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羊舍一夕》

 

仨老头，黄昏的重新开始

《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汪曾祺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在作家叶兆言看来，汪曾祺后来的大受欢迎，与带有强烈政治潮流写作的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倒胃口有关。汪曾祺的走红，有个慢热的过程，他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

与汪曾祺再度写作几乎同时，即将70岁的张中行，也开始了他的琐话写作。张中行是老北大上世纪30年代的毕业生，他的散文写作始于40年代，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后，写作时断时续。只是，长期以来，对他的身份，一些人只知道他是那时红极一时的小说《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

1969年，张中行被下放劳动，两年后改造结业，根据当时的政策，回到河北香河老家，过起了真正的乡村生活。“文革”后期，张中行以临时户口身份，寄宿于北京西郊女儿家中。不久，他恢复退休待遇，继续到原单位帮忙编写语文方面的教材。尽管颠沛流离，但对于写作，他依然心不死。据《流年碎影》中的回忆，他的《顺生论》和《负暄琐话》中的一些文字，便写于“文革”后期。

谁也没想到，那些随手书写昔年见闻的篇目越积越多，最后汇集成为1986年出版的《负暄琐话》。“负暄”，语出《列子·杨朱》，取“冬天受日光曝晒取暖”之义。琐话写作，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更有《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民国学人的一代风流，许多“可传可感可念”的往事，通过张中行的杂感，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喜欢。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当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报章杂志上时，学者孙郁敏锐地捕捉到一种异样的气息，“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他像‘五四’那代学人一样，以平和、扎实、厚重的文字，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

差不多同一时期，人们惊异地发现，那个在冀中解放区以明朗、纯净的文风写下《荷花淀》故事的孙犁消失了，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时，60多岁的孙犁完全是一个沉浸在古籍阅读中的“老古董”。

“我们那会儿很多人喜欢看孙犁的读书笔记，大家愿意把孙犁作为一个话题来聊。他那么高冷的一个人，内心里还是一团火。”1986年进作协工作的陈徒手，印象最深的仍是后来收入《耕堂读书记》的篇什，在古书的阅读中，孙犁依然难抑对那场浩劫的慨叹。

“荷花淀”的影响依在。过去的小说被再印了出来。从50年代起便对孙犁的小说十分推崇的北京作家从维熙、刘绍棠，包括年轻的河北作家铁凝，都围绕在他的周围。只是，他一贯谨慎地否认了所谓“荷花淀派”的提法。1980年，在接受《文艺报》编辑吴泰昌的采访时，他回答：“记者同志，你知道，我不会狂妄到以我那么浅薄的作品，这么一点点儿成就，就大言不惭地承认有了一个什么派。我一贯是反对‘派性’的，当然这是学术。一些热情的同行们，愿意活跃一下学术空气，愿意爱好相同的同志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确实，我们冷清了很多年，也应该热闹热闹了。”

对孙犁来说，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他那时所写的小说，与过去全然不同了。他似乎走向了更深的传统，那正是借以《聊斋志异》的笔记体裁，几乎自传式写作“文革”际遇的《芸斋小说》。

80年代，是一个国门初开、各种文学思潮异常活跃的时期。那时，几个已入晚年的作家，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诸过去的人事，接续着那个久已断绝的文脉传统。阅读他们的作品，正如孙郁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所说：“他们三人的特点是，没有八股气和文人腔，文字背后有学识。这是我这代人没有的东西。我所受过的教育‘反智’的一面过多，对于历史无知，对于审美无知，但他们的文字，矫正了我的思想，让我感到，汉语的书写是有魅力的，但许多年间，汉语的表达被外在的东西抑制住了。”

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汪曾祺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 （右一）

 

