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佩皮尼昂，西班牙移民在葡萄收获期间前往法国采摘葡萄，收获季节将持续40~45天（视觉中国供图）

 

良道探秘

从昆明市中心出发，沿着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开20分钟，就进入了五华区的地界。开车的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名叫田柏青，他是云南良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道”）的一名高管，同时也是公司创始人明毅的侄子。这家公司从事有机食品的生产已有十多年了，在昆明、大理和楚雄等地有多处种植基地，被公认为高原有机农业的典范。几年前良道在昆明五华区建了一个有机蔬菜示范种植园，我的下一个考察目标就是那里。

田柏青在日本留过学，学的就是农业技术，所以他在良道主要负责有机蔬菜的种植。“日本人搞有机，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因为人家的食品管理很规范，普通蔬菜也很安全。”田柏青对我说，“反之，在中国搞有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对普通蔬菜的安全性有担心，希望吃到安全菜。”

确实，一提起有机蔬菜，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有害物质的残留少，吃起来更安全。这一点就是像良道这样的有机蔬菜供应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因为有机蔬菜的价格通常是普通蔬菜的数倍。

“有机绝不仅仅是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这么简单，还有很多其他要求，满足这些要求其实并不容易。”田柏青对我说，“中国的有机认证体系不够健全，检测的项目数量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假有机，本身不符合标准，却仍然打着有机的旗号卖高价。我们这些李逵的存在，让李鬼们活得更好了。”

说话间，车子驶离了高速公路，沿着一条土路往山上开去。山道两边全是杂木林，非常荒凉，似乎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了。田柏青数次停下车，去路边摘野果给我吃，似乎是想为我展示一下这里的环境保护得多么好。

“这座山上原本有600亩果园，但已经废弃了很多年。我们之所以把它租下来建有机农场，就是看中了这里与世隔绝的环境。”田柏青解释说，“有机认证的一大要求就是有机农田不能和普通农田挨得太近，否则很难保证有机蔬菜里不混进去一点化肥农药。”

这个要求似乎不难实现，但在今天这个人口压力巨大的中国，几乎每一寸可耕地都被利用起来了，要想找到一块与世隔绝的可耕地并不容易。这个废弃果园坐落在群山之中，周围被一大片半原始的森林所环绕，距离果园最近的农田位于山脚下，化肥农药都不太可能扩散到上面来，搞有机的人只要能租到这块地，就算成功了一半。事实上，我后来又去参观了良道的大理蔬菜种植基地，发现那块地原本是一片位于洱海边上的洼地，因为经常被水淹而变成了湿地，难以耕作。在被良道租下来之前，那块地已经很久没有被使用过了，同样符合有机农业的标准。

我们在山路上又开了十多分钟，终于到达了良道农场的总部。这里有个员工生活区，主体部分是一座两层的木制办公楼，设计师显然动了心思，将其打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森林别墅，外表简朴庄重，内部却很精致舒适。二楼还有一个专门用来接待访客的瑜伽馆，朝南的一整面墙全是玻璃窗，访客们可以一边做瑜伽一边欣赏云南的自然风光。中国的有机农业往往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良道自然也不例外。这里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灵修团，访客们在山里住几天，打打坐，练练瑜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临走前再买几箱有机蔬菜带回去吃，这可算是当今中国有钱有闲阶层的标配了。

我在办公楼周围转了一圈，在地上发现了一只死鸟，显然刚死不久，身体还没有腐烂。“这应该是今天早上在玻璃上撞死的，我们这儿很常见。”田柏青说，“山里的鸟没见过玻璃，不知道躲避。”看来，为了让屋内的人享受到充足的自然光，同时又不被蚊虫困扰，鸟儿们只能自认倒霉了。

稍事休整，田柏青带我去参观农场的菜地。因为整个农场建在半山腰，地无三尺平，所以菜地被分成了很多小块，最大的不过1～2亩，最小的只有几分。好在这里原来是个果园，部分山坡已经被修成了梯田，只需稍加整理就可以改种蔬菜了。不过，因为地势较高，灌溉用水一直是个大问题，为此农场专门修建了好几个蓄水池，但因为今年夏天云南遭遇大旱，几个月没下雨，蓄水池几乎全都见了底。蔬菜的需水量大，没有水就没办法种，所以好多地块都荒了。

我去仅有的几块还在种的菜地里转了转，发现这里种的叶菜比较多，也有一部分茄子、青椒等茄科蔬菜，品种还算丰富。不知为何，所有品种的种植密度都很低，植株与植株之间距离非常大，再加上几乎所有的菜地都被“精耕细作”了一遍，地表全是翻上来的裸土，从远处看整块地颜色发黄，一点也不像菜地。

“有机农业的核心是尊重传统，敬畏自然。一块地应该越种状态越好，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良道对于蔬菜的品种、密度、种植方式和轮作方式等等都有要求。”田柏青对我说，“就拿青菜来说，昆明普通菜农一年能种7～8茬，我们只种5～6茬，目的就是让土地有时间休养生息。”

我找到一块包菜田，掰开一片叶子，发现上面爬满了小虫子。如果这是一块普通菜地，负责管理的农民见到这样的情景一定会非常尴尬，并会想尽一切办法开脱，但田柏青却一点也不以为意，反而主动去检查另外几棵包菜，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虫害是有机种植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视觉中国供图）

 

“我们不用任何化学农药，只用有机杀虫剂，但效果不是很好。”他平静地说，“我们还曾经试验过用胡蜂来防虫，效果虽然不错，但没想到胡蜂会蜇人，好几个人都被蜇伤过，从此不敢再用了。”

我后来在良道的大理农场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里种的包菜同样布满了小虫子，密密麻麻的甚是吓人。大理农场负责产品销售的李勇峰告诉我，因为虫害严重，再加上有机肥的效力不如化肥，大理农场种的包菜平均亩产只有1000公斤，附近农民用普通方法种的包菜亩产能够达到8000公斤，两者相差8倍。

