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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王”陈渠珍:半新半旧的引路者

作者:admin 2019-10-05 我要评论

我于是就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27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份勇气,离开了我那个学校,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

“我于是就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27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份勇气,离开了我那个学校,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19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

2012年7月,陈渠珍骨灰从长沙迁葬凤凰。图为黄永玉设计的陈渠珍墓,墓前铜像正是曾与陈肝胆相照的藏族少女西原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

1922年8月,当年轻的沈从文从湘西军中来到北京北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住下,在旅客登记簿上填下“沈从文,年20岁,学术,湖南凤凰县人”时,他也许又想起老长官陈渠珍在他临行前说的那番话:“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放弃军中书记官的位置,到北京寻找不确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陈渠珍所办的报馆,在印刷工人赵奎五的开导下,读到了《改造》和《新潮》,以及刊登郁达夫、郭沫若作品的创造社刊物。10年后,沈从文在自传中写下自己接触这些读物后的思想变化:“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不久,在生了一场40多天的大病,目睹好友陆弢的意外死亡后,沈从文下了决心:“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

在那个时代,像沈从文这样为现代报刊所宣扬的“五四”新思潮召唤到大城市来的青年,比比皆是。个人命运与“追求自由”“改造国家”等宏大命题一经结合,一种新的文化视野和参与历史的可能,便让他们蠢蠢欲动。用不了多久,沈从文就会在北大周围遇到诸如刘梦苇、陈翔鹤、冯至、蹇先艾、丁玲等一大批旁听生。沈从文的特殊性在于,在湘西那样历来封闭荒蛮的世界,竟能看到刚刚出版的新文学刊物,而这一切与这位大他20岁的凤凰老乡陈渠珍密不可分。

陈渠珍(1882~1952),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在他的治理下曾保持近二十年的稳定发展

 

1922年,陈渠珍40岁,从前任田应诏手中接过湘西军政大权业已两年。在他1934年底被湖南省主席何键逼迫交出实权之前,这位日后的“湘西王”还有12年时间去打拼一段属于他的湘西时光。

由于当地历史上一支属于湘军序列的“筸军”的存在,凤凰出了不少将军,子弟皆以从军为荣。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便曾因军功做到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还曾是随罗荣光镇守大沽炮台的一员裨将。因而1917年,当父兄皆不在身边,母亲又担心儿子学坏时,不到15岁的沈从文加入当地军队,便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沈从文最先加入的是张学济担任司令的靖国联军第二军,一同驻扎辰州的还有田应诏的第一军,陈渠珍当时是田应诏手下的一名团长。沈从文最初担任张学济的卫兵,后来很快升至上士文书。最初几年的军中生活,正如沈从文后来在传记中所说,除清乡杀人外毫无其他成绩。第二军的军誉又极坏,1920年不得不迁徙到四川就食,结果不幸与当地军队发生冲突,全军覆没。沈从文由于留守辰州得以幸存,不久便被遣散回家。

而第一军在陈渠珍接管之后,日渐振作。事实上,这也是沈从文1922年在当了一段时间警察所办事员后,决定再回军中的直接原因。在沈从文眼中,部队的面貌与两年前完全不同了:“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都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平时无事兵士全不能外出,职员们办公休息各有定时;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沈从文那时的心愿就是在这位指挥官手下当一名差弁,经过一段周折,他终于如愿以偿。

由于字写得好,沈从文被派到陈渠珍身边做书记,除了日常工作,还要帮这位统领官取书简或抄录书中的某些段落。在那间山上的会议室中,除了大量书籍碑帖,四五个大楠木橱柜中还有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以及几十件铜器和古瓷。对沈从文来说,那里正是一个学历史的地方,让他领略到了古老艺术带来的智慧。然而,对他产生终身影响的,还是这位以王阳明、曾国藩自许的上司身上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由于他那份稀奇精力,筸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

1938年6月,新上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赴湘西考察时,便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所感染:“屯边重镇,市廛中饶有中原风味,房屋整齐宏伟,为所经各县之冠。玉鍪先生居此数十年,其仁爱侠义之风,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

熔铸一地方之民间信仰,谈何容易?有意味的是,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于1924~1926年在凤凰度过的童年,恰好对应于陈渠珍的湘西自治。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黄永玉生动地描绘了陈渠珍对凤凰的影响:“表面上他不大理会山底下的事,其实他像个‘大白天’,哪里都照得着,连阴影都管。”

这位像“大白天”一样照耀湘西的地方官,到底何许人也?