张中行，诗与史的琐话

据《负暄琐话》中尾声的交代，张中行写作这些文章的念头，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正是他从干校放还家乡的日子。六旬老翁，落魄还乡，在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虽不至于干什么重体力农活，但背筐拾粪、牵驴轧场的事情，总还要做做。精神上的寂寥，则主要靠几件事情打发，写毛笔字，用旧报纸抄碑临帖；读书，所读无非是一些常见的古文。

“长期闷坐斗室的时候，正事不能做，无事又实在寂寞，于是想用旧笔剩墨，写写昔年的见闻。”那时，张中行想起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里的话：“一个人做到了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对他来说，幸而还有回忆。但在杯弓蛇影的日子里，写作的念头也只一闪而过，真正动笔要到“文革”后期。

再次提笔，浮现在张中行笔端的是读书时曾就教的一个个北大旧人：章太炎、黄节、马幼渔、马一孚、林宰平、刘半农、刘书雅等等，还有红楼沙滩附近的点点滴滴。1931年，从通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张中行考入北大中文系。正是在这里，打下他一生做人的底色。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人物中，起初他并没有写名头最大的鲁迅、胡适与周作人。他解释道：“其实原因很明显，是难于下笔，其时我还是不能改执笔时先四处看看的习惯，借《论语》的话反说，是惟恐‘远之则（己）不逊，近之则（人）怨’。”在编辑的劝说下，他后来还是加上了《胡博士》和《苦雨斋一二》两篇。而鲁迅，却始终未写。90年代，当孙郁问他个中缘由时，回答仍是写起来太难：“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从中，我们似乎不难看出琐话的某种气质。虽然写的都是闻名一时的学人，但于他自己，总要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以偿还那笔“心情的债”。

大学毕业后，张中行在中学任教一段时间，在抗战中困居北平。那时留守的还有周作人、钱玄同、顾随、马裕藻等北大旧人。40年代，他在京几乎以一己之力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约稿对象也多为这批旧人。有了这两层因缘，他与这些老人的关系，自然要比一般学生更为深切。

张中行（摄于1996年）

 

对于周作人这位“苦雨斋”的主人，张中行的感情更为复杂。困守北平时，他听闻老师要出任伪职，还曾写信劝阻。然而，老师依旧顺流而下。他后来实在活不下去，不得不找老师赵荫棠帮忙，在伪北大谋了助教的席位，同时以笔名“疑堂”在几个报刊写些时评、文化随笔之类的文字糊口。那也是他后来写作的起点。

这段生活，一直是他心中的隐痛。在《流年碎影》中，张中行写道：“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着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现顾活命……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来住伊甸园是不可能了。”

“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50年代后，周作人弟子四散，只有张中行还时去探望。在孙郁看来，苦雨斋众多弟子中，张中行可谓得其精神底蕴者：“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他后来的写作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提笔写这位老师，张中行用“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定调。如果说这属于“史”的一面，那么那些可感的记忆，可算“诗”的一面。据说，在周作人有了大官位时期，一北大旧学生，穷困之下找他谋事。也许因为多次去问，又被门房挡驾，这位学生怒气难平，站在门口大骂。不想三五天后，他得到了想要的工作。别人问他，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张中行的笔触逐渐扩大到一个时代的氛围，普通人中值得记取的片段，每每在历史中闪现诗心。80年代初，张中行去丰台乡下表弟家做客，信中说希望表弟用驴车接他，“因为推想，在农村，有驴，有车，拼凑一辆是不难的。这位表弟念过四书，可惜没念过《世说新语》，不能领会我的坐驴车之梦的伟大意义，因而下汽车一看，等待的竟还是汽车”，怅惘之余，夜里谈到幼年夏夜看驴皮影戏的旧事，总算不虚此行。

陈徒手的记忆中，老人非常容易接触，记忆力好，什么都能聊。90年代中期，陈徒手在编辑报纸副刊时，找他约稿。“很舒服的感觉是，聊天吃完饭后，他手写的一摞稿子放在桌上，篇幅都差不多，一篇两三千字，一页500字的稿纸，你可以挑。我经常坐那儿挑，他就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你挑。”