有机蔬菜不但产量低，成本也更高。比如，有机种植只能用生物制剂类的杀虫剂，成本比化学杀虫剂高得多。再比如，有机肥也比化肥贵得多，良道为了防止牲畜粪便里的抗生素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不允许用养鸡场的鸡粪做有机肥，于是他们到处收集鸽子粪，因为养鸽子的一般不喂抗生素。还有，有机农场需要的劳动力也比普通农场多，比如良道大理农场雇用了20多名农民工，农忙季节还要加人，但因为大理是旅游胜地，当地年轻人都不愿务农，所以大理农场雇用的最年轻的农民工也有55岁了。虽然这些大爷大妈们的工资稍低，但劳动效率更低，这无形中又增加了运营成本。于是，有机农场只能靠卖高价来维持运转。可是，因为云南本地人大都不买有机菜，只有少数有钱人和大城市来的移民愿意为“有机”这两个字掏腰包，所以良道的有机蔬菜平均售价只是普通蔬菜的3倍，很难捞回本钱。好在良道的创始人明毅还在做别的生意，多年来一直靠其他收入弥补良道的亏空。在目前的价格体系下，光靠有机农场卖蔬菜是很难自负盈亏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消费者为什么要花高价买有机食品呢？

有机农业的优缺点

从一些媒体报道来看，有机食品爱好者们的理由大致有三条。

第一，他们相信有机食品的有害物质残留少，吃起来更放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因为食品污染的主要源头在土壤，而中国土壤的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根据中国环保部（2018年3月更名为生态环境部）发布的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接近20%，约有3亿亩耕地受到污染。其中主要的污染类型为无机污染，包括镉、汞、砷、铅等重金属和一些有害无机化合物，主要来自冶炼、电镀、染料等工业排放的废水、污泥和废气等。普通农田很难保证完全避免这些污染，但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有机农场在选址上有很高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放心。

问题在于，有机农业本身并不是一方净土，有机肥和有机农药同样可能带来污染。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有机农业也是要用农药的，而且因为有机农药药效差，用量要比普通农药大得多，总体危害一点也不小。按照定义，只要是来源于大自然的化合物都可以被用作有机农药，但很多来自大自然的化学物质都是对人体有害的，比如一种产自热带豆科鱼藤属植物根中的鱼藤酮（Rotenone）毒性就非常大。这种物质曾经被当作有机杀虫剂使用了很多年，但科学家发现它针对的靶点是所有生物的线粒体，属于广谱毒药，如果人体接触到这种毒药同样会生病，甚至可能致命，所以欧美国家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禁止使用它了。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在用鱼藤酮，比如水产养殖业一直用它来杀死不需要的小杂鱼，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担心。

在超市中挑选有机水果的小女孩（视觉中国供图）

 

与农药类似，有机肥如果使用不当，同样会导致污染。有研究显示，有机农产品中的大肠杆菌含量是普通农产品的10倍以上，主要原因就是使用了被污染的粪肥。有机蔬菜当中的抗生素含量也很高，原因同样和饲养场产出的粪肥有关。目前有机肥的主要来源就是禽畜饲养场，所以说有机农业并不一定就是没有污染的。而普通农业如果做得好，同样可以做到无污染。换句话说，食品污染和是否有机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第二，他们认为有机食品更有营养，味道也更好。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这个结论。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独立研究机构曾经分析了专业期刊自1958年以来发表过的162篇相关论文，发现有机和非有机食品在几乎所有主要营养成分上都没有差别，唯一的不同就是非有机食品含有更多的氮元素，有机食品则含有更多的磷，不过这点小差别不足以对食品的营养价值造成任何影响。另外，用有机方式生产的肉蛋奶中含有更多的反式脂肪酸，当然这点差别同样不足以说明有机食品对人体更有害。

人们之所以对有机食品的营养成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可能是对有机肥产生了误解。前文说过，有机肥的好处主要是环境方面的，植物并不能直接吸收有机肥中的腐殖质，而是必须等到腐殖质彻底被分解后才能吸收其中含有的无机盐，后者和化肥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然了，化肥如果使用不当，导致氮、磷、钾等无机盐的比例失调，有可能会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有机肥同样会有这个问题。事实上，只要施肥方式得当，无论是有机肥还是化肥，种出来的农产品营养都差不多，没有本质区别。

至于说食品的口味，首先这是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和人们对于食品的心理期待有很大关系。其次，食物的口味和品种的关系最大，如果品种相同，口味的差别是很小的。此前有不少科学家都做过随机双盲实验，同样的品种用有机和非有机两种方式种植，然后让食用者在事先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的情况下盲品，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品得出两者的差别。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得更丰富的营养或者更好的口味而去购买高价的有机食品，那么你很可能是在浪费钱，不如去购买标有“无公害”或者“绿色”标签的食品更划算。

第三，他们认为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对环境更友好。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有机农场确实在很多方面值得普通农场学习，比如强调不同作物的轮作和间作，以及有机肥的广泛使用等等。但与此同时，因为过于强调遵从古法，有机农场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并不环保，是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另外，有机农业拒绝一切高科技的态度也和保护环境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对转基因技术的排斥就是一例。目前广泛使用的转Bt基因技术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而Bt基因的产物Bt毒蛋白一直是有机农业允许使用的有机杀虫剂，因此有机行业对于这项新技术的排斥是毫无道理的，反而会破坏环境。

更重要的是，有机农业产量太低。有人计算过，如果大家都改种有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世界将会增加5亿饥民，所以有机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征用更多的土地才能满足现有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这件事比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更不环保。比如，良道在昆明和大理的这两家农场原本都是荒地，如果不用来搞有机农业，而是将它彻底还给大自然，肯定比现在这样的低效率耕作要环保得多。

