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

作者:admin 2021-05-31 我要评论

范雨素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她觉得这座城市有文化(者也 摄) 一本科幻底稿 北京皮村和四年前不一样了。自2017年以来,这座位于飞机入港航线下面的村庄有了很大...

范雨素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她觉得这座城市有文化(者也 摄)

一本科幻底稿

北京皮村和四年前不一样了。自2017年以来,这座位于飞机入港航线下面的村庄有了很大变化,做了硬化水泥路,村里不再尘土飞扬;露天旱厕拆除改建成冲水厕所,有专门的人打扫卫生。村里两三层的楼房大多被四层公寓替代,因为租金便宜,越来越多的白领来这里租房,皮村不再只是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没有改变的是,天上依然有飞机以两分钟一架的频率飞过,引擎声轰隆着滚过村庄上空。如果闭上眼睛,会以为自己身处战争时期的防空洞。

但范雨素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她仍然住在这里,租一间加盖在二层楼上的屋子,层高很低,看着只有一米七左右。房间里没有热水器,没有燃气,做饭要在走廊支电磁炉,房租一个月500元——这不是想象中一位“名人”的生活。

范雨素是在四年前成名的。那时她还是一名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农妇,带着两个女儿,以做育儿嫂为生,闲暇时喜欢看书写作。她的一篇自述性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走红。文章用的是那会儿比较流行的非虚构体,记述了她出生的村庄、家庭,以及自己离乡后在城市漂泊的经历,文字朴素又不乏幽默戏谑。文章发表后,阅读量达到400万。

《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发表那天,范雨素抓着手机盯着阅读量,在窄小的房间内来回踱步。手机是大女儿10年前淘汰给她的,粉粉嫩嫩的颜色,屏幕上端碎裂成蛛网状,卡顿时“跟得了偏瘫一样”,连微信支付都用不了,但能看到文章的阅读量噌噌往上涨,“发火箭似的”。她觉得自己一天之内掉进了舆论的旋涡,第一批来找她的媒体就超过30家,她走哪里,记者跟到哪里,浩浩荡荡的,让她讲写作的初心和经过;手机里短信提示音响个不停,又卡了。

出名给她带来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机会。因为当过育儿嫂,有一个媒体平台邀请她写育儿,每个月出四篇稿子,每篇1500字,一个月就有上万元收入,她没接。也有不少电视台找她去做讲座,她不去,“推掉的出场费加起来都有3万块了”。最有吸引力的是一家出版社拿着20万元现金,要签她的作品,她连面都没见。

范雨素有自己的打算,她说不想写那些轻飘飘的东西。所有对《我是范雨素》的评价中,她最喜欢的是“有力量”,她打算用更大篇幅继续“有力量”的书写。为了有时间写作,范雨素辞了赖以为生的育儿嫂工作,仅靠每月打零工的两三千元收入维持基本开销。写作过程比想象的困难,她总是下不了笔,不知道如何开头和叙述。实在没有办法,就给自己做硬性规定:“每天写够十页,跟干体力活儿一样。”有时候没有灵感,她就喝点酒,趁着酒劲儿写;实在写不出来,就将字写大一些,凑够十页,“就像扫地,你每天必须干够这些量”。

让人惊讶的是,她最终交出的底稿是一本“科幻小说”。小说里,范雨素和家人们带着各自显赫的前世,生活在一个叫打伙村的村庄。他们之间所有的行为、关系,包括承受的苦难,彼此的疏离、怨念、恨和爱,都是冥冥中的前世通过一些玄妙的物理学理论在起作用。

这跟编辑最初的想象不太一样。《我是范雨素》文字和视角给人最大的感受是真实,是普通人观察生活的视角。语言没有经过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处理,文字没有表演性,甚至看不出她有很明确的写作意图,这件事本身就很打动人。可是范雨素交出来的这部底稿,题材和风格都跟《我是范雨素》不太一样。双方对文本的理解有些偏差,几次沟通并不是非常顺畅,最后没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如期出版。

