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每人1万港元，美国中低收入每人1200美元，加拿大因疫情失去收入的人每月2000加元紧急救助金。疫情面前，全球现金大派发，杭州市也在内地第一个派发了消费券。与此同时，专门为抵消疫情影响的特别国债也将发行。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发钱来抚平病毒的阵痛，并以此拉动消费？

至今，全球已经有15亿人口被居家隔离，因此失业的人口不计其数。在美国，申领失业的人口一周内激增到300万，创了纪录，大萧条时期一周新增人数也不过才90万。美国为什么会先于救企业提出向民众发钱，其实不难理解，美国的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在西方国家中是较为脆弱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还不足20%，绝大多数靠企业或个人购买的商业保险，另有约10%的美国人买不起任何保险。而存款方面，虽然平均每个家庭有将近20万美元的存款，但贫富悬殊，有一半的人是没有任何存款的。美国这台巨大的消费和创新机器得以运转的前提是高度竞争的职业环境、低失业率和源源不断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一旦现金停止流入，美国人特有的超前消费观和低储蓄就会无限放大危机。如今的突发事件无疑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同时冻结了美国的经济活力，尤其是需求方面，那些从事着低收入服务业的美国人受到了最严酷的冲击，显得尤为脆弱。

相对于美国，欧洲国家社会福利相对完善，国家财政政策还受到欧洲央行的约束，可疫情之下也开始大规模派钱。不过和美国全国“撒钱”不同，这里的补贴是有针对性的，如德国认识到中小企业以及个体户受损害最多，就决定给小企业主、个体户补贴，每月9000欧元，为期三个月。英国也类似，政府直接承包了失业人员80%的薪酬，期限至少三个月。同时，政府还给予餐馆酒吧等企业补偿，以换取它们主动歇业，防止人员聚集。

“派钱”以抗击疫情，我们可谓是先行者。减少企业公积金缴费、减免中小企业增值税、允许企业暂时按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工资等等，为保障企业元气，政府给足了政策。如今又将发行特别国债，拿出真金实银帮助企业和国民渡过难关。但在“新基建”和“国产替代”等的喧杂声中，特别国债的“经”还是要注意不被念歪了。疫情期间国内的“铁公基”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若此时还呼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这样的方式增加国民收入，未免“远水不能解近渴”，还浪费了资源。若再呼吁加码投资特高压输电线或芯片，则更不相干；5G通讯建设虽然是产业的大方向，但在全民宅家的重压下，4G网络并没有“掉链子”，孩子们还是能比较畅快地上网课的。疫情虽然凸显了某些行业作为朝阳产业的前景，但那是市场的事。

因为社会保障还不够发达，国人有着储蓄现金的传统，突发事件前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问题在于，疫情过去两个多月了，面对复杂的局势，中低收入者的储蓄正在迅速消失。疫情的第二阶段，国内开始复工，可海外的订单突然消失了。除了医疗行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继服务业之后，制造业也遭遇到了麻烦，并且是需求源头上的断流，减税降息于事无补。这些外向型企业面临的是和服务型企业同样的问题，房租水电和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一个环节断了，未来就再难翻盘。当务之急就是保工作、保企业、保护完整的产业链。