总之，农业从本质上讲绝不是一个天然的过程，一块地无论怎样耕种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机也不例外。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耕种的效率，用尽可能少的土地面积和化学品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长期回报，这才是最环保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机农业相当于奢侈品，少数富人愿意为此买单，这没问题，但如果强行将其推广至全世界，无论是对自然环境还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

话虽这么说，其实“有机”和“无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种耕作方式，有机农业的部分思路完全可以和相应的“无机”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把未来农业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健康、更加环保，下面就是其中的几个案例。

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在褚橙庄园（IC photo供图）

 

新平励志样本

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平甸乡磨皮村，距离昆明有5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经过了无数个水库、池塘、河流和小溪，几乎全都见了底，看来今年的旱情确实相当严重。云南过去也经常闹旱灾，但最近这十几年旱灾爆发得有点过于频繁了，主要原因就是气候变化，这才是人类将要面临的最大的环境威胁，因为绝大部分的农业生产都是靠天吃饭的，尤其是灌溉用水大都依靠降雨，没了雨水很多农田就得绝收。

磨皮村是个彝族村，建在一座小山之上，上山的公路显然是新修的，又宽又平。公路两边种着成片的柑橘树，叶子绿油油的，和周围的几座秃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村原来是种甘蔗和烤烟的，收入很低，属于省级贫困村。2014年褚时健的夫人马老太（马静芬）把村里的地租下来改种柑橘，全村很快就脱贫致富了。”开车带我来参观的云南省洪顺甘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霖公司”）总经理胡幼棠对我说，“去年我们公司和马老太展开合作，为这片果园提供了全套的以色列进口滴灌设备，没想到今年就遇到了大旱，这套设备正好派上用场。”

我很早就听说过滴灌技术的大名，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发明的一种节水灌溉法。在我的印象里，所谓滴灌就是在浇水的皮管子上扎几个洞，让水慢慢滴出来渗进土里，减少蒸腾作用带来的损失。但到了实地一看，我才发现真实的滴灌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这片果园位于一个山坡上，总面积2800亩，上坡和下坡有300多米的高差，如果只是在皮管子上扎几个眼儿的话，下坡肯定滴得更快，这就会导致上下坡灌溉不均，影响柑橘的品质均一性。以色列的滴灌设备考虑到了这一点，每个出水口都用了一种特殊的加压设计，保证上坡和下坡的压力是一样的，出水速度就能保持一致了。

其次，为了提高操控的灵活性，同时也为了减少工作量，这套设备在各个节点上安装了数个控制阀门，每个阀门都通过一个局域网和总控制室相连接，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手机来操控任意一个阀门的开关，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地块的墒情来调整灌溉的力度，最大程度地节约用水。

第三，因为每个滴头的口径都非常小，所以灌溉用水都要事先过滤。这个村的水源来自山下的一个小水库，需要先用抽水机把水库里的水抽到山上来，储存在公司自建的一个水池里。浇水前先把水从水池里导入总控制室，里面有一套复杂的过滤系统，能够把直径大于某个尺寸的杂质全都过滤掉，过滤之后的水才能进入滴灌系统，否则很容易堵塞滴头。

第四，滴头的分布也很有讲究。甘霖公司根据当地情况，采用了双管的方案，每棵柑橘树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根水管负责供水，滴头与滴头之间的距离设定为40厘米，算下来每棵树都能分到10个滴头，保证大部分根系都能吸到水。甘霖公司还在果园里安装了数个土壤湿度测量装置，随时把土壤的墒情数据传回控制室，方便工作人员及时做出调整。未来这项工作甚至可以做成全自动的，让计算机根据土壤墒情随时主动地调整灌溉时间。

第五，滴灌绝不仅仅是节水这么简单。如果把化肥加到水里，让营养元素随水进入土壤，就能实现水肥一体化，最大程度地节约肥料。像磨皮村的这片柑橘园，当地农民原来用的是大水漫灌，施肥采用的也是人工播撒固体化肥的方式，这么做不但浪费水，而且化肥也很难撒得均匀，容易出现土壤板结的情况。采用甘霖公司提供的滴灌式水肥一体化技术之后，每棵树的用水量从原来的每次80～100公斤减少到25公斤，用肥量从原来的每次每棵树60克减少到30克。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读到这里很多读者也许会问，这样一套“高级”的灌溉系统肯定很贵吧？一个贫困村怎么舍得花这笔钱呢？确实，这套系统不便宜，所以甘霖公司采取了租赁的方式，磨皮村每年只需花80万元就可以用上这套滴灌系统了。甘霖公司还派了两名技术人员常年驻守在村子里，出了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就地解决。

当然了，即使是租赁，光凭一个县级贫困村也是不太可能出得起这笔钱的。所以这件事真正的幕后推手就是马静芬女士。因为褚时健的名气大，褚橙品牌效益非常好，再加上产品本身的质量也过硬，根本就不愁卖，这就为高新技术的实施创造了条件。马静芬看中了磨皮村之后，以每亩地800元的价格租了30年，当地村民不但可以拿到租金，还有机会成为果园的承包管理户，再挣一份承包收入。拿到地后，马静芬成立了新平励志果业有限公司，任命自己的侄子马睿担任总经理。马睿在国外生活过很多年，见识多眼界宽，知道未来农业应该走高科技之路。在两位管理者的带领下，公司采用了包括滴灌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内的多项农业新技术，按照现代农业的方式来经营公司自创的沃柑品牌，经济效益非常好。

