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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的方法论

作者:admin 2020-02-11 我要评论

女排精神不是口号,而是一代代女排教练和队员从排球规律中总结出的胜利方法论。它是身体、智谋、协同合作的作品。 在日本举行的2015年女排世界杯赛上,中国队得...

“女排精神”不是口号,而是一代代女排教练和队员从排球规律中总结出的胜利方法论。它是身体、智谋、协同合作的作品。

在日本举行的2015年女排世界杯赛上,中国队得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精神符号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花车巡游里,中国女排压阵出场。女排姑娘们和教练团队身穿红色的中国队队服,手举鲜花,围绕在巨大的花篮造型之下。花车缓缓驶过,中国女排和车身上醒目的大字“祖国万岁”点燃了全场和电视机前观众们的情绪。在2019年9月29日结束的世界杯上,中国女排以11连胜卫冕成功,拿下了第十个世界冠军。沸腾的气氛不仅仅因为这一次的战绩,只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有所了解就明白女排对于国人的分量。1981年的世界杯上,中国女排夺得了她们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是一个时代坐标。原中国体育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家鲁光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轰动的业绩,什么都没有,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一看,世界已经发展得那么好了,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未来还有没有希望?体育成了人们寄托厚望的载体。

鲁光当时是国家体委教育处处长,女排出征世界杯前他曾经随队到北京大学做客。“北大学生一拥而上,把队员给瓜分了。东一堆、西一堆被团团围住。本来欢迎会在礼堂举行,结果礼堂里就进来周晓兰一个队员,学生们把她抬起来,抛到舞台上,又将她从舞台上扔到台下。后来欢迎会只好改到五四广场开,当时学生们喊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鲁光说。夺冠之后的女排更是迅速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鼓舞力量。她们面对强大对手顽强拼搏最后取得胜利的事迹映射到改革开放面临的薄弱国力和各种困难的现实中,《人民日报》报道夺冠消息而配发的评论标题就是《学习女排 振兴中华》,在随后的媒体报道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都在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学习女排为祖国荣誉而战的拼搏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苦干精神,越是形势险恶越是团结战斗的优良风格。

在中国,女排早就被树立成一个符号。但是,跟很多时代性的典型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匮乏落后的国家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女排却没有“时过境迁”,将近40年的时间里,虽然有高峰和低谷,实力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它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一代代女排教练和运动员对于排球运动规律的专业掌握和娴熟运用的结果。普通人看排球比赛,关注点都在运动员网上的那个奋力一扣,为了实现这个动作,背后是肌肉训练、团队协作、经验、智谋甚至灵机一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系统。

女排的成绩不是依靠打鸡血和造魅,精神符号和“感动中国”是有方法论支撑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女排精神,依旧动人,这是业务精湛和专业主义的胜利。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队员与教练袁伟民在一起(中国体育图片供图)

 

上万次的练习

中国女排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就是刻苦训练,可以说是勤奋和汗水首先领她们走上了世界冠军之路。这却不是简单的“传统美德”,它是由排球运动的特性决定的。三度执教中国女排,并在1990年带领女排获得世锦赛亚军的胡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三大球中,排球的技术动作不是日常生活里会用到的。篮球是小孩拿个皮球就会拍,足球是看到小石子也能踢一下。排球动作都是为了比赛专门设计出来的,再加上场上队员要有精密的配合,想要打好不容易掌握。排球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熟能生巧,从量变到质变。训练量越大,摸球次数越多,水平越高。中国排球一直讲‘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就是这个道理。”

鲁光曾经在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之前,驻队20多天,亲眼目睹过训练的艰苦。“男教练站在高处往下扣球,那个球特别有力,她们其实也不敢接,就闭着眼睛接。接不好,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忍受不了,还在忍受,练得受不了了,教练还在折腾。她们就恨袁伟民,但是过了这个极限,又非常尊敬和爱戴他。我问她们为什么要这么练,队员说,跟苏联队比赛吃过鸭蛋,有一局0∶15输了。隔着网看苏联队员,大腿比她们的腰还粗,人高马大有力量。她们就得加大难度,忘我地练习,要不然对付不了对手。”鲁光说。

