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斯的音色不适合在住宅区吹奏，每天傍晚，67岁的张俊秀都会出现在田野旁

 

只有萨克斯的管乐队

红色的演出服穿上，小白鞋一蹬，按照身高排好队形，一种气势已经在无形之中产生。当乐队指挥邢萌萌老师的双手落下，所有乐器在一瞬间摆动了一下，随后《铃儿响叮当》以一种少有的铿锵有力的方式被演奏出来。

乍一看，每个孩子手里的乐器的样式都不同，有的看着是全新的，有的泛着复古的红铜色。然而，作为一支管乐队，他们的声音系统只有一种铿锵之声。重新观察这群孩子，每个人抱着的乐器都一样——第一排是萨克斯，第二排是萨克斯，第三排还是萨克斯……

“怎么全是萨克斯？”每次去外边参加艺术节或是音乐比赛，四党口中心小学的师生们总要面对同样的疑问。

事实上，萨克斯属于高灵活性、低约束性的乐器，在古典乐中出现相对较少，而在爵士乐或摇滚乐中更为人所喜爱。邢萌萌老师告诉我，萨克斯甚至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进入管弦乐团，现在一般一个40人编制的乐队中最多也不过配三四支萨克斯。“但我们不行，萨克斯对村子来说是一种象征。”

这支管乐队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极少有学生的萨克斯购自外面的琴行，大家的萨克斯都颇有渊源——四年级的吴彤雨，手上的萨克斯来自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六年级叶开的萨克斯干脆就是父亲给他做的；还有不少人的萨克斯来自邻居或亲戚……村小所在的四党口村，分布着大大小小50家西洋乐器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厂里参与制作萨克斯。

去年，四党口村所有企业的销售额是2.3亿元，其中90%的比例来自西洋乐器需求量最大的海外市场，这意味着超过20万支西洋乐器从这里走向世界。在村子里，偶尔能看到做完电镀的半成品——弧度优雅的喇叭口，或是盘绕了几圈的弯管明晃晃、金灿灿地被摆放在路边。通常在一两个月之后，它们就将被标上一个昂贵的价格，出现在异国琴行的橱窗，出现在外国某个学校的管乐队里，或许也赶得及在圣诞前被一群身着礼服的乐手吹出《铃儿响叮当》的旋律。

村子里仍能隔着一些紧闭的铁门听见机器的轰鸣声，那通常是抛光机摩擦铜材发出的声音。抛光是村里乐器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缩影，金属与砂轮之间摩擦，噪音能达到70分贝，因为害怕耳机被砂轮缠绕引发危险，工厂大都禁止员工佩戴耳机，巨大的音响播放着摇滚乐和电子乐，细细的黑砂被从逐渐打磨光亮的乐器上剥离，飘散在空气中，落在地上。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我，2.3亿元的产能中，三四家大型现代化工厂贡献了约三分之一，而剩余的三分之二都来自于这样的家庭作坊。

村旁的一片玉米地里，秋玉米还有三两天要收，看着长势不错。但相比乐器厂，种地并不挣钱，村民们几乎把土地都包给了承包公司去机械化种植，这样种出来的玉米地不分陇，显得过分整齐，反而缺少了几分生气。而站在村北头乐器产业园区的办公楼里往下望，是村里集资盖的楼房，几乎每户村民都有一套。显而易见，来自万里之外的西洋乐器已经成为这个中国村庄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由物质到精神，人们顺理成章地期待着唱片业之于维也纳、巧克力工厂之于美国好时镇的改变也在这里发生，但这个梦尚且遥远。

尽管萨克斯部分生产环节已经有车床替代，但诸如装配环节仍需要花费一个成熟工人近两小时的时间

 

农民造萨克斯

对于齐齐哈尔人刘大通来说，所谓乐器就是他手上那一根30厘米长尚未抛光的铜管。一间昏暗的平房里，他坐在小马扎上，身上搭件罩衣，用卡钳夹住铜管旋转，依次用水钻打四个孔，每根铜管平均耗时45秒，计价2角，每天他要打800根，还得随时防止打孔产生的铜屑打到眼睛。在他看来，这和他在老家工地干了几十年的切钢筋的活儿没什么区别，除了钱挣得更多。

刘大通已经58岁了，他并不指望通过劳动学习什么技能，这一道工序他干了三年。西洋乐器的生产流程颇为繁复，大体上分“黑活”和“白活”。“白活”是指拼装出乐器抛光之后的上色和雕花的技艺，而在“白活”之前，是像刘大通参与的生产和装配每一个配件的“黑活”。“黑活”看起来和一般的五金件加工并没有什么不同——管乐器标志的喇叭口，是由铜板冲压后打磨而成；而每一个按下的乐键，则是利用沙模铸造而成……这些未来可能出现在展台、礼堂、音乐厅聚光灯下的乐器，在黑活的环节经常如同一堆破铜烂铁静静躺在塑料筐里。