柑橘是一种高附加值农产品，走的是市场经济路线，所以马睿一直按照管理工厂的方式来经营这片果园，把柑橘当作一种工业产品来对待。按照这个标准，柑橘的品质均一性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品种必须均一稳定，其次必须提高输入端的一致性，滴灌和水肥一体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采纳的。这两项技术保证了每一棵果树的生长条件都极为相似，最终的采摘时间和果实品质才会趋向一致。这家果园去年收获了5500吨柑橘，需要好几百辆大卡车才能拉得走。如果柑橘的成熟时间不同，果实大小差异太大，那就没办法统一采摘统一发货，成本立刻就上去了。在马静芬的支持下，马睿团队于2015年开始拿出40亩地试用了这套滴灌设备，效果很好，于是今年他们将这项技术推广至整个果园，没想到正赶上了云南大旱，马静芬的远见让这家公司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说到远见，以色列人绝对是这个时代的榜样。以色列工程师发明的滴灌技术不但帮助本国农民解决了缺水的问题，还让一大批以色列人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项技术的来龙去脉，我专程去了趟以色列，我想知道为什么是以色列人最早发明了滴灌技术。

以色列加利利地区的自动灌溉系统（IC photo供图）

 

滴灌的前世今生

滴灌的起源已经被写过好多次了，很多人都知道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叫西姆查·布拉斯（Simcha Blass），是个出生在波兰的犹太裔水利工程师。他年轻时响应号召移民以色列，和几位同行一起开创了以色列国家自来水公司，为所有居民提供淡水。上世纪30年代时，一位以色列农民找到他，提醒他注意一棵生长在沙漠里的大树。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原因是一根埋在地下的输水管道在那棵树附近破了个小洞，水一滴一滴地漏了出来。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直到50年代他退休后终于有了空闲时间，这才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滴灌喷头。

滴灌技术发明人西姆查·布拉斯（右）

 

但是，实际情况远比上面这个简单叙述要复杂得多。“滴灌技术的发明得益于两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以色列农艺师拉姆·李萨易（Ram Lisaey）对我说，“一是‘二战’后塑料制造工艺的进步，使得布拉斯的想法得以实现。二是以色列独有的基布兹（Kibbutz）社区，为滴灌技术的推广提供了平台。如果没有基布兹的助力，这项技术不可能传播得如此广泛。”

滴灌技术专利的拥有者是一家名为耐特菲姆（Netefim）的以色列公司，李萨易在这家公司负责亚太地区的销售推广和技术支持。他拿出布拉斯最早发明的滴头模型给我看，原来那就是一个螺旋形的细塑料管，安装在主输水管的一侧。当水在主输水管里流动时，其中一部分水会从这根细螺旋管里分流出去，很像是主高速公路旁边分出来的一条小岔路。如果这条岔路修得足够复杂，行驶在岔路上的车速肯定会大大降低，水的流动也是如此，这才有可能从螺旋管上的一个开口一滴一滴地滴出来。如果直接在主水管上开个小孔，因为水速太快，滴灌就变成喷灌了。

在Sdot Yam基布兹社区玩耍的儿童，以色列独有的基布兹社区，为滴灌技术的推广提供了平台（IC photo供图）

 

李萨易又拿来一个现代的滴头给我看，那是一个用硬塑料制成的小方块，里面的构造复杂得像迷宫。如果把这个小方块安装在主输水管的一侧，水流进这个迷宫后速度大幅下降，便能从开口滴出来了。

换句话说，所有滴灌喷头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在主输水管旁边加一个分流装置，通过复杂的管道设计把分流装置里的水速降下来，以实现滴水的目的。

虽然原理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想做到在不同的水压条件下保持滴速一致，需要在滴头里面加装一个用硅胶薄膜制成的压力补偿装置，而滴头本身的制造成本又必须控制得极低才行，这就对滴头的结构设计和制造工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基布兹的帮助，这个要求是很难实现的。

基布兹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混合了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思想而在以色列建立的乌托邦社区”，或者可以更简单地定义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初期成立的农业合作社，当时以色列一下子涌进来大批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移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这批新移民便组成了很多基布兹，希望依靠集体的力量渡过难关。比如耐特菲姆公司的前身就是一个名为哈泽里姆（Hatzerim）的基布兹，最早是由125名男青年和5名女青年组成的。他们来到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Negav）开荒种地，但这地方是个年降水量只有100多毫米的沙漠，条件异常艰苦。干了两年后大家投票，只有63人选择留下，其余人都受不了跑掉了。留下的这63人最终成功地在这片沙漠里种出了粮食，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事后证明这件事对于以色列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周围没有一个盟友，一切都必须自力更生。以色列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精力在沙漠上发展农业，原因就在这里。

布拉斯发明了滴灌之后的头几年里一直找不到买家，因为当时没人认为水资源会宝贵到需要花那么大的投资去节约一点点水的地步。最终是哈泽里姆基布兹花了350万美元买下了该专利，并成立了耐特菲姆公司，开始生产滴灌设备。“哈泽里姆有两个优势让他们脱颖而出。”李萨易对我说，“第一，他们非常清楚这项技术的价值，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沙漠农民，深知水的重要性。第二，以色列的基布兹自成一体，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联系到其他基布兹，动员大家一起来推广这项技术。”

事实上，哈泽里姆很快就把滴灌专利免费转让给了另外两家基布兹，分别是位于以色列中部的马佳尔（Magal）基布兹和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伊夫塔赫（Yiftah）基布兹，三家基布兹联合起来向全世界推广这项技术，终于让滴灌走向全球。如果当初买下滴灌专利的是一家私人公司的话，是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后来的故事证明，哈泽里姆当初的决定太英明了。随着世界人口爆炸，以及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导致的降雨量不均衡，淡水资源迅速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因素之一。总部位于美国奥克兰的太平洋研究院自2010年起开始研究全球因为争夺淡水资源而引发的极端暴力冲突事件，目前已经积累了279个案例。根据他们的估算，到2050年时全球淡水资源需求量还要比现在再提高20%～30%，其中70%的淡水都将被农业生产消耗掉，缺水的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面对这场全球性的淡水危机，很多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加紧抽取地下水，但沙特阿拉伯的例子证明这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做法。这个国家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决定依靠抽取地下水来发展自己的农业，结果到2012年时沙特的地下水资源就已经用掉了80%，水井一直打到了1000米深的“化石水”层。走投无路的沙特政府不得不于2016年终止了小麦种植，回到了用石油换粮食的老路上去了。