受伤在所难免。鲁光说:“有一次杨希的肌肉断了,躺在床上肌肉都是鼓起来的。平时她们有一个小时休息都高兴得要命,可受伤了根本躺不住,听着球场里的声音。我问她,你家人看过你这么训练吗?她说,如果家里人看见我这么训练早就把我领回家了。曹慧英当时27岁,正是好年华,练得很惨,脸色苍白。老百姓说她是祥林嫂,她说,祥林嫂是被逼的,她是心甘情愿练的。当时,她们队里有一个思想,不付出超人的代价,就取得不了超人的成绩。想拿世界冠军那么容易吗?是要打败所有的队,必须得顽强拼搏,包括刻苦训练,包括回不了家,没时间谈恋爱。”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获得第三届世界杯冠军(新华社供图)

 

这些所见所闻后来被鲁光写成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1981年11月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后,人们想知道冠军背后的故事,已经出版的《中国姑娘》风靡一时。就是在《中国姑娘》的书中,鲁光提出了“女排精神”的说法。“说实在的,她们的训练生活远不如比赛场景那么好看。但是从训练中,又能看到许许多多在比赛场上看不到的动人情景。生活是那么单调,训练时那么艰苦,但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却心甘情愿默默地忍受着。”鲁光写道。

40年后,鲁光跟我说:“写报告文学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女排的训练打动了我。无论她们拿不拿冠军,我想歌颂的是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状态。那个时候全国百废待兴,需要一种精神力量。”

中国女排有句广为流传的励志金句“要想取得超人的成绩,必须付出超人的代价”,其实是从袁伟民时代起,赢得比赛的门槛。胡进说:“正常比赛一般两个小时,加上准备活动在三个小时左右。我们的训练课要超过比赛时间。另外要考虑到体能,如果打五局怎么办?比赛中甚至可能连续几天都是打五局,队员的体能哪里来?要通过加强训练来解决。还要想到摸球次数,我们有一个理念,每天训练一千次、一万次,实际上就是为了比赛中的一次、两次球把它打好,把它抓住。”

排坛名将张蓉芳(中国体育图片供图)

 

 

 

扛得住练于是成了教练选队员的一项考虑因素。何琦是90年代郎平执教国家队时的主力二传手,中国女排夺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和1998年世锦赛亚军的成员。她的技术扎实,传球被球迷赞美为“犹如教科书一般”。可当初她入选国家队和打上主力,外界并不理解,都说郎平胆子大,因为她来自联赛成绩并不好的云南队。郎平在自传中解释:“刚来国家队我也没太看好她。她基本功有些问题,站在二传的位置,球传不到四号位,手指力量不好,传球动作也不对。不过我发现何琦有很突出的优点:第一,她非常刻苦,你怎么练她,她不叫苦;第二,她传战术球,分配得非常好,中国队主要就是打战术。”

郎平把何琦从二组调到一组,何琦自己都吓一跳,没想到主教练会看中她。20多年后,何琦现在也已经是女排教练,对郎平当年的选择深有体会。何琦说:“我的专注度和想改进的决心让郎导看到。因为我现在是教练员,队员有没有决心把球打好,平时的训练中是能展现出来的,也是教练马上就能够看到的。那些足够努力的队员,教练要想通过哪些手段和训练方案,把她们塑造到哪些方向,然后中长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即便现在,郎平组建复合型教练团队,配备专业的体能师、康复师和科研团队,看起来科学性比从前的年代进步很多,但刻苦训练依旧是基础。葛春林是中国女排2013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周期的科研团队负责人、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他说,在漳州和北仑的时候,能看到女排队员吃完晚饭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加练教练指出的问题,训练之后还要写训练笔记,郎平会抽查批改。“针对二传的训练,我们给丁霞设计了一个练习传球的网兜。她要传球有速度,还要有高度,同时用高速摄影机拍摄。她的过网点、传球弧度对不对,我们要反馈给她。这样经过上万次的练习才达到要求。”葛春林说。

排坛名将周晓兰(中国体育图片供图)