但范雨素说,这部“科幻”底稿是她“成名”后的第一个完整作品。如果《红楼梦》和《西游记》打9分,她给自己的作品打7分。书中是一个幻想的世界,但又包含了她所有的经历。写作时,范雨素觉得自己像个创世者,可以无所不能地构建,“就像开发游戏的程序员,是这个游戏世界的上帝,可以安排每一个人的命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是相通的。这种自信能够转换给现实世界中的我,让我的自信增加,变得更有力量”。或许,这种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写作,是她面对自己过去的一种方式。因为,那些日子“太苦了”。

 

皮村是一个打工者汇集的村子,本地人口不到2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左右(夏天 摄)

小时候

范雨素出生在湖北襄阳市郊的农村,村子距离襄阳东站只有10公里,开车大约20分钟。作为湖北的第二大城市,襄阳每年的外出务工人口在整个湖北省位居第一,这些人中有很大比例就是从襄阳东站出发的。它是中南地区非省会城市中的第一大站,往南抵达武汉,往北能到西安,往西则至重庆,往东至郑州,到北京只需要四个多小时。

2018年,范雨素回过一次老家。那时高铁还没开通,她傍晚从北京西站出发,坐的还是绿皮火车的硬座,一晚上摇摇晃晃十多个小时,到家时天刚亮。离乡多年,村子跟她记忆中的很不一样:以前家家都是一层瓦房,现在却是一溜的三层小楼,独门独院,干净又阔气。因为高铁的修建,村里还有了酒店,入住的主要是技术人员和工人。“我妈老了,舅舅老了,嫂子老了。”唯一没变的是家门口的三亩大池塘,水面还像小时候一样开阔。

范雨素家有五个孩子,她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哥哥要读书、考大学,两个姐姐一个发烧烧坏了脑子,一个有小儿麻痹症。母亲原来是村里的妇女主任,除了村干部的活儿外,还要照顾生病的两个女儿,借钱给她们看病。范雨素说,大哥高考失败后一心想当作家,买各种各样的书,折腾出去不少家里的钱。大多数时候家里只能吃红薯,偶尔能吃上一回馒头。在范雨素的印象里,母亲很能干,但一直是一张愁苦的脸,经常在家里哭。

父亲不爱说话,年轻时在厦门当兵,还上过一年军校,会修飞机。他跟母亲是娃娃亲,本来有提干的机会,母亲怕他变心,坚决让他退伍回了家。父亲回家后整天黑着脸,寡言少语,偶尔才提起他在外面的见识。他会讲厦门的炮声,说那里一天到晚都在发射炮弹,震得人耳朵都要聋了;讲北京军区有哪个司令跟他是同一年入伍的,一起参加培训,还提到有个大学教授是他的高中同学。虽然都是三言两语的概述,但话里话外流露出一些意思:只要他愿意,找同学帮个忙,家里的生活就能改善。

小时候,范雨素常盯着父亲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看,年轻的父亲英姿飒爽,范雨素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印象:父亲是有能力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的,只是他不愿意。“我那时就开始恨他,恨他不会赚钱。”他就像一棵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那会儿她读到《傅雷家书》,便羡慕傅聪有一位能谈艺术的父亲,从戏曲、小说、美术到音乐,无所不能。“我要是也有傅雷这样的父亲,我可能也成为艺术家了。”

“我现在已经不怨我的父亲了,经历了苦难,我理解了。”2021年4月的北京,天气渐暖,范雨素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件紫色的毛衣开衫,围巾也是紫色,是用心搭配过的。她个头儿不高,一米五左右,梳着齐刘海儿,头发蓬松、整洁地绾在脑后,看着比几年前白一些。手指还是原来的样子,因为做保洁,长期接触水泡得有点发白,是一双久经劳动的手。范雨素说,从小自己在家里就是个不被注意的人,“拿着一个小篮子,挎在胳膊上,和其他小孩一样”,帮家里放牛、割草、割麦子。