另有一些国家选择了海水淡化这条路。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已建成了2万多座海水淡化厂，大约有3亿人靠它生活。但这项技术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加剧了气候变化，同样是不可持续的做法。

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各国农业部门都对节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节水效果最好的农业技术，滴灌迅速成为全球农业投资的热点。据李萨易介绍，目前耐特菲姆公司在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为35%，但中国只有3%，主要原因是盗版太多，这个不用多解释。次要原因是中国都是小农户，投资农业科技的意愿和能力都有限。相比之下，耐特菲姆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旱季时间太长，旱情要比中国严重得多，所以印度政府非常重视节水问题，为小农户提供了很多补贴。印度各大银行也响应政府号召，为小农户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所以印度在这方面反而走在了中国前面。

这件事意义重大，因为滴灌技术不仅能节约灌溉用水，还有很多其他优点。

加沙地区迎来草莓收获季，草莓是加沙地区最重要的农业产品之一，也是以色列少有的允许加沙出口至欧洲市场的农作物之一(视觉中国供图)

 

危机意识与精准农业

全球农民在使用滴灌技术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滴灌不仅适用于沙漠农业，还可以应用于很多其他场景，因为这项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植物根系不但需要水，还需要氧气。”李萨易解释说，“以前农民采用大水漫灌，水在沉入地下的过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导致根系缺氧，三分之一的时间导致根系缺水，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水氧比例达到最佳。滴灌就没有这个问题，可以让植物根系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

在李萨易看来，滴灌就是一项非常典型的精准农业技术。所谓“精准农业”，就是采用各种技术手段让植物始终处在最佳生长状态，同时又让所有的外部输入（比如水肥、农药等等）尽可能高效地被植物吸收利用，把浪费减少到最低，上文提到的励志果业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精准农业的绝佳案例。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精准农业的好处，滴灌技术得以迅速普及到了全世界。耐特菲姆公司在哈泽里姆基布兹建了家滴头生产厂，最近几年一直在满负荷运转，就连目前似乎并不缺水的瑞士也下了订单，希望能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水危机早做准备。我专程去参观了这家工厂，发现这家只有350名员工的工厂每天可以生产700万个不同规格的滴头，去年的年产量超过了200亿个，组装成的滴灌水管长度可以绕地球120圈。这350名员工当中有80%都是研发人员，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极少，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人，因为绝大部分工序都已实现了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

为了多赚点钱，这家工厂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专程前来付费参观。当然了，大家不仅是来参观滴头的生产工艺，更想看的是基布兹成员们的日常生活。根据导游利尔·马克（Lior Mark）的介绍，这家基布兹目前有1000多名正式成员，大家共用一个银行账户，每人每月只发2000新谢克尔（以色列货币，约合4000元人民币）零花钱，但所有其他开销，包括衣食住行和教育养老等等全都按需分配。

“以色列建国初期一共有280个基布兹，现在只剩下40个还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其余的全都私有化了。”马克告诉我，“这40个基布兹的共同特点就是非常有钱，比如哈泽里姆目前光是账面上的现金就有4.8亿美元。”

事实上，当初哈泽里姆之所以愿意花350万美元买下滴灌专利，就是因为当时的基布兹领导人意识到光靠农业没法维持这种共产主义生活，必须在农业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好当时以色列的塑料工业发展势头很猛，于是那位领导人决定买下滴灌专利，靠发展塑料工业赚到的钱来维持基布兹的正常运转（滴灌喷头的主要成分就是塑料）。事实证明这是个英明的决策，如今的哈泽里姆基布兹成员每天只需工作几个小时，其余时间大都用来发展个人的艺术爱好，过上了真正的乌托邦式生活。

我后来又去参观了一个已经私有化了的古夫洛特（Gvulot）基布兹，发现那家基布兹除了不再按需分配之外，其他方面都和哈泽里姆差不多，成员们依然住在一起，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决策，类似于一家股份平均分配给全体成员的大企业。

“以前那种按需分配的基布兹浪费非常严重，我们不像哈泽里姆那么有钱，没法维持那样的状态，只能实行私有化，每名成员必须先付钱才能享受这里提供的衣食住行和教育养老等各种服务。”古夫洛特基布兹的CEO对我说，“但我们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因为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会让一切都变了味，所以我们实行的是一种中间状态的私有化制度，基布兹平时的基本运作由一个核心团队负责管理，但其他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全体成员共同商量后再决定的。”

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这两家以农业为基础的基布兹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发展高科技。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隐秘的原因。

“因为传统农业不够酷，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种地了。”李萨易对我解释说，“所以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高科技，有时在外人看来甚至会觉得有些过，但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把农业变得像互联网公司那样酷，以此来吸引年轻一代投身其中。”

从我自己的采访经历来看，这绝不是以色列独有的问题。如今全世界的年轻人似乎都不愿当农民了，这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以色列人的解决方案说明，居安思危真的是写在犹太人血液里的一种品质。

从这个角度来看，滴灌技术之所以被以色列人首先发明出来，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以色列是个移民国家，早期移民大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精英，起点相当高，这就为整个国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以色列人虽然背景各式各样，但因为都是犹太人，彼此相当团结，正好可以发挥出人民公社制度的潜力。这个制度如果执行得好，有助于提高全体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并做出有远见的决策，哈泽里姆基布兹的故事就是明证。

第三，以色列把创新当成了国策，制定了各种政策法规加以扶持。这个国家非常重视教育，国内高校众多，质量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就为全民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所有这一切使得一大批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投身于发明创造的行业中来，整个国家充满了活力。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色列人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个国家本身资源匮乏，加之四面树敌，始终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所以几乎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让他们从小就学会了未雨绸缪，凡事都先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么做的结果反而让这个国家变成了沙漠中的一颗明珠，就拿农业来说，这个总面积只有2.1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小国如今已经变成了农业出口大国，去年的农业出口总额超过了24亿美元。