 

只要不放弃,就能有机会

女排被业内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比赛,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与俄罗斯队的决赛。世界女排日趋大型化、男子化,身高就成了衡量实力的指标。中国队和俄罗斯队的身高相比,处于明显劣势,主攻的差距在17厘米之多。中国队却在先输两局之后,连扳三局赢得了比赛。中国排协官方杂志《中国排球》前主编、排球评论员杨玛俐说:“打到第四局,21∶23中国队落后,我觉得肯定输了,俄罗斯当时已经领先两局,再赢两个球就赢了。结果她们大个子咣咣锤,我们6个人都在拼命防起来再反攻,防起来再反攻。俄罗斯认为一定能打死,中国就是不让她们打死。第五局,俄罗斯更想一锤把中国打死,她们就着急,出现失误,最后输了比赛。”

扣人心弦的反败为胜其实是排球规则形成的竞技特点。袁伟民就写过:“排球比赛没有时间限制,只要符合规则,不成死球,球可以无限制地来回。只要不得分或不失分,球可以无限制地转换发。这个特点决定了排球比赛中,反败为胜的机会比较多。”永不言弃既是中国女排的比赛作风,也是从袁伟民时代就传下来的。为了取胜做刻意练习,人为地制造磨砺机会,让一组从落后局和落后比分打起,赢不回来就要补课。“经常这么磨炼,动真格儿的,运动员头脑中就形成了这样的意识,只要对方不到15分,我们就还有胜利的希望,就要争,就要夺。”袁伟民写道。

跟郎平一直工作了整个里约周期的葛春林说:“排球比赛之前,通行的做法是开一次赛前准备会,而郎导开两次。第一次准备会是先看对方的比赛录像,一轮一轮地看,看的过程中,向队员提问,这个队有什么特点,应该怎么打。第二次准备会才是郎导主要发言,具体讲一轮一轮怎么打,这样布置的话,就比较细致了。”女排队员自己也会商量。徐云丽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主力副攻。她说,比赛前队员会有单独的交流,把能够想到的赛场上的状况都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连输两局怎么办,2∶2的时候怎么打。万一不顺利,有应对的方法。只要不放弃,就能有机会。

2016年8月8日,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第二场中国队对战意大利队的比赛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齐诺体育馆进行,最终中国队3∶0战胜意大利队。图为徐云丽扣球(中国体育图片供图)

 

那些最危机的时刻,球迷们紧张得窒息,运动员们如何做到沉着呢?徐云丽说:“我们上场也会紧张,但随着比赛的深入,会进入到忘却自我的状态。不会去想到场外的东西,没有杂念,整个注意力都在球场上。还有平时训练的积累。比赛时肯定会有所打折,但是如果平时对自己的要求高,赛场上肯定会有办法去解决。我们把能想到的困难都想到了,技术也做了准备,寻找和等待的就是反败为胜的机会。”

这种刻意练习出来的韧劲儿也影响了运动员的选择。徐云丽在伦敦奥运会之后进入了迷茫期,身体伤病,技术状态都在往下走,本来有退役的打算,却被郎平重燃斗志。徐云丽说:“她觉得我退役可惜了,经验、年龄都在一个比较好的阶段。伦敦周期对于我们那一批运动员来讲是一个遗憾。拿冠军是每一代女排运动员的目标,我对能参加第三届奥运会的机会很珍惜。”

珍惜机会说起来轻松,实现起来却需要惊人的忍耐力。2015年春天,徐云丽的膝盖韧带断裂,需要手术和长时间的康复。“韧带断了之后,要从腿上取出一个肌腱接到膝盖里去,打钢钉。然后,软骨是有裂开的,要在软骨上凿好几个洞,让软骨重新再生。最后还有一个半月板的问题。手术之后还要康复,先要把肌肉撕开,让它有个活动的幅度,这个撕扯的过程,每天都是一个号啕大哭的状态。下床之后,还要像小孩学走路一样重新开始,在水里学习怎么迈腿,怎么抬腿。”徐云丽说。身体上的痛苦还只是一部分,内心的焦灼把她推到了极限。“康复是个相当长的时间,运动员的黄金阶段是很短暂的,我那时候已经27岁了,而且我躺在床上,对手却在每天进步。那时候真的没有人知道我能恢复成什么样子,很多人不看好我的运动员生涯,但我得坚持下去。”徐云丽说。