只有看书的日子是快乐的。范雨素小时候爱读书,没有体系,遇到什么读什么,有的是哥哥买的,有的是从亲戚邻居家借的。书里没有父亲的闷闷不乐和母亲的悲苦,没有生活的贫困,没有对父亲的怨恨。她喜欢看小说里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地图上寻找对应的地点,看它在哪个大洲,如果是河流,又会流向哪里。她跟着书里的人物一起冒险、经历村庄生活不会有的快乐和磨难。有一本书叫《梅腊月》,讲的是解放初期云南少数民族的斗争,里面很多人为了战斗要溜绳索,攀爬悬崖峭壁,她就想象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跟着他们历险,“溜绳索多勇敢啊,一个动作做不好就死了”。

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的《神秘岛》,她印象最深。几个主人公流落在荒岛上,为了生存,不断做各种实验,制造陶器、玻璃、风磨、电报机,用手表的表盘借光生火,遇到困难还总有神秘人物相助。她在心里跟书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各个主人公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仿佛世界上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情。他们影响了我,我成了他们,他们成了我,这给我带来许多勇气。”

12岁时,范雨素一个人离家了。起因是跟嫂子吵架,哥哥打了她,她一气之下跑去火车站,学着书中知青逃票的经验,跟着人流上了一辆开往柳州的火车。“恐惧”“害怕”,是那段经历留在范雨素脑海中最深的印象。真实的外界跟她想象中太不一样了,没有处处拯救她于危难的神秘人物,维持三餐都很难做到。她去饭店打工,每天洗碗、洗菜、端盘子,手都生了冻疮,还要被老板斥责“笨手笨脚”。晚上没地方住,只能去车站睡。上世纪80年代的车站,聚集着各色各样的人,流浪汉、搞传销的、拐卖儿童的……为了保护自己,她会找面相老实的人,挨着别人。“这样坏人就认为我跟这人是一起的,不会来打扰我。”范雨素说,有一次她被一个民警叫醒,说有人在骚扰她。她揉着眼睛看了对方好久,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三个月后,她决定回家。“我年龄太小,一个人在外面无法维持生存,我受不了了。”

范雨素说,与之前相比,皮村通往北京市区的公交车多了好几辆。图为皮村车站(夏天 摄)

在村庄

30年后,在《我是范雨素》里,她这样描述自己12岁时的流浪:“我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到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

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更多的是诗意和浪漫——范雨素擅长这种表达方式。她写自己在皮村的住所,把8平方米的小格子间称为“总统府”:冬日阳光普照,还有两条大狗的忠诚守护。有评论认为,这种“克制”的写法,是她乐观豁达的证明,也是她让人赞叹和尊敬的地方:不断失败,依旧阳光。或许这也是《我是范雨素》走红的一个原因——她表达了一种让人“喜闻乐见”的苦难,可以承受,可以消解,不让观看的人感觉沉重和负担。

但对承受的个体来说,苦难并没有这么容易跨越。它让身体更粗糙,也让心更敏感。四年前,出名的第二天,范雨素就躲了起来,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她给朋友发了条短信:“请转告诸位,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成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我不能见任何人了。”其实,当时她就待在皮村的家里。成为众人的焦点既让她兴奋,也让她不自在。那些蜂拥而至的镜头,急切又莽撞,她怀疑它们的意图。“把我拍得太丑了,像个妖怪。”范雨素说,“他们那么专业,肯定是故意的。”

30岁以后,范雨素很少拍照片,“看到照片就像在回看自己的人生,不敢面对”。接受采访时,她不喜欢讲自己,总会将记者提出的每一个有关她的问题都扯到从书中看到的话,或者自己与名人的接触。与她交谈,像是在拼一个破碎的拼图,费尽心力也难摸清她这些年的际遇。唯一确定的是,12岁时的流浪就像她人生的真正开端,此后她几次离乡,又几次回去,在村庄和城市间来回游荡,难以安定。

第一次出走又回家后,村庄已经不好待了。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的传统观念中,女生离家出走等同于私奔,“不好嫁了”。在村里人的指点和窃窃私语中,小哥哥帮她找了一份工作,在距离家八九里外的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教学前班和小学一年级,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很难想象一个只有12岁的小孩是如何管教几十个孩子的,范雨素却觉得不难,谁不听话,就打手板,学生们因为怕挨打,学得都还不错。她记得,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没写作业挨了打,第二天,小孩哭着跟她说,手都肿了。