以色列人遇到的问题，人类迟早有一天也会遇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人只不过比我们先行了一步而已，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精准农业2.0版

从原则上讲，以色列人应对粮食危机的基本思路就是发展精准农业，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但滴灌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那些埋在地下的滴灌水管既不方便农民观察灌溉效果，也不容易做到精准施肥。再加上滴灌水管是用塑料制成的，容易被冻坏，所以滴灌技术对于环境温度是很敏感的，适用范围有限。

还有没有比滴灌更加精准、更加普适的农业技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设施农业。北京三环内就有一家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创建者是隶属于农科院的中环易达（AgriGarden）设施园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易达”）。基地的主体部分是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玻璃温室，但里面完全不像大家熟悉的蔬菜大棚，而是更像一座现代化工厂的生产车间，地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管线，温度和湿度全都被控制得非常精准。车间的地板上摆放着一排排书架，层层叠叠直达屋顶，架子上种满了绿色蔬菜，但却看不到一点土壤。原来这些蔬菜都是长在水里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无土栽培。

“设施农业和传统农业或者有机农业都不一样，这是一种完全人工的种植方式，管理者借助工业手段为农作物提供其生长所需的一切条件，包括水、温度、湿度、光照和营养等等。”中环易达的技术工程师陈轩对我说，“设施农业之所以成立，原因就在于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植物新陈代谢的秘密。植物并不在乎营养元素到底是来自农家肥还是化工原料，它们需要的只是溶于水的无机盐离子而已。于是我们只要把这些无机盐按照一定比例配好，溶在水里提供给植物就行了。事实证明这么做植物反而吸收得更快，能量效率也更高，因为植物不需要很长的根须了。”

陈轩是个留美硕士，专业就是植物学。据他介绍，无土栽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精准的农业栽培技术，因为管理者可以随时监控培养液中的无机盐含量，及时调整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和酸碱度，让植物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这一点即使是东北黑土也很难做到，因为植物生长除了需要氮、磷、钾之外，还需要很多微量元素，即使是最肥沃的土壤中往往也会缺少其中的某几样成分，导致植物生长达不到最佳状态，但无土栽培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种比最好的土壤还要好很多倍的植物培养基。

无土栽培在节水方面的成绩同样十分突出。因为整个环境都是封闭的，除了叶面蒸腾的消耗之外，几乎所有的水都可以被利用起来。中环易达的试验结果显示，无土栽培要比最好的土壤栽培节水70%～94%。如果仅从水资源的角度来衡量，滴灌根本不是无土栽培的对手。

植物生长当然还需要有光，于是科研人员在温室里加装了红蓝两色的LED人工冷光源，延长了植物的光合作用时间。该公司用这种方法种植叶菜，每年可以收获15～18茬，是普通日光温室的5倍，大田种植的12倍。

当然了，如果仅从能源利用的角度来考量，这个做法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但人工光源最大的用处在于为高纬度地区的冬季温室，以及像地下室或者外太空这类特殊场合的温室提供光照，北京的这个温室很可能是不需要的。不过有研究显示，植物在不同的生长期需要不同波长的光照，如果红蓝光比例调整得好的话，可以增加蔬菜的维生素含量，或者改善蔬菜的口味。

法国斯特拉斯堡，“可食用地堡”中种植的蘑菇。“可食用地堡”是一个由19世纪军火库改造的农场，种植有机蘑菇等(视觉中国供图)

 

像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售价一定很高吧？中环易达董事长魏灵玲博士告诉我，他们生产的叶菜售价只相当于普通蔬菜的2～3倍，比有机蔬菜便宜。“菜市场卖1～2块的菜，我们卖3～4块，但我们的菜品质好，而且没有残留和污染，既新鲜又安全。”魏灵玲说，“因为我们的菜绝对不打农药，也没有任何重金属或者抗生素残留，吃起来更加放心。”

确实，真正用于生产的无土栽培温室都是全封闭的，虫子进不去，所有的营养液也都要先消毒后才能提供给植物，完全不需要打药，重金属和抗生素残留自然也不可能有，肯定要比有机蔬菜干净得多。但无土栽培的理念和有机种植正相反，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有机的反面，不可能拿到有机认证。而普通老百姓大都只认有机标签，不认无土栽培，所以这里生产的菜卖不出高价。

“无土栽培菜在南方卖得还行，广东市场上已经可以占到20%左右了。”魏灵玲说，“广东人本来就喜欢吃绿叶菜，再加上他们的意识比较超前，所以卖得好。北方相对差一些，主要是消费者的意识还没跟上。”

确实，如果不考虑情怀，只比较产品质量的话，无土栽培菜无疑要比有机蔬菜好得多。但目前无土栽培菜的市场表现远不如有机蔬菜，这个市场还需要慢慢培养。

虽然现状尚不能令人满意，但这个产业潜力大，吸引了很多投资商，政府也很支持。作为一家示范基地，中环易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那些投资者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选择最合适的技术和产品。

“如今设施农业非常热门，金融地产和互联网资本都进来了，钱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魏灵玲说，“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技术体系还不够健全，缺乏专业人才。中国的农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去种菜，我们只能想办法培训农民，争取把他们变成专业的农业技师。”

据魏灵玲介绍，设施农业搞得比较好的国家有日本、美国、以色列和荷兰等，其中排名第一的无疑是荷兰。别看荷兰土地面积不大，但如果按照产品价值来计算的话，荷兰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荷兰的温室蔬菜。中环易达的合作方之中有很多来自荷兰的公司，他们使用的很多温室技术也都来自荷兰。