后来的故事排球迷们都知道的,徐云丽站到了里约的赛场上,是队里排在朱婷之后的第二得分手。

2016年8月17日,里约奥运会女排1/4决赛,中国女排战胜巴西队后庆祝

 

团队协作

杨玛俐曾经是北京队的球员,郎平的前辈,报道了30多年的排球比赛,跟历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都很熟。她说:“同样是集体项目,篮球和足球如果一个队员水平高,可以从这头儿带到那头儿得分。排球规则里每个球不能一个人打三次,不能连着打两次,所以这个球必须经过三个人的手,要想赢必须讲究集体协作。”

团队协作不是非必需的优秀品质,而是队员们像纪律一样遵守的硬性规定。袁伟民在书中写道:“要想在排球比赛中熟练地打出多样的战术配合来,运动员平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就要配合得非常协调。如果攻手与二传之间,思想上有疙瘩没解决好,就必然会在球场上反映出来,影响配合。”辉煌如老女排,做到这一点也是特别修炼的结果。1979年,女排访日的最后一场比赛上,中国女排以2∶0领先到第三局,孙晋芳和郎平求胜心切,一着急火气就上来了,主二传和主攻手的矛盾在赛场上发生了,导致场上乱了阵脚,输了比赛。“回国以后,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不但使孙晋芳、郎平提高了认识,吸取了教训,也使得全队从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团结是集体项目的生命。”袁伟民写道。

等到郎平做了教练,团队协作也成为她自己带队伍的考量。重用何琦,除了因为她最抗练,还有她能忍。郎平在自传里写道:“何琦任劳任怨,攻手说她几句,哪怕说得不对,她能忍。二传是场上核心,度量要大,都能和攻手搞好关系。她人正,不自私,不算小账,不计较个人得失。”何琦的心中有全局观,她说:“每个球都要经过二传的手,教练的意图、队伍的打法都是二传来展现的。出现困难的时候,二传肯定要多担当。比如说,攻手哪个球被拦死了,我主动承担下来,说是因为我没传好,下次我会传更好的球给你。因为她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这些压力可能会对后面的比赛有影响,二传多担当,攻手会解脱一点。”

团队协作甚至被总结为里约周期中国女排能够胜利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葛春林说:“我们给它起名叫做互补能力,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允许队友犯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后面有人来弥补。一传没传好,二传来调整,二传没传好,扣球时来调整。场上队员绝对不能互相埋怨,绝对不许说你没传好,你让我怎么打。里约周期里经常出现上一个位置球员传球或者接球不利的情况下,后面球员想方设法调整,将损失降到最低,又为下一个位置球员做好铺垫的例子。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中国队的进攻效率。”

除了克服场上的不团结,其实从袁伟民时代起,中国女排就有意识地训练队员们的凝聚力。袁伟民的做法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训练指标,一个人动作完成不好就要株连组内其他人。“这样的训练,一开始必然会出现矛盾,甚至会互相埋怨。这不怕,就是要使她们从埋怨练到不埋怨,练到互相鼓励,互相弥补。”袁伟民写道。时光荏苒,到了里约周期,女排依旧有意识地训练协作。葛春林说:“女排队员不仅训练在一起,去食堂吃饭也要一起,着装必须统一。郎导给队员总结分析,强调得分是集体的功劳,失分也是集体的。这种高度团队协作意识,抵消了技术上的短板,在里约奥运会的艰难时刻拧成一股绳,最终赢得了冠军。”

冯坤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赢和输的复杂性

女排自1981年第一次夺冠以来,为中国赢得了10个世界冠军,跟胜利相伴的,也有输球的苦涩。排球的技术实力有明确的客观标准,队员的身高、体能,每个位置的成功率、失误率、得分,每个技术动作的规范性都能用数据展示出高下,可即便如此,比赛结果还是充满了悬念。