学校的日子如白开水一样平淡,每天小学生放学后,她都去操场转圈圈,因为“迷茫”“痛苦”。学校的早读课,学生们读课本,她在一旁读《陶渊明集》,那位千年前带着才华远离城市,在乡村过着穷苦生活的古人,多少给她一点安慰。从学校订阅的报刊中,她还知道了许多哲学家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是“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第欧根尼认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的都无足轻重。这是范雨素的另一种安慰:“你看他整天躺着不动,名气还那么大,受每个人尊重。他就是偶像。”

范雨素说自己想跟人交流哲学,却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能接住她的话题。随着年岁渐长,相亲、结婚被提上日程,同事和亲戚一共给她介绍过三次对象。一个是邮政局的临时工,范雨素觉得跟自己一样不是正式编制,没有同意;一个是大队书记的儿子,谈过很多女朋友,她认为对方品行不好;还有一个是村里的农民,她也没看上。范雨素认可自己的价值,可心底又不免自卑。她总会提到一个类似天平的比喻:“民办教师在当时地位非常低,连鸿毛都比不上。人家看你是什么人,就会给你介绍什么样的人。”

她再次想到了离开。考大学在当时看来是唯一的方式,她报了成人自考,白天上课,晚上备考。为了逼自己进入学习状态,她仿效古训“头悬梁,锥刺股”,在桌上放了一把亮晃晃的锥子,还不敢让别人看到,“怕别人说这么用功还考不上,让人笑话”。考试结果出来,数学和英语都很差,但语文过了及格线,考了60多分,“跟当年大学语文的录取平均分差不多”。自己没有上过高中,也能达到平均水平,范雨素说自己又有了自信,再次有了“赤脚走天涯”的勇气。

去北京

1994年,20岁的范雨素辞去工作,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二次来北京,上一次是两年前——参加成人自考后,到底是留在乡村还是去城市,范雨素内心有太多困惑和迷茫。她觉得哲学家能帮自己,就一个人到北京,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老师,她是从学校订阅的报纸上知道他的。范雨素记得,自己是在腊月二十到的北京,那天刮大风、很冷,她只穿了一双方口的布鞋,衣服也很单薄。见到那位老师时,对方很忙,态度却很好。范雨素提出想在北大哲学系旁听课程,老师问:“小姑娘,那你在北京能够生活吗?”范雨素一下答不上来了。

分别时,她往北大南门走,走了几分钟,感觉背后跟着一个人,回头看,竟然是那位哲学老师。她意识到对方是在送她,心里突然一暖,“从小都没人这样尊重过我”。这段简短的回忆使北京成为她离乡后的首选目的地——这是一个有人情味、有文化的地方。她读过的那么多书里,许多作者也都在北京,这让她感觉亲切,仿佛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提前拥有了不少熟人,只要自己努力生活,机缘恰当,总有一天能遇见他们。

刚到北京时,范雨素在饭店打杂,端盘子、洗碗、拖地……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晚上11点多才能躺下。偶尔空暇时,她会去浏览马路边的楼市广告。那时北京房价才三四千元一平,50平方米的房子不到20万元。她梦想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像一棵树那样成功移植到这个城市。

最初给她信心的是当时的丈夫,东北人,年纪跟她一样大,是个包工头。上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大搞城市建设的时候,看着大工地一样蓬勃发展的北京,范雨素觉得对方能干活儿,有潜力。她带着他回了趟老家,母亲和家里其他人没说什么,只是看了一下对方的身份证,就同意了这桩婚事。可结婚后,对方不断去发廊找小姐,赚的钱被挥霍干净。范雨素想管,对方就打她,她越反抗对方打得越狠,有一次实在觉得痛苦,她找了根绳子上吊,被人救下来,昏迷了两天两夜。

“家暴对她的影响很大。”范雨素的朋友王德志说,“最初认识时,她看任何人都是警惕的、小心翼翼的,只有熟了之后,才会稍微好一点。”《我是范雨素》火了之后,媒体涌进皮村寻找范雨素时,与她认识了三年的文学小组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说得清她住哪里。很多采访她都安排在女儿好朋友的家里,只有一个房间,10平方米左右,摆着简单的几样家具。或者将人约在皮村的一个小饭店,聊天时伴着灶台和排风扇的轰鸣,像极了天上飞机掠过的声音。