像荷兰这样一个总面积只有4万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再次出发，去寻找答案。

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垂直农场。垂直农场是一种新型室内种植方式，它的出现在于解决资源与充分利用空间，能有效地扩大农作物生产面积和产量(视觉中国供图)

 

食谷的秘密

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这所大学是公认的全球农业大学三强之一，另外两强分别为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均为美国的大学。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农业最强国，与那两所大学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同样，荷兰农业之所以领先于世界，也和瓦赫宁根大学有很大的关系。

瓦赫宁根大学的前身是1876年成立的一所农学院，1918年正式升级为公立大学。学校位于荷兰中部的一处谷地之中，这地方的土壤条件相对较好，形态多样，是荷兰的农业基地。“二战”结束前一年，被德国占领的荷兰经历了一次大饥荒，饿死了将近2万人，因此荷兰成为西方世界最后一个经历过饥荒的国家。痛定思痛的荷兰人决定大力发展农业，力争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从这一点来说，荷兰和以色列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具有强烈危机意识的国家。

像荷兰这样土地贫瘠的小国，要想自力更生，只有走高科技和集约化的道路。于是荷兰政府大力扶持瓦赫宁根大学，很快将其打造成全世界最顶尖的农业大学，不但为荷兰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才，还吸引了很多农业研究所和科技创新公司在学校周围建立了研发基地。为了打通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壁垒，瓦赫宁根大学和聚集在学校周围的一批研究机构合并，改名为“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以下简称“瓦大”）。后来有人模仿硅谷的叫法，把学校所在的这块谷地称为“食谷”（Food Valley），瓦大在食谷的地位就相当于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地位，两者都是全球科技革命的领军者。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是公认的全球农业大学三强之一

 

因为政策对头，执行到位，荷兰很快就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但是，居安思危的荷兰人意识到未来的农业不但要追求高产，更需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于是，荷兰人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高种植技术的精准度，以此来减少农业对环境的破坏。经过多年的积累，瓦大在这方面的科研实力冠绝全球，我特意去参观了该校的温室，里面真像个万花筒，研究什么的都有。我还看到了几株香蕉树，他们居然想把这种热带地区最常见的农作物搬到温室里来。我当时还质疑这个做法到底有无必要，几天后就看到全球香蕉产业面临真菌污染威胁很可能要绝收的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温室就成了香蕉最后的避难所。

正因为背后有瓦大的强力支持，荷兰的设施农业强大到了其他国家根本追不上的程度。就拿最常见的西红柿来说，全球产量最高的国家当然是中国，但生产效率最高的则是荷兰，其单位面积的西红柿产量竟然是中国的37倍！事实上，这个数字比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也高出了将近30倍，其他国家已经很难望其项背了。除此之外，荷兰的辣椒和黄瓜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排名世界第一，梨排名世界第二，胡萝卜排名世界第五，土豆和洋葱排名世界第六。瓜果蔬菜领域荷兰如果自认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荷兰的瓜果蔬菜不仅产量高，而且资源消耗量反而更低。比如荷兰人每生产1公斤西红柿只需消耗8升水，中国的这个数字是荷兰的30倍。再比如，荷兰纬度很高，冬季气温低，日照时间短，本来不适合发展温室，但聪明的荷兰人利用地热来为冬季温室保温，用风力发电来为温室提供人工光照。这两条措施加在一起，使得荷兰的温室蔬菜卖得比大田蔬菜还要便宜。

值得一提的是，荷兰人并不想独占这些新技术，而是一直试图向全世界推广，因此该校把招生范围扩大至全球，从第三世界国家招募了大批留学生。目前一共有来自全球125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该校学习，中国留学生占比10%，是人数最多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屈东玉就是该校的博士毕业生。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瓦大主办了一个面向全球大学生的城市温室设计挑战赛，参赛者需要根据主办方提供的一处真实场景设计一个实用性的农业温室。去年的第一届挑战赛选择的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处废弃监狱，今年则选择了东莞虎门滨海湾新区的一块旧农地。作为此次挑战赛的协办方，碧桂园准备将这块地方升级改造成一个城市农业公园，向民众展示精准农业的魅力。

“高科技温室生产的蔬菜价格肯定会贵一些，但问题在于目前很多大田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产出的蔬菜农药残留多，质量很差，这些问题都没有在价格上体现出来。”瓦大植物系专门负责设施农业的斯贾科·巴克（Sjaak Bakker）教授对我说，“目前荷兰最好的高科技温室虽然需要一定的前期投资，但因为产品质量高，产量大，污染小，只要坚持种下去，经济上一定是划算的。”

“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晚，水平有待提高，等未来我们的产量上去了，情况肯定会变好的。”魏灵玲对我说出了她对未来农业的设想，“未来地球人口爆炸，粮食肯定紧缺，大田就应该全部拿来种粮食，而那些沙漠、盐碱地、住宅阳台、地下室、废弃厂房甚至地下室、山洞等等闲置空间则应该用来种瓜果蔬菜，这才是效率最高的做法。”

关于最后这一点，瓦大食品生物研究院的刘珍博士有自己的看法。“目前人类生产出来的粮食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浪费掉的。而蔬菜水果的浪费情况最为严重，有45%的产量都没有进到人的嘴里。”刘珍对我说，“从营养的角度看，如果这些浪费能够避免的话，仅靠现有的土地就能多养活20亿人。”

刘珍所在的研究机构的主攻方向之一就是蔬菜水果的采后保鲜技术，瓦大有专门的实验室用于这方面的科研。比如，为了研究如何减少瓜果采摘过程中的机械伤，瓦大添置了一台快速3D成像设备，可以在不到0.1秒的时间里判断出瓜果表皮是否有损伤。类似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们设计出最合理的采摘和码放工序，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荷兰水果从树上到仓库只需经过一道工序，而中国平均需要10道。工序越多，瓜果遭受机械伤的可能性就越大，浪费也就越严重。