1840年发明萨克斯的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出身于乐器制造世家，他是在接触了无数乐器后，将低音单簧管的吹嘴和奥菲克莱德号的管身结合在一起并加以改进，制造并命名了这一乐器。但对刘大通来说，在干了三个月之后，他才搞懂了自己所生产的是乐器中的哪个部件。在他加工的环节之前，要把整根的铜管截断，把边缘打磨平整；而在他加工之后，三根打好孔的铜管会被焊接在一起，然后抛光、喷漆，最后构成小号键帽的底座。而直到如今，他也没搞懂生产小号的全部配件和流程。

事实上，当1978年四党口村的老支书董凤山拍板办一家西洋乐器厂的时候，算的也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160个平均单价不到八毛钱的铜件，组合成萨克斯就能卖到1400元，而且供不应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制作一支萨克斯的利润能到成本的10倍。”当地最大的乐器工厂圣迪乐器董事长王玉春告诉我。

更早的时候，据村民描述，大约在1974年，正处于“上山下乡”运动，天津乐器厂的领导们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分配到偏远地区，想安排在天津近郊，也是董凤山前去商量能否给村里带来一些加工类的活儿，之后村里建起了给天津市管乐器厂供键子的乐键厂。

但是造乐器和造配件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圣迪乐器的总经理师存义是当时参与“研发”萨克斯的“六大主力”之一，是村上特意从农机具配件厂借调来的，因为他懂车床。师存义告诉我，说是研发，其实就是天津市管乐器厂给他们留下了一支当时的“鹦鹉牌”萨克斯，供他们仿制。他说，当时完全是在用一种最笨的方式在仿制——把萨克斯拆成零件，去测绘，然后去想这个零件需要什么样的车床，接着去试着研究车床，再把试生产的配件组合在一起。

之所以挑中了首先生产萨克斯，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斯价值较高，另一方面是当时天津管乐厂的师傅留下话，“萨克斯器型比较大，容错率高一些”。师存义当时还不理解什么意思，用了两个月，把一个一个零件比照过，自认为一点误差都没有的仿制品送到天津管乐厂的师傅手中时，收到的结果却是80%的音不准，而且把位也不是很舒适。

师存义是很久之后才琢磨明白这件事的，就是乐器的制造尤其是调整，遵循的不是规尺的方法，“哪怕同一款乐器，每一个和每一个的音色音准可能都不一样，你就是得懂乐理，因材调整才行。”

但是村里确实找不出一个懂音乐的人。他们只好用笨办法，每周末把天津管乐厂的师傅们接到村里，请他们来试音，一次100元。又过了一个半月，第一支中音萨克斯终于下线，“按说那支萨克斯是不完美的，打磨喇叭口的时候磨穿了，我被迫又焊了一朵花在外面”。但这个萨克斯还是顺利卖给浙江一位买家，卖了800元。

就是依靠着这样的生产方式，四党口的这些企业干垮了那些老牌的国营大厂。“像天津管乐厂他们都是拿死工资，学徒这些可能得有一整年都处在学习的状态，不干活，所以比较之下，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师存义记得村里的企业20世纪90年代已经全面实行计件工资了，1992年在村里干抛光能挣300块钱，那时候天津一个教师的月收入也不过100多块。

萨克斯有近40个组合键，如果拆解为单独零件的话近200个，图为质检员在检查各个零件缝隙宽窄

 

天津管乐器厂在市场冲击下倒闭后，里面一些富有经验的老师傅被请到不同的工厂，一些客户也开始被带动到当地，当地企业也开始走出去参加展会，当地的乐器产业算是彻底铺开了。当四党口的乐器行业发展起来后，因为劳动力优势，美国、欧洲一些品牌迅速将自己的低端产品线交给村里的企业代加工，四党口出品的乐器由此占据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王玉春告诉我，“订单最多的时候排着队，我们还得分流给小企业一部分”。

王玉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乐器市场是一个相对稳定而小众的市场。受市场大环境影响相较其他加工业明显要小，而对工匠熟练度要求又比较高，因而四党口地区的好日子显得格外长。但是最近两年，经历过艰难的创业阶段，四党口村也进入了略显彷徨的守业和转型阶段。“我们也有的村民带着技术去了河北、山东，那里环保和用工成本可能更低一些，这两年对我们也有冲击。”