范雨素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利。她原名范菊人,因为出生在菊花盛开的时节,所以母亲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寓意菊花开时成人形。但她十几岁时看了琼瑶小说《烟雨濛濛》后,给自己改名范雨素,象征雨中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美丽女孩。她曾向往的爱情也是琼瑶小说式的:出现一个男人,永远无条件地对女生好,不会介意身份地位的不对等。有一次读到《平凡的世界》,书里的主人公孙少平靠写书成名,摆脱了煤矿工人的身份,但没有去寻找更好的婚姻对象,而是选择照顾逝去师傅的妻子和孩子。范雨素读了三遍小说,深深地被感动,感叹自己身边没有这样好的人。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曾试图再次相亲,可婚恋市场对一个带着孩子的农村妇女并不宽容,她受不了被人抬着眼睛从上到下打量。她带着两个女儿住到北京北三环的一处地下室里,将辣椒炒干、磨碎,然后加盐,用来拌白水煮面条。那是回忆中“最黑暗的日子,觉得看不到光”。她在天桥摆摊,为了防止城管驱赶,出门一定带着小女儿,以获得同情。因为房租不断上涨,她需要不断搬家,“身份证一定要带好,其他的都可有可无”。

她摆地摊卖过旧书,做过旧家具买卖,最稳定的一份工作是育儿嫂。出名之前,她已经做了10年育儿嫂。这个行当相对稳定,如果遇到合适的雇主,起码能干上一年,这意味着一年都不用担心收入。范雨素手脚不利索,做饭不好吃,但也有自己的优点。“有一次,有个雇主到家政公司,对着我们好几个人问,谁会教杜曼闪卡(源自美国的一种婴幼儿教育方法),他们都不会,只有我会。”

很少有一份工作像育儿嫂一样,需要在两个完全不同甚至带着强烈差异的生活环境中来回切换。在雇主家里,范雨素常跟主人家的孩子一起住,往往是家里最好的房间,二三十平方米,有阳光,有空调,室内温度一年四季保持26摄氏度。她跟过最阔绰的雇主,家里有1000多平方米,12个卫生间,有专门的阿姨负责打扫卫生,角角落落都擦得锃亮。还有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雇主,2000年初就背着一个价值七八万元的包,相当于将“县城的一套房子背在身上”。而范雨素在皮村的家,三个书柜全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加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才花了300块钱,这是她来北京后给自己买的仅有的家具。“有钱人家的花钱方式跟我的花钱方式,那是两个世界。”

范雨素说自己在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人世间的繁华和苦难”,“有时候也是麻木的”。有一年春节过后,她在家政公司等工作,来找活儿的人特别多,“把家政公司都挤爆了”。有一个农村来的妇女开始哭,说自己不识字,只会写名字,没有人愿意雇她。“她哭着诉说自己的经历,有两个孩子,丈夫还家暴她,但没有一个人劝她。大家都麻木了,我也是。”

也有被刺痛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熟悉的雇主约她出去吃饭,两人都带着孩子,点菜的时候,自己的小女儿将菜单抢了过去,指名要点红烧肉,她“心里难过得要死”。还有一次,她跟着一位雇主去亲戚家,吃饭时,雇主的亲戚给她拿了一双一次性筷子。每到这些时候,范雨素就提醒自己只是在做角色扮演,“我饰演的是一名育儿嫂”。

和童年一样,只有阅读能够暂时纾解她的心情。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从废品站和潘家园市场淘来的旧书,一块五到三块钱一斤。她还买了“微信读书”的会员,每个月19元,可以下载几百本书。她带着两个女儿一起读。有段时间她们一起读《佐贺的超级阿嬷》,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小主人公德永昭广被母亲寄养在佐贺乡下的外婆家。虽然日子穷到不行,但乐天知命的外婆总有层出不穷的生活绝招,日子也就开心了起来。如果说童年的阅读为她打开了通往外面的窗口,如今的阅读则是她抵抗外界的一种工具。“我看文学就是要找到共情,找到共鸣。我现在读文学作品都是在书中找自己,找不到就不看了。”

