈现一场 “完美演出 ”，行动主体必须将 “时间 ”“情节 ”“演员 ”和“地点”等种种要素考虑周全，事先即安排妥当。比如，美军在海湾战争乃至此后历次军事行动中，必须时时考虑到最大程度地避免己方士兵和敌方平民的伤亡，并因此而针对性地提前筹划自身的军事行动，从而适应这一目标。战争必然会成为一场 “预演 ”的战争。这样当然主要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更加是考虑到 “伤亡数字 ”在电视直播中的舆论效应。

不过，这样一种源于实时直播的 “编剧学 ”策略不单单是被美军所采用，它在二十世纪末期以后，同样被军事斗争中的弱势方、少数派政治势力和恐怖分子狡黠地洞察，他们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开辟 “第四战场 ”，去弥补自身在正面军事战场上的劣势，并将其更加发挥到了极致。最为典型的当然就是 “九一一 ”事件，恐怖分子非常精准地在电视新闻的黄金时段这一时间点针对平民发动了恐怖袭击，他们知道，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电视媒体会对任何 “意外 ”加以连篇累牍的报道，因而，他们可以通过公众恐慌的加深和弥漫，给西方政府施加压力，也达到了宣传自己的目的。“编剧学 ”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如此种种，正如维利里奥所说，一切已经在那里，已经被看到，已经被知晓，甚至已经被预演。海湾战争中，真正的干预性力量其实是电视，是泰德 ·特纳领导的 CNN。军人们此前可以为军事本身而战，为政治而战，为经济而战，但是今天，他们会为 “影像 ”而战。只有先做好电视图像的部署，军事的部署、政治的沟通才能事半功倍。如中国的兵家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今天，战场上则完全是 “兵马未动，影像先行 ”。

三、从“媒介即信息”到“媒介即速度”

维利里奥向我们展示了海湾战争中电视媒介从 “延时 ”向“实时 ”的转变，恰恰因为这一变化，电视影像对于军事和政治的影响也发生了质变。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深究，从“延时 ”到“实时 ”，其实质正是 “速度 ”的变化，即从有限的播送速度，进化到可以实时抵达世界任一角落的 “准光速 ”。电视仍然是电视，变化的只是 “速度”而已，正因为速度的变化逼近到了某个极限，媒介所造就的军事 /政治生态已截然不同。我们这里再次看到速度在维利里奥的理论版图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当速度在有限度地增加时，我们可能只是单纯看到数量值的变化，可当速度逼近了光速，就会带来质变，颠覆我们以往种种的生存感受。

其实，我们当代人所处的媒介系统几乎已然全部由准光速的媒介（互联网、实时电视、移动互联网等）所构建，这恰是维利里奥考察媒介问题的具体语境和立足点。对他来说，是什么媒介来传送内容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速度差异使得媒介的本质截然不同。经维利里奥启发，我们可能很难对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满意了。麦克卢汉曾有一句著名的论断 —“媒介即信息 ”，亦即传播信息的内容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什么媒介形式去承担传播任务 ,媒介形式的差异比内容本身的差异更重要。这一论断固然有道理，但麦克卢汉还没有简明扼要地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本质性差别。我们不妨借维利里奥的理论在这里点破：决定媒介本质性差异的其实就是 “速度 ”。从这一点上来说，麦克卢汉的 “媒介即信息 ”可以被修订成一个新时代的 2.0版本 ——“媒介即速度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Chroniques de guerre , Paris: Galilée,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