90年代后期，张中行声誉日隆。虽然从未在北大教书，不过寄居在学校女儿家中，却成为北大的标志性人物。而在许多人眼中，他仍是那个不动声色聊着琐话的布衣学者。

孙犁

 

孙犁，“无欲望状态”写作

“文革”之后，孙犁的写作始于读书笔记。不像汪曾祺与张中行，他只念到高中，便踏入社会做事。他的老家，地处河北衡水市安平县，离北京并不遥远。等他1926年就读保定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时，“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已深入人心。初中时，他已在校刊发表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他热爱读书，几乎沿着鲁迅的路径，阅读了大量史籍笔记。1978年，再次提笔，写下第一篇读书记《关于〈聊斋志异〉》，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接续的不过是过去属于目录学的读书记或藏书题跋的传统。

此时，距他发表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已过去33年，当年那位年轻的作者已成为不折不扣的老作家。

孙犁的白洋淀书写，源自1936年在那里担任小学教员时的见闻感触。用季红真的话说：“解放区出来的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从价值体系来说没有区别，因为取材的乡土环境不一样，整体美学形态也不一样。赵树理的小说属于乡土之子的乡土叙述，孙犁其实是外来人的写作，白洋淀纪事，有点带有游记性质。”

也许正因如此，或者与水的关系，使他的小说，如同汪曾祺隔着几十年时光撷取的故乡片段，带有一种清新纯净的美学风格。新中国成立初期，孙犁是名重一时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集、散文集乃至文学理论集相继出版，小说还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然而，向来谨小慎微，神经有些敏感脆弱的孙犁，很快感受到了新时代的不同内涵。50年代，诗人鲁藜因胡风案受到牵连，孙犁帮他说过一些公道话，自己也差点遭受打击。不久前的“土改”中，写作《新儿女英雄传》的孔厥，在罪名不清的情况下便被开除党籍。看到身边友朋接连受到打击，孙犁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这也是他后来在不少地方提到的那场大病。

“文革”期间，孙犁被下放学习改造，饱受凌辱，先后被抄家六次，一度触电自杀未遂。1978年，带着新时期来临的热忱，孙犁曾到北京参加过一次作协代表大会。但参会的结果让他失望，与会人物的举止言谈，让他难以安坐，很快便托辞头痛，退出会场。一度，他在给年轻作家贾平凹的信中说，自己要离文坛远些了。

不管怎样，1981年，孙犁开始写他80年代以来的第一篇小说《鸡缸》，通过写一件他收藏的瓷缸的命运，书写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际，语词之中满是命运与世变的寄寓。正如他在篇末的韵文所言：“绘者覃精，制者兢兢，锻炼成器，希延年用。瓦全玉碎，天道难凭。未委泥沙，已成古董。茫茫一生，与磁器同。”

这批后来被结集为《芸斋小说》的作品，一直持续写到1989年，几乎与80年代始终。后来的一些篇目中，孙犁索性像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一样，加入“芸斋主人曰”的感兴寄托。

这些小说，越写越淡，与散文几乎没有区别。作品发表前，编辑问他：“您这是小说还是散文？”孙犁回答：“小说！小说！”孙犁的回答，多半为了避嫌。尽管这时他的写作状态，如同小说集后记所说：“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所写都是惨痛经历，但孙犁的笔触恍如太阳底下闲谈的张中行，依然带着淡淡的温爱与理解。陈徒手谈及两位老人在80年代的写作时说：“他们对底层群众、底层妇女很理解。写底层人物没有走样，带着一种热爱去表现，这一点确实很像。”

虽然没有如汪曾祺、张中行那样大红大紫，孙犁却在80年代，以大量散文与《芸斋小说》，在那个时代留下深深的印记。理解他们的写作，则需要追溯到更为久远的传统。

1986 年，广西，汪曾祺与贾平凹（右一）、彭匈（左一）

 