今年她最喜欢看的书是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书里,女主人公破译了外星人的语言,有了看到未来的本领,在知道自己一生将面临苦难之后,她依然选择面对,按照自己向往的人生道路前进。范雨素对这个故事有了共情:“人家知道人生这么苦还勇敢面对,我的一生也得这样。”还有一本官场小说,她也读得流眼泪。文中的主人公是1979年从农村参加高考的大学生,硕士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最初他总是强调清高、面子,所以一直过得不好。在洞察人情世故之后,他变得实际起来,随后一路官运亨通,生活也好了起来。范雨素觉得对方跟自己很像,都是为生存放弃了尊严。

人口众多的皮村,对范雨素来说是一种保护色,谁都不认识谁,也就不会有人评价她(夏天 摄)

写作者

《我是范雨素》发表后,范雨素躲开前来采访的媒体,却看了每条评论,“得有1万条”。有人将日本学者的评论转给她,她看不懂日文,但也高兴自己写的文字传到了国外。四年后,她还记得那些评论:“他们说我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有历史背景。比如我妈当选村干部,是建立在男女平等之后的;我出门打工,大的背景是中国的人口流动。还有人说我写的文章把性别和阶层交织在一起……”

不过,写文章那会儿,她可没想这么多。写《我是范雨素》的缘起不过是有一天,80多岁的母亲打电话跟她抱怨,说村里征地建高铁,每亩地只给2.2万元的补贴,村里人不同意,每家派个代表去谈判。因为大哥出门打工了,母亲一个人跟着队伍,结果起了冲突,推搡中母亲的胳膊被拉脱臼了。范雨素听着揪心,觉得母亲一生都过得太苦,越想越难受,就在纸上写母亲,写了五个小时,写成一篇《农民母亲》。她将稿子给一位认识的编辑看,编辑让她加点自己的故事,于是有了《我是范雨素》。

在网络上成名前,范雨素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除了阅读,就是在皮村的文学小组听课。这还是她来北京后的事。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散落着很多像她一样,被某种懵懂但强烈的欲望驱使着,离乡背井,带着低微但骄傲的灵魂,在城市与乡村间流浪的异乡人。他们大多家境不好,穿着举止也有些土气,吃过很多苦,却从未放弃从苦海中上岸的愿望。文学是他们救赎自己的一种方式,皮村则是他们的一个聚集地。村里有个文学小组,由一帮志愿者发起,每周会请北京各大高校的中文系老师来授课,教小组的成员们如何写作,如何写开头和结尾,写作素材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范雨素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一天》,用时间表完整记述了她一天内做的事情。那时,14岁的大女儿已经出去打工,为了照顾二女儿,她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寻了个老师的工作,每个月2000多元。范雨素每天早上6点20分起床,洗漱后到幼儿园上班,给饮水机上水,帮学生盛饭,看他们吃饭,给生病的孩子喂药,还要根据教材给孩子们上语言课,带孩子们做游戏。孩子们午睡时她批改作业。下午4点20分学生放学后,她负责打扫教室的卫生。在这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里,只有两段时间是最惬意的——早上步行上班时听古诗词,晚上下班路上听钢琴曲。早上时间匆忙,范雨素走得快,20分钟就能到学校,晚上却慢悠悠地晃了一个小时。在这两段时间里,她是自己最想成为的范雨素。后来,她还写了一篇《农民大哥》,1000多字,讲哥哥追寻文学梦不成,最后老老实实当农民的故事。这篇稿子发在一个非虚构写作的公号上,让她获得了2000元的稿费。