当然四党口村的技术也在进步。王玉春带着我去看他们最新的数控机床，原来萨克斯上打孔需要人工来打，40多个孔位的位置大小全靠工人比照图纸，打错一个就废了，如今只需要把参数输入机器，机床还可以自动更换不同刀头。但这套机器不是村里自己发明的，而是机床厂帮助他们定制的，他们同时还聘请了一个工程师。提到这一点，王玉春颇为遗憾，他见过外国工匠生产萨克斯时的样子，“就是纯手工在做，然后做着做着觉得哪不对了，滴溜溜吹一首，马上就听出来哪儿不对，然后自己再去改”。

村口的墙上写着“打造西洋乐器小镇”，这是近两年新的提法。所有人都希望产业链能够再长一点，正如王玉春说，“往教育的方向延伸一下，就有更大的市场；或者往旅游的方向延伸一下，就有更大的收入……”

但人们也意识到，尽管来到村里30年，不少人的手机彩铃都是《回家》，但在生活层面，萨克斯和村庄似乎从未产生真正的联系。王玉春说：“村子里的婚丧嫁娶也很难见到这些西洋乐器的影子。”“搞了十几年的村小乐队，越来越像个样子货。”“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去挣快钱、搞直播去了。”

尚且遥远的萨克斯梦

“我们从十几年前就计划在村里培养既懂吹奏又懂制造的人才，可是一直不太顺利。”王玉春的理想模板，就是隔壁奥维斯乐器厂的质检主任付广成。

“付广成有一张稀缺的嘴。”奥维斯乐器厂老板张国民评价。付广成50岁，个子不高，平头，习惯穿一身工服，在质检室里不显眼，但质检室里十几个员工，别的质检员检验萨克斯靠的是手摸、眼看，靠的是尺子和图纸，是伸进共鸣腔里长条的探灯，只有付广成靠的是嘴巴。所有萨克斯在出厂前，他的嘴是最后一关，他有否决权。

我第一次见到付广成是在工厂刚下班的时候，当天的生产已经完成，大多数工人都回家了，最后一批成品的萨克斯摆到他的面前。桌子上散落着一支笔、两个本，几个不同样式的吹嘴和无数的零件，他就安静地坐在那里，随手取来一支萨克斯，吹上两句《回家》，放下，又换下一支，再吹两句，再放下……在他面前，有32支萨克斯。

质检主任付广成是村上为数不多会吹萨克斯的从业者，他被评价为“有一张稀缺的嘴”

 

《回家》吹完，是《北国之春》，也是两句一换。车间没开灯，昏暗的夕阳打在他身上，头顶是落满了灰的漆黑的风扇，身后是已经安静下来的空旷的厂房，空气中还充斥着金属和机油的味道。闭上眼睛，你能听出每支萨克斯的音色是不同的，但切换的痕迹越来越轻，吹奏的气息也越来越稳定。忽然，吹奏声有了一丝变化，开始忽快忽慢，接着，似乎很不情愿地，停顿了下来，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段落，接着是更长时间的停顿。睁开眼，付广成正把一张纸条贴在刚吹过的萨克斯上，上面寥寥数语，是他发现的问题。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付广成拿着几支贴着纸条的萨克斯出现在组装工人的工位上。“这几个键位太松了，再紧紧。”“这个你装的没问题，是连接杆本身的问题，斜度太大，两个键不可能压平，你再换一个件试试。”工人们听着，神色近乎崇拜。

付广成告诉我，他的乐器功底是中学阶段在老家东北打下的。他在学校是文艺股的股长，一到寒暑假，他们哥仨儿就去学校里抬手风琴、长号回家，等到开学再还回去。来到四党口之后，真正让付广成学好萨克斯的，是一次在外国客户前面的经历。“那次是客户要买一批乐器，我被经理喊去展示下小号，没想到客户自己会吹，他吹了一首肯尼金的《回家》，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没想过，平常乌拉乌拉的这个乐器能吹得这么好听。”后来再有乐器厂的老师下来，他就悄悄站在一旁紧盯着老师，学键位和指法，回去之后再去找键位，大约一周，他就能吹简单的曲子，半年后，他也能对着田野吹《回家》了。

别的很多工厂里，质检员最多能吹一段音阶，只有付广成能吹曲子。觉得手头的萨克斯按键紧了，他就专挑节奏明快的爵士乐吹；而如果觉得音色不太对，他就把曲子换成悠扬的《卡萨布兰卡》或者《乡村路》。“乐器这个东西，不是标准件，同一个萨克斯的型号，可能每一支和每一支声音都不一样，你得号准它们的脉。”