新笔记体，续接古老的文人传统

1982年，北京作协召开了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陈祖芬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这也是汪曾祺的首次作品研讨会。还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的季红真，抢到了汪曾祺的题目，在会上做专题发言。她还记得，那次会议上她所提及的一个观点，“他对知识分子有偏爱，写得没有像市民人物那样鲜活丰满”，被一位已成名的批评家援引，对汪曾祺进行严厉批评。“汪先生则气得满脸涨红，憋足了中气只说出了一句话，我只是写了我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后，季红真才理解了这句话背后的意蕴：“其实，他接续起的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和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物塑造手法大相径庭，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会出现美学的误区。”

汪曾祺对小说写作的路数，向来自觉。40年代初学写作，受伍尔夫等西方意识流的影响，他写出《复仇》《待车》等作品。及至聆听沈从文关于“贴着人物写”的教诲，回头找到自己熟悉的家乡题材，便有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引起关注的作品。

80年代，汪曾祺接着写故乡高邮，评论者从中读出从周作人、废名再到沈从文的京派文学传承。据说，当研究者严家炎把他归入“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汪曾祺很是得意。

1992年，汪曾祺在《随笔写生活》一文中，谈及在80年代已为人们关注的“新笔记小说”。他追溯中国古代小说的两个传统：唐人传奇与宋人笔记。前者作为士子应举前给考官看的“行卷”，有意为文，追求情节曲折，文采华丽；后者则多是写给朋友或自己看，是无意为文，故而文笔平实朴素，而自有情致。新笔记小说所继承的，正是宋人笔记的传统。在此文中，汪曾祺将孙犁视为“新笔记小说”的代表，跟随其后的还有何立伟、阿成与贾平凹。

“新笔记小说的作者大都有较多的生活阅历，经过几番折腾，见过严霜烈日，便于人生有所解悟，不复有那样炽热的激情了。相当多的新笔记小说的感情是平静的，如秋天，如秋水，叙事雍容温雅，渊渊汩汩。”这段用来描述孙犁的话，同样适合汪曾祺自己。

早在1984年，孙犁的《读小说札记》中，便谈及汪曾祺的《故里三陈》，并评价说：“它是中国传统写法，外国作家亦时有之。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带着自嘲与自己的小说做了比较：“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

两位老作家此间互相推崇，其实他们都爱读六朝以来的文人笔记。80年代中期，“新笔记体”小说提法的出现，事实上正缘于他们的小说创作。

李庆西在1987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中写道：“这种新时期勃兴的‘新笔记小说’，起初是从一些老作家那儿开始的。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里杂记》《故里三陈》，直至近前的《桥边小说》，都是开人眼目之作。”

尽管张中行的琐话系列，难以纳入“新笔记小说”的范畴，但其接续六朝志人传统的写作风格，早已被指认为“当代的《世说新语》”。琐话中诸如《家乡三李》《汪大娘》等篇什，更与汪曾祺、孙犁写乡村人物的小说，别无二致。

“笔记小说一直是文人写作的正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说书的故事性被突出，笔记的文体被遗忘了。将笔记小说传统和诗文传统糅合在一起，孙犁和汪曾祺的作品都是这样。晚年的孙犁，干脆去掉故事性了。《芸斋小说》从语言到叙事方式，都比较彻底地回归了笔记体。”季红真说。

有趣的是，正是在这几位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那里，笔记的古老传统，重新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他们作品走红的背后，正如季红真所说，是在社会大动荡后，一种向传统回归的意识，与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某种意义上，笔记体的出现，和寻根思潮是一回事。也许正因如此，它们看起来那么旧，又那么新。

文本传统的接续，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或许是他们写作所指向的，背后那个早已支离破碎的伦理传统的回归。

孙犁写于1981年的一则小说杂谈，恰好说明了这点：“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也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间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