湘西凤凰古城,朝阳宫内的陈渠珍展厅

 

抱残守阙的“湘西王”

与当地不少军中高层一样,陈渠珍的父亲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中博取到将军的头衔,不过在陈渠珍13岁时便去世了。少年时的陈渠珍,生活在晚清变法图存的救亡声中,考取秀才后他便决意投笔从戎,从湖南武备学堂毕业后,加入湖南新军,并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然而,那时的陈渠珍便表现出异于时人的看法,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1909年,他选择加入晚清边疆重臣赵尔丰带领的入藏军队,以抵御英国对西藏的进犯。赴藏远征的原因,除了追慕古人立功绝域的雄心,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革命党人狂放激烈的行为有所不满,在他看来,这些人“始于救国者,必终于误国”,此番远征也是一种有意避趋。

1936年,从西藏回到湖南,在长沙担任闲职的陈渠珍,有时间写成《艽野尘梦》一书,从此这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广为人知。入藏不久,陈渠珍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参加了一系列平叛战役,屡立大功。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部队发生哗变,陈渠珍被迫带领115名同乡士兵取道青海东归。由于误入荒原,在经历一系列断粮缺水的艰难困苦后,队伍到西安时仅剩7人,一路上与陈渠珍肝胆相照的藏族少女西原,不久也因病去世。这段生死考验,为陈渠珍打下一生事业的根底,凤凰同乡滕文昭读此书后,联想到他治理湘西的艰难过程,不禁感叹:“驰驱二十年,终不能舍一苦字。别有所持守,曾湘乡谓扎硬寨、打死仗者,庶几近之。”

回乡休养两年后,1914年,在田应诏的委任下,陈渠珍组织湘西军官训练团,开始着力整顿部队。这位有过实战经历的教官,更加注重将兵士塑造成能够思想学习的独立之人。他后来写给士兵们所看的《军人良心论》,全书以问答形式结构,共181个问题,从第一个问题“天地为甚么生万物”开始,完全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修身之志之书。陈渠珍那种道德化的带兵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素来敬佩的曾国藩。在回答如何保持良心的问题时,他说道:“人生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良心。良心是天赋于人,‘不学而能、不虑而得’的。至于‘富贵福泽,不过是厚吾之生’。与人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在这样的教化之下,1922年的沈从文才感受到军队的气氛焕然一新,有了新的希望。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作为战略要地的湖南,受害最深。如何保护湘西免受南北军阀的蹂躏,是陈渠珍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在这时,旨在对抗北洋军阀的“联省自治”成为南方各省的讨论焦点。所谓“联省自治”,正如学者张鹏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的介绍:“就是要以地方分权来代替中央集权,以省宪来约束军阀;希望人民有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早日结束中国的混乱局面。”湖南当时是“联省自治”的急先锋,一方面因为湖南近世以来有开风气之先的传统,一方面则因为湖南是民国以后所受兵祸最惨的地方。民国首任总理、凤凰人熊希龄便是“联省自治”的积极推行者,在他的督促下,由梁启超草拟的湖南省自治条例在1922年元旦开始实行。

与之相应,陈渠珍为了实现湘西自治的宏大抱负,推行一系列举措,办学校,兴实业,组织工厂,设立报馆,不一而足。作家周毅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超级读者,由沈从文到黄永玉再到陈渠珍,她为这些从凤凰走出的人深深着迷,写下《沿着无愁河到凤凰》一书。她认为,陈渠珍在湘西实行的一系列革新举措,除了沈从文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提到的阎锡山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于当年入藏军的主帅赵尔丰。在陈渠珍写的《赵尔丰轶事》中,这位有“屠夫”之称的晚清重臣,在当时的西康省进行过一系列改革,以军立威之后,马上做的事情便是办教育、做慈善。据载,赵尔丰当时在藏区分设男校、女校,对学生非常重视,有次在考察女校时,发现当地邮政局长调戏女学生,他大怒,后来在众人的求情下,邮政局长逐个向学生道歉,才免其死罪。

受赵尔丰影响,陈渠珍在湘西推出《教育案》和《慈善案》,在各县创办幼稚园、儿童游乐园,各类小学附平民补习学校。“将教化作为一切自治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同时,辅之以赈灾、救济、育婴、施药、贫民习艺所等慈善项目。”在周毅看来,“陈渠珍以敬爱的感情把湘西当成自己的家庭来经营。”

如果说用文言写作的《艽野尘梦》,尚且是自我抒怀之作,用白话写作的《军人良心论》是用来铸造军士信仰的实用之作,那么陈渠珍用百姓皆能听懂的大白话所颁布的一系列自治通告,用意再为明显不过。这位半新半旧的人物,已经意识到,自治成功的基础在于唤醒民众认识。赴京之前,在报馆兼做校对工作的沈从文,一定也看过不少类似的条例与规程:“只要不侵官府的权,凡是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各项,都可以万众一心,努力去办。有办不去的地方,本统领便尽力去帮助你们。总而言之,你们要想地方无土匪,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就要办自治。”(《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