再比如，瓜果蔬菜是活的，即使被采摘下来之后依然在呼吸发热，所以降温就成了采后保鲜最关键的一环。瓦大的研究表明，不同的产品对于温度有着不同的要求，比如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番茄品种最适宜的保存温度是12℃，但刘珍告诉我，中国的运输商要么不做任何处理，任由番茄过热腐烂，要么把运送番茄的冷藏车设定在4℃，导致番茄被冻坏。

“西方国家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消费端，而中国主要发生在供应链的前端，所以这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很大的。另外，很多食品浪费是隐性的，比如蔬菜如果采后处理不当的话，大量维生素就会损失掉。你以为买到的是营养，其实只是水而已。”刘珍对我说，“问题在于，保鲜技术的研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技术含量却不算高，很难发论文。而中国的科研体系一直是以论文为导向的，因此没人愿意在这方面花时间。中国至今没有建立一个研究采后保鲜技术的研究机构，导致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非常落后。”

刘珍在中荷两国都做过科研，一语道破了两者的关键差别。农业是一个实用性很高的科研领域，如果不把科研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瓦大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

德国拜耳公司的农药研究专家在检查样本（袁越 摄）

 

结语

说到减少食品浪费和损失，其实农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研发出来的。但是，老百姓似乎都对农药谈虎色变，觉得这是邪恶的科学家们制造出来的毒药，会把人慢慢毒死，因此减少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就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从菜市场买来的蔬菜水果恨不得先用刷子刷好几遍才敢吃。

我趁着这次去荷兰采访的机会，顺便去了趟德国，参观了生命科学领域很重要的一家创新型企业拜耳（Bayer），我想看看农药都是怎么研发出来的。

我自己曾经在制药企业工作过，对药品研发的过程相当熟悉。我惊讶地发现，农药的研发和人用药的研发过程差不多，甚至还要更加复杂。比如拜耳也有一个包含270万种不同化合物的分子库，大部分新农药都是从这个库里筛选出来的。每一种有潜力的化合物都必须经过无数次检验与风险评估，判断它到底有没有用，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只要有一点不满意就会被淘汰，这些步骤和人用药的研发过程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农药最终是要释放到环境中去的，所以农药的研发者还必须考虑环境影响，所以科学家们还要拿鸟类、昆虫和水生生物等各种非标靶生物做实验，看看这种药是否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问题在于，世界上的动植物种类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项实验从理论上讲就是个无底洞。如果在这方面要求太过严格的话，研发时间和经费都会变成天文数字。

根据拜耳公司提供的数据，如今市面上一种新农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为2.86亿美元，大约是人用药的三分之一；平均研发时间约为11年，和人用药差不多；专利保护期和人用药一样，都是20年。可是，农药的价格要比人用药低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新型农药越来越少的原因。

可惜的是，无论研发者们多么小心谨慎，农药仍然无法逃脱骂名。比如最近30年欧美等地的蜜蜂种群数量有所减少，很多人立刻把矛头对准了农药。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蜜蜂种群数量的减少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包括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农作物种类的变化、病毒病菌的传染和养蜂人数量的改变等等都会对蜜蜂种群产生影响，农药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而已。事实上，欧洲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的蜜蜂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事件和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导致的大量养蜂人改行有很大关系。随着养蜂人数量的回升，欧洲的蜜蜂种群数量已经开始上升了。

但是，不管怎样，农药毕竟对某一类生物是有一定毒性的，如果仅从环保的角度来看，肯定是越少用越好。问题在于，人类同样也是要吃饭的，难道我们就看着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被虫子吃掉吗？农业和环保之间的矛盾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

采访结束的前一天，拜耳的工作人员带我去参观了一家位于科隆郊区的私人农场。农场主名叫伯恩德·奥里格斯（Bernd Olligs），今年已经51岁了。他是第六代农民，家里拥有115公顷的土地，还和另外4人一起管理着400公顷的农场。他和拜耳签订了协议，公司有什么新产品都会先在他这里试用，所以他的农田里各种杀虫剂、除草剂用得很多，在环保人士看来一定是不合格的。但是，我去参观的时候却发现农田里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天空不断有鸟儿飞过，土壤里的虫子也随处可见。最妙的是，这里的各种小昆虫非常多，随便走走就会碰飞好几只。

奥里格斯告诉我，他事先仔细测量了农场的土壤肥力，找出了一些肥力较低的边角地块，然后他在这些地块上种植了很多当地野生植物，其中很多都是开花植物，吸引了不少昆虫前来定居。

“这些地块本来产量就低，种粮食也挣不了几个钱，我索性将它们还给大自然，变成野生动植物的避难所。”奥里格斯对我说，“不过，我并没有任由野草生长，而是精心挑选了一些有助于益虫生长的本地野生植物，所以这里的野蜂和瓢虫非常多，它们的存在不但有助于保护物种多样性，还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奥里格斯的农场让我想起了几天前采访瓦大土壤博物馆时馆长曼特尔对我说过的一段话：“我认为最环保的做法就是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那些地处穷乡僻壤的低产农田，尤其是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梯田，就应该还给大自然，用于保护物种多样性。对于那些平原上的低产田，则应该采用休耕的办法休养生息，等哪天这块地养肥了，再重新发展农业不迟。对于现有的高产田，那就必须继续发展现代农业，采用目前所能掌握的最先进最高效的可持续农业技术，尽一切可能提高产量和生产效率，以此来喂饱国民。”

仔细想想这段话，我觉得曼特尔馆长把“精准农业”这个概念的内涵说尽了。

那天在瓦大采访结束后，我乘车离开荷兰前往德国，一路上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以及保护得很好的湿地公园。荷兰不但是一个农业强国，同时也是一个环保强国，因为他们的农业效率高，有足够的资本把大片大片的土地都留给了大自然。荷兰老百姓既能吃得安全健康，又能随时走近大自然，享受美好环境带来的愉悦。

这，才是未来农业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