赢和输具有复杂性。1990年世锦赛在北京举行,女排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拿冠军。胡进说:“老女排已经退役了,我们组建了一支年轻队伍重新创业。队员们确实打得很好,一路进了决赛,却1∶3输给了苏联队。我们已经具备了实力,机会也很好,没拿冠军的一个因素在于,赛场规则发生了变化。国际排联规定探头球不能用拦网去抓,可我们当时的两个副攻赖亚文和李月明专门练的就是这个技术,运用已经很熟练了,一下子改,不是很习惯,另外有些机会已经养成了使用这种技术的意识,所以一抓就被裁判吹掉了。”

除了这种不可控的偶然因素外,对于主教练来讲,比赛犹如打牌,某种程度上,教练既没办法决定自己手里摸到什么牌,也取决于对方手里有什么牌。比如说,身高是排球比赛中的一个客观优势,但是像美国队的海曼、中国队的朱婷等人,可遇不可求。体能、排球技术在短期内进步空间也有限。胡进说:“悉尼周期那批队员是很努力的,可当时古巴队、俄罗斯队和巴西队是鼎盛时期。正常打,我们能赢的机会很小。悉尼奥运会之前的几年里,跟她们交手几乎没有赢过。最后半决赛跟俄罗斯打,我们发挥了比较好的水平,可每局都输了两分。”

中国女排的成绩有高峰也有低谷,对手也有周期。伦敦周期里巴西队一家独大,到了里约周期,中国、美国、塞尔维亚、荷兰等群雄并起,巴西队反倒因为队伍老化,4年里再也没拿过世界大赛冠军。看了世界排坛起起落落30年的杨玛俐说:“打球这件事,你要有好队员、好教练、好机遇、好运气,要看队员的情况、训练的情况、对手的情况。世界冠军是很多因素决定的。”

中国女排招募的新兵和老将在主教练郎平的统率下在北京集训,备战8月份的世界女排大奖赛

 

教练能做的,是在这些变量间闪转腾挪。杨玛俐说:“2001年陈忠和组队,选了一批全新的运动员,这些年轻人第一年就在日本拿了冠军。记者问他怎么挖出这么多好队员的?其实他那会儿真没有什么突出的队员,可经过调教和组合,队伍的功能特别全面,有一个自由人张娜,一个接发球很好的周苏红,还有一个好二传冯坤。普通人看比赛关注的都是最后那个扣球,可要是没有前面这些位置,球根本就运不到扣的那个人手里。前面这些位置打得好,就能有更多的机会。”除了把选择范围内的队员进行排列组合,搭配出最有可能赢得比赛的阵容,教练还得在临场指挥中发挥智谋,加重赢的砝码。杨玛俐说:“陈忠和第一次带队参加亚锦赛的时候,特别满意自己的临场指挥。他觉得暂停和换人的机会抓得都特别好,关键时刻换上去的队员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拿奥运冠军那场也是如此,最后把张越红换了上去,就是张越红把俄罗斯队的球给打死的。”

既然无法从头打造完美的球队,就需要对运动员的技术特点、心理状态甚至性格有深刻的了解,才能用人用到位。杨玛俐有一次听袁伟民向年轻教练员传授经验,强调要摸清每个运动员的性格才能激发出她们的最大训练潜力。“练极限训练,张蓉芳说不练了往外走,教练说你走了就别回来。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必须把她叫住,因为她如果走出去,就真不回来了。但如果是陈招娣,不用操心,她自己就会回来。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他把自己的运动员都了解透了。”杨玛俐说。

2004年的奥运会决赛,中国对战俄罗斯,比赛惊心动魄。赵蕊蕊因为受伤缺席比赛,陈忠和派出了张萍。杨玛俐说,赵蕊蕊是绝对主力,谁站在她那个位置上,如果内心不强大,会被口水淹死,因为大家会对比。张萍是个年轻球员,她性格特别好,你给我球我就扣,我就这水平能发挥什么样就什么样。她不怯场,现场发挥就不打折扣,真的她就能顶下来。(实习记者赵怡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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