在洗碗工、地摊小贩、育儿嫂之外,北京的范雨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写作者。尤其在《我是范雨素》发表后,她成了文学小组里名气最大的作者,被选为小组文集的主编,每两个月写一篇卷首语,千字左右。每篇卷首语她都写得很认真,要想个十来天才能下笔。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是育儿嫂范雨素,她不愿意再去需要登记个人信息的家政公司或者App抢活儿,只在一个小时工群里,偶尔接些私活儿,每小时只有30元。不做零工也不写作的时候,她有时在家,大声朗诵古诗或者自己写的诗歌,读到热泪盈眶;有时出门,听着音乐,去皮村隔壁的温榆河走一走。只要天气不热,她都会戴上围巾,薄的、厚的,红的、紫的,她换着戴,“累计得有30条”。来北京后,她见到的文学写作者们都喜欢这样打扮。

科幻和穿越

文学小组的老师张慧瑜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师。在范雨素出名前,他就听她讲过要写一本小说,有关家人的前世今生。张慧瑜当时很吃惊,在给他留下印象的工人文学作品里,诗歌和散文比较突出,小说非常少。“写小说不仅需要对文字精准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大量时间进行推敲。”而一般劳工阶层的时间,大部分得用在维持生计上。

但范雨素下了决心。从2015年开始,她就在酝酿这部小说。一开始用的是穿越剧形式。没写多久,又觉得穿越形式这些年被写得太多,太低端了。当时,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她觉得科幻更高级,有读者,所以自己也去看物理学相关的书,包括加来道雄的《超越时空》、大栗博司的《超弦理论》,还读了《给婴儿的量子力学》。

“拾到篮子都是菜”,范雨素把零零散散自学的物理学内容都加进了小说。她并不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驾驭这些理论,也不担心读者是否能读懂她博采众家、杂糅演绎后的理论。对于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她有一种朴素的乐观。她举了一个例子,人大附中的教师李永乐在网上讲科学,有8000万粉丝(其实是543万),“既然是粉丝,肯定能看懂他讲的东西”。

往科幻转型的作品,发生在一个更宏大的空间——杨六郎、杨门女将和杨过结为族人,影星范冰冰也成了她的族人,还有动画片里的角色、儿童歌谣、流行歌曲的歌词,前几十年所有的阅读和见闻,她都剪辑拼接在一起。主角仍然是自己的家人:母亲、舅舅、父亲……父亲是前世的帝王,母亲今生是来给他赎罪的,舅舅是“力拔山兮”的将军,他们都通过喝孟婆汤穿越到现在,在湖北襄阳打伙村成为一家人。促成穿越的,除了命运的神秘力量,还有一些物理学的智慧,比如光的波粒二象性。原本这个概念是讲光的特性,既能像波一样向前传播,又像其他粒子一样具有能量。范雨素想,那项羽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光跨越时空,传到舅舅身上吧。虽然现实里,舅舅只是村里一个普通农民,既不是大力士,也没有练过武功。

她给自己设定的角色是一个无名氏,原型是“一饭千金”典故中的洗衣妇:大将韩信在未得志时境况困苦,常去河边钓鱼果腹。河边有一个洗衣妇看他可怜,总是把自己的饭送给他吃。韩信说自己功成名就之后会报答她。洗衣妇听了很不高兴,说给饭并不是希望获得对方的报答。但韩信功成之后,还是给她送了一千两黄金。范雨素想以这个故事表明,自己虽然穷苦,但灵魂高贵,终得福报。

范雨素说,想通过这本科幻小说,将过去、现在、未来叠加在一起,表达如果突破时空的界限,“人和人之间并没有阶级差异,是自由和平等的”。小说里写了一个战国的大官,没有出人头地之前,所有亲戚都对他爱搭不理,等他衣锦还乡之时,亲戚们又在五里地外跪着相迎。范雨素说,这个“大官”也是家人的前生,前世帝王身,今生不得志。如果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谁都会有穷有富,所以不用在意现在的苦难。

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文学小组的一位成员记得,有一天范雨素拎着三个大袋子走进小组办公室,骄傲地将手稿摊在桌子上,像展示自己的稀罕家当一样说:“这就是我的手稿,十几斤重,大概有100多万字,写死人了。”后来,有人帮她将稿子输入电脑,累计6.5万字。

“那些不真实”