除了质检外，付广成时不时把公司里雅马哈、萨尔玛这些顶级品牌的萨克斯拿在手里琢磨。虽然还到不了能设计乐器的地步，但现在他已经能看出来一些门道，比如雅马哈今年的新款把这两个键位加一个连杆，是为了增加稳定性；另一个品牌这里调整了键位的尺寸是为了把持的时候更灵活……但他觉得村里的年轻人没人琢磨这些东西了。“他们要么是跑跑生意，要么就是去开网店、弄直播，成天琢磨怎么把1000块钱的萨克斯卖到3000块钱一支，比企业造一支赚得还多。”

除了会造乐器，还要会玩乐器。这件事村子里老一辈搞乐器行业的人都有共识。王玉春反复说，他们这一代是吃了不懂音乐的亏。“工厂有钱了以后，我们是可以请外面的专家驻厂帮我们校音，请数控机床厂的师傅们帮我们定制加工设备，可是创造呢，不行，我们不能真正改进乐器的设计。”

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像是造一个遥远的梦。2004年，王玉春和其他几家企业的负责人联系了村里的四党口中心小学，捐助了60多件乐器，聘请了老师，成立了管弦乐队。乐队对学生免费开放，但是发展得并不顺利，原本乐队配了小号、黑管、长笛，萨克斯只是几支，但是渐渐地其他辅导老师来不齐，最后只好把乐器全部改成萨克斯。王玉春说，参与乐队的学生家长的想法其实也简单，就觉得让孩子小时候接触接触，等将来长大了，如果进到厂子里，会乐器的话总是有很大好处的。

但现实中，孩子们从三年级进入乐队，满打满算在乐队待满三年，能学上20首曲子。乐队这些年也没少获奖，但王玉春和邢萌萌都明白，“主要是因为村小乐队的特殊身份加了分”。通常情况下，这些孩子进入初中后，囿于课业压力，萨克斯很可能就被放下了。

在村里，乐器本身总要让位于实用主义。作为萨克斯二代，段瑞今年24岁，从贵阳一所二本大学学完工商管理回到了村里，自己经营一家网店。他每天中午才起床，下午从村里一个发货点固定发出前一天卖出的萨克斯，更重要的是晚上在镜头前的一个半小时直播，他要搭配西服，打理发型。直播是为了卖货，吹《回家》《北国之春》，一个半小时能卖出三四支萨克斯，而且平均1000元进价的萨克斯，能卖到2000元。他自己也承认，“肯定是卖给不那么懂行的人”。

付广成觉得，音乐本身的某种精神作用被忽视了。来到四党口村，他最早干的是最挣钱的抛光工种，身上沾满了洗不掉的污垢，但他一点都不在乎。第一个月拿到300块，他跑到天津城里，挑了一把当时最出名的红棉牌吉他，300块一分不剩，愣是走了40公里回到村里。2000年左右，他刚有女儿，正赶上厂子里效益不好，他除了在厂里上班，晚上还给别人家送蜂窝煤、卖爆米花，但那时候也是他弹吉他、吹小号、吹萨克斯最密集的时候，“晚上半小时，那些烦心事就什么也不想了，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

现在物质条件充裕了，娱乐方式多样了，但年轻人还能否有这样的体验，付广成表示怀疑。王玉春特别羡慕自己在美国的工厂里看见的萨克斯工人的状态，“就是纯手工在做，做着做着觉得哪儿不对了，滴溜溜吹一首，马上就听出来哪儿不对，然后自己再去改”。然而他回头看到自己工厂的装备工人们把手机摆在工位前面，播着时下流行的电视剧，对手上的乐器很无感。

在村里，真正会吹萨克斯的反而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们。比如67岁的张俊秀，因为给乐器厂跑了一辈子业务，觉得不会吹不甘心，才在退休后把萨克斯捡起来的，学会了十几首曲子。每天他都会吹一个小时。

刚进入10月，北方天气渐渐凉了下来，秋蝉也不再鸣叫，傍晚的天灰蒙蒙的，有些萧索。忽然一阵悠扬而有穿透力的曲调飘过来，转过一个土陇，我看见一辆车停在玉米地里，旁边是正在播放伴奏的音响。不远处，张俊秀手里捧着一支中音萨克斯，摇摇晃晃地对着这片田地吹着，是一曲《北国之春》。那股浓浓的乡愁，让人联想起著名作曲家柏辽兹（Hector Berlioz）对萨克斯音色的形容：“时而庄严、平静，时而梦幻、忧伤；时而如林间微风般难以察觉，有时却又如同钟鸣过后，留于谜样般的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