湘西得以保有近20年的相对太平,与陈渠珍的左右腾挪、殚精竭虑密不可分。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云贵两地的护国军奉命讨袁,向湖南挺进,袁世凯派遣的部队也率部来湘西堵截。一场大战迫在眼前,为了不让湘西沦为战场,陈渠珍向田应诏献计保持中立,结果湘西军队没有任何损失,还从战场捡来枪支几千、子弹几万发。

尽管在主政湘西期间,陈渠珍所坚守的“家边人”政治,很大程度保护了湘西的稳定,但他的保守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学者姜涛便认为:“这样的‘家边人’政治,也包含了内在封闭性,造成外地流官不能下乡、基层行政被架空,以及地方建设无法顺利展开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为了避免外部势力长驱直入,陈渠珍宁愿在凤凰修飞机场,也不愿在湘西修筑铁路和公路,导致在1935年之前,整个湘西防区几乎没有修筑一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反而是1935年何键在赶走陈渠珍之后,在蒋介石的电令下,才得以全力推进日后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湘黔公路的修筑。

对此,对陈渠珍向来赞许有加的沈从文心里也十分清楚,因此后来才会在传记中带着温情写道:“这统领便是先一时的靖国联军一军司令,直到现在,还依然在湘西抱残守阙,与一万余年轻军人同过那种甘苦与共的日子。”

远客与大佬的会晤

1922年离开湘西之后,尽管沈从文写作了大量描摹湘西山水人物掌故的作品,但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则要到12年之后。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从北平启程返回湘西。经过半个月的水陆交通,于22日下午到达凤凰家中。这时的沈从文已是名满天下的小说家,个人生活上也因刚与苦追多年的张兆和结婚,沉浸在幸福之中。沿途旅程,对他来说,不啻对过往生活记忆与作品书写的一种印证,那些在船上随手写给新妇的信,后来便被改编结集为散文集《湘行散记》。

这趟旅程非常匆忙,沈从文在家中待了短短数日,他虽然也意识到湘西的某种变化,但更多还沉浸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在老家,沈从文专程去拜访了过去的老上司陈渠珍,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此刻正在陈渠珍的军中任职。

事实上,在沈从文第一次返乡时,湘西已处在大变动的前夕。不久,借追剿贺龙红军的名义,湖南省主席何键派重兵进驻湘西,陈渠珍被迫下野,部队也接受了改编。湘西独立王国的局面至此告一段落,但地方乱局也从此开启。1936年,由于不合理的“屯田”制度,湘西各地爆发苗民暴乱。无法掌控局面的何键,在1937年被迫下台,由张治中接替他出任湖南省主席。巧合的是,陈渠珍与张治中一见如故,在后者的再三恳请下,他再度出山,担任1938年4月成立的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主任。

此时,距全面抗战爆发已快一年。而在三个月前,国民政府批准在长沙的临时大学转移至昆明的计划,沈从文在北平期间编教科书的办事处也决定迁往昆明。他带着几个人先到沅陵,在大哥沈芸麓的芸庐住了三个月,并在那里接待了为风雪所阻的湘黔滇步行团的师生们。

这次在沅陵的停留,让沈从文对战争中湘西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感受与思考。正如他后来在小说《芸庐纪事》中所写,抗战初期,湘西作为后方,经济上比较繁荣,各种社会组织也被发动了起来,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另一方面,不久前结束的“淞沪会战”中,团长沈荃率领1500名湘西子弟兵,在浙江嘉善奉命阻击日军,血战过后,全团只剩下120余人,沈荃也受了伤。前方的战事,无疑给凤凰城中的百姓留下极为惨烈的印象。

到沅陵不久,哥哥沈芸麓即将当地包括陈渠珍、龙云飞在内的文武大佬,都请到家中交谈。离开十多年,沈从文已成为大家眼中一个受欢迎的远客,当地政要也迫切想听他讲讲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到的最新消息。在沈从文后来的回忆中,这次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最终让大家形成一个结论:“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的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所有湘西13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

与此同时,沈从文对以往自己对湘西的书写,也产生了一些反思。《芸庐纪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几个因战事迁徙路过湘西的学生,手里拿着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做猎奇式的游览,还与本地商贩发生纠纷。在姜涛看来,“沈从文似乎暗示,自己以往的湘西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了外来者与湘西地方的阻隔”。1938年4月,在离开沅陵之前,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透露了“重写湘西”的计划:“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这一旨在“辟谬理惑”——向外界介绍真实湘西,以增进内外团结与沟通的庞大写作计划,包括《长河》《芸庐纪事》《小砦》在内总名为《十城记》的十部作品,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写成上面三部尚未完成的作品。

另一方面,陈渠珍维护湘西地方的努力仍在继续,最后一次贡献则是在1949年11月,宣布湘西和平起义。1950年的一天,陈渠珍坐轿离开凤凰,此后再未回乡,两年后死于长沙。黄永玉曾向周毅回忆,那天全城百姓出送,一声不出,安静地目送他离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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