在我们采访的那天,范雨素刚看了一则新闻,一个女人靠做育儿嫂四年,替丈夫还清了80万元外债。“如果我没有出名,老老实实赚钱,40万元应该有吧?”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2018年,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有6000元,现在怎么也得七八千。”但因为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她推掉了大部分其他可以赚快钱的活儿。找她约稿的人越来越少,上一次收到稿费还是一年多前。去年额外的收入是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的活动,开了两次线上会,拿了1700多元的会务费。

她付出了现实的代价,却还没有找到欣赏这本书的人。从市场的角度看,出书和拍电影有相似之处,风格明确的类型片,更能满足市场期待。而范雨素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类。非虚构?虚构?科幻?玄幻?很难分得清楚,她也拒绝做区分。因为和编辑无法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小说的出版计划停滞了。手稿放在张慧瑜那里,他在帮她寻找新的出版社。张慧瑜觉得,不能以严肃小说或者非虚构文体来要求范雨素现在的写作。他以一位导师的善意提醒记者:“如果(把小说)看作是一种属于她的特殊文体呢?”

可有多少作者有能力让市场接受一种独属于自己的文体呢?即便她是范雨素。而且,她还只是范雨素——这是一个并不强壮的新生的名字。以往在村子里,大家都叫她的小名“红菊”,在北京摆地摊时,别人叫她“湖北佬”,当了育儿嫂后,比她年纪大的雇主叫她“小范”,年纪小的叫她“范大姐”,或者直接叫她“阿姨”。

“你的真实经历是你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大众愿意看的。为什么不写呢?”采访那天,我问她——这也是我和其他跟她接触过的编辑交谈后共同的疑问。

“我不想写,我觉得那些不真实。”范雨素又是摇头。

对她来说,真实早就消失了。从12岁开始,她就和家乡的亲人,和过去的自己渐行渐远。今天的范雨素落脚在一个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唯一的联系是每隔十多天给母亲打一次电话,叙叙家常。老家原来存着很多小时候的读物,有一次家里漏雨,把书淋湿了,被家人晒干以后堆在厨房里,用来烧柴引火了。母亲现在和哥哥住在一起,谈起女儿,她用得最多的话是“折腾”,“端过盘子,当过保姆,她过得最苦。要是能待在家里,像她四姐一样当个老师多好”。但范雨素并不觉得四姐过得好。因为小儿麻痹症导致残疾,四姐嫁给了一个农民。她虽然很少和四姐聊天,却能从四姐的眼神和表情里读出不快乐,有跟她一样被家暴后的闪躲和害怕。小哥哥的生活更是一言难尽。因为赌博,不仅欠了一屁股债,还丢了工作。成名之后,范雨素偷偷给小哥哥塞了3万块钱,是她做育儿嫂时存下的。“我不欠别人钱都过得这么难,他欠了那么多钱,别人会怎么看他和对他?肯定过得更难。”

范雨素很少直白地谈自己与家人的情感,但会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给你听,都是她从手机上看来的。她说起一则新闻:每月到了领低保的那天,银行门口总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排队。老人们不会操作机器,就请工作人员帮忙,工作人员问为什么不让孩子代领,对方回答:“代领了儿女就不会给了。”这则看似与她无关的新闻,范雨素重复了好几遍,“农村里的感情是凉薄的。母亲虽然对我好,但她的每一滴汗水都要流到我的两个哥哥碗里,她帮不了我什么”。

和范雨素的理想世界比起来,这些都是不真实的。故乡的贫穷不真实,母亲的不幸福不真实,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不真实,像浮萍一样,和亲人的被迫疏离不真实。所有弱者的被轻视、被欺凌都不应该“真实”,她背井离乡走了那么远的路,就是想离开这种“不真实”。而真实,存在于一个更为浩瀚广阔的时空,就像她努力,甚至有点吃力地试图用文字建立的那个时空。在那里,她和家人历尽百劫,跨越千年,仍然在一起。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2.本站的原创文章,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不尊重原创的行为我们将追究责任;3.作者投稿可能会经我们编辑修改或补充。

相关文章
  • 尼古拉斯的日记

    尼古拉斯的日记

  • 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

    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

  • 为了不冷场,你都聊过什么?| 周末嘚啵

    为了不冷场,你都聊过什么?| 周末嘚啵

  • 躺平学简史